ｗａｎｄｅｒ／ｗｏｎｄｅｒ－ｌａｎｄ

本文為《動物農莊》（Animal Farm）中文版（2006，商周）之推薦導讀

(照片攝於西班牙巴塞隆納，2004年初秋)

「在知道子彈正巧穿過脖子的那一瞬間，我覺得自己這下肯定完蛋了。我從來沒聽過任何人或動物被子彈從喉嚨正中穿透還能活下來的。血沿著嘴角滴下來…眼前的一切都模糊不清。」

1937年五月某日破曉時分，在西班牙韋斯卡戰區的壕溝內，一名哨兵於換班交接時中彈，他叫艾力克‧布萊爾，是英國兩千多名自願前來參與這場反法西斯戰役的其中一位。當時他才新婚週年，且剛出版一部關於北英格蘭礦工貧困生活的深度報導，開始受到英國評論界的注目。「喬治‧歐威爾」是他的筆名，也是他於1930年前後在倫敦自我放逐、流浪街頭時所用的假名。

在《向加泰隆尼亞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 1938）的倒數第二章裡，歐威爾詳實記錄了自己差點喪命的經過與心情。儘管寫來一派輕鬆（一開始他竟然說中彈的過程「十分有趣」），顯然是他一貫的黑色詼諧筆調，但讀來還是令人驚心動魄，捏把冷汗。子彈的確射穿了他的喉嚨，但就差那麼幾釐米，幸好避開了頸椎和動脈，否則世人就無緣得見日後那座「動物農莊」的荒謬變貌。

然而，這場捍衛西班牙社會主義民主政權的戰役，真正讓歐威爾感到極大挫敗的，並非自己在鬼門關前走那一遭，或最終仍讓佛朗哥法西斯叛軍得勝，而是來自左派陣營裡的同志鬩牆，及其卑劣而殘酷的內鬥手段。從歐威爾的紀實書寫中，一開始我們看到初抵西班牙的他，是如此讚頌左翼志願民兵組織中的平等共享，其堅定的社會主義信念表露無遺。然而越到後面就越令人不寒而慄，「同一國」內部的權力競逐與險惡鬥爭，較諸日益緊繃的外部戰事更加危險。

握有統領和宣傳大權的共產黨，受到蘇聯史達林政權的控制，在內戰如火如荼之際，竟一再對歐威爾所屬的「馬克思主義聯合勞工黨」（被類歸為托洛斯基派）進行攻擊：貼標籤（「法西斯同路人」）、扣帽子（「和佛朗哥叛軍密謀」），先透過法律和文宣加以定罪，然後將幹部們一一逮捕入獄、甚至暗地處決。極其諷刺啊！他們最終竟是遭到「同志」所害，而不是被法西斯敵人所殺。

當並肩的情誼變成了互鬥的猜疑、甚至無情的殺戮，左派其實開始向右傾斜，同志根本不再是同志，而革命的理想也跟著迅速埋葬。親身經歷了這一切的歐威爾，面對當時歐洲主流的「進步論述」—認為蘇聯的嚴酷專制是建設社會主義國家「不得不」的必經之路，他內心充滿了矛盾與不安。在返回英國的接下來十年裡，歐威爾就一直思考著如何透過創作，摧毀這個「蘇聯迷思」，讓社會主義的理念及行動，從史達林威權統治下的禁錮與扭曲中得到解放。

於是，他採取了最平易近人的書寫策略：一個詼諧諷刺的寓言體，而且篇幅不能太長。1945年，《動物農莊》出版，佳評如潮。時值歐威爾以記者身分再次前往歐陸，見證了納粹德軍的潰敗；然而當年在新婚期間隨之共赴西班牙內戰的愛妻，卻在英國病逝。面對喜悅與哀傷的交織，世事與家事的兩難，在那樣一個巨變的年代，人或許渺小，但卻因作品而偉大。

動物農莊裡的角色設定極為鮮明，歐威爾並不過於隱誨，似乎就是要讓讀者們能直接聯想，將當時蘇聯社會中的各色人等一併對號入座加以檢視。例如只出場一幕但卻激動民心的「老少校」，是啟蒙者卻來不及參與和反省革命的列寧（或可上溯及馬克思）；兼具個人知性魅力與溫暖同志情誼的「雪球」，是主張不斷革命論但遭鬥爭流放的托洛斯基；至於豢養眾多惡狗、致力於剷除異己、擴權獨裁、最後甚至「人模人樣」與敵同謀的「拿破崙」，毫無疑問當然就是史達林。

