ｗａｎｄｅｒ／ｗｏｎｄｅｒ－ｌａｎｄ

有人問我一個「五年級」的問題：反「世代」