而在情節安排上，歐威爾除了具備所有優秀小說家都有的絕佳說故事能力，更具有一種如Wright Mills所倡言之「社會學的想像」（sociological imagination）。在每一個短小的篇章裡，關於獨裁者的各式統治技倆、如何「以革命之名行反革命之實」，其描述都相當犀利精準。

比如說，在面對內部成員產生質疑或提出挑戰時，統治者就會提醒「有一個外部強敵正虎視眈眈」（如瓊斯先生），從而訴諸團結向心；當大家生活困頓、無助徬徨時，當權者就藉由興建「偉大」工程（如風車）、舉辦大型儀式慶典遊行等群眾運動，來彌補群眾的失落；如果有人質疑分配不均，就會出現「統治菁英的勞心工作如何辛苦以致於需要較多酬報」的論述；而例行性的提示數據，證明「現在比過去更好、或即便現在仍沒有很好不久將來也一定會好轉」，則是一貫的宣傳洗腦用語；至於竄改歷史，將不受當權喜愛者入罪，或者逕行修法（如七誡之增刪）讓受質疑的統治者脫罪，更是粗暴但常見的威權治術。挑出這些書中例子，我們很難不進一步聯想到中國文革、以及戰後台灣政治發展中的對應怪象，而這正是《動物農莊》之所以能歷久彌新、四海皆準的傳世之處。

這是我第三次閱讀《動物農莊》，內心仍波濤不已。依稀記得，在1990年六月的某個夜裡，我坐在搖晃開回輔大的公車上，就著昏暗燈光從老上校激勵人心的穀倉演說開始讀起。那時我大一，連二十歲都未滿，不久前才參與了三月野百合和五月反軍頭組閣兩大學運戰役，是會在每一本筆記簿扉頁都寫上「全世界無產者團結起來」的那種衝鋒少年。車程有些遠，一路下來也就看了三分之二。動物農莊裡當權豬仔們「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嘴臉令我笑不出來，我不可避免地想到自己前刻才剛從一個學運集會中逃離，某些夾雜艱澀術語所進行的指控、訕笑、猜忌、套問、甚至驅逐的「批鬥」場面，對一個過度天真的革命菜鳥而言實在消化不良。

不過我後來並沒有因而犬儒卻步。我鍾愛歐威爾、米蘭昆德拉、村上春樹等小說家對不同時空裡革命行動的反思，但這些作品終究無法綁住我仍期望自己認真走過一遭的雙腳。我總覺得：引人發笑的嘲諷荒謬，其實是深沈的反省姿態。讓人無奈的感嘆失望，其實是最熱切的期待語調。表面上，《動物農莊》是不再信任所謂革命理想的犬儒主義，但骨子裡卻仍充滿對社會主義人道信念的基本堅持。也因此，這部作品一直是自己革命幻想裡最尖銳的提醒，也是挫敗經驗中最溫柔的救贖。

至於我第二次進入《動物農莊》是在1998年了，那是我即將負笈英國的前刻，剛好在整理書櫃時發現，忍不住就讀了起來。那一次的閱讀感受遠比第一次更為複雜強烈，大概是因為在那幾年裡，我從一個關心政治與社運議題的研究生變成了當時在野而今執政的黨的政策幕僚，然而卻又在一年深入的實務參與後，帶著滿身的無力與滿腦的疑惑離開。我只能說，自己似乎看到了它即將盛開，但也即將腐敗。就像是小說結尾那令人驚恐的一幕：豬抬起了前腳，開始學人走路。

後來我在英國陸續讀了歐威爾的其他作品及其傳記，慢慢發現若將之與《動物農莊》串聯來看，或許焦點就不再只是令人氣憤作噁的豬仔角色，或將故事機械式地對應時局予以嘲諷，更不是訴諸龐大而無奈的人性解讀。相對於這些悲觀傾向的閱讀心情，我其實更想在歐威爾既尖銳又幽默的筆觸中，找尋他獨特的社會哲學與生命情調。或許可以這麼說：抗拒社會的定型僵化與集體控制、要從這裡頭尋求真正解放的可能，就是歐威爾創作與生活的基調吧。

而今，又一個八年過去，三度「重返」《動物農莊》，我已三十四歲，恰恰就是歐威爾他在西班牙遭法西斯彈擊與共產黨夾擊時的年紀，放洋多年後我終於回到了這個既想擁抱又想逃離的祖國原鄉。我暗自發願（並揣想歐威爾應會同意）：島嶼上的「動物農莊」如果已是一座革命廢墟，那我們就該試著在瓦礫中尋找會發新芽的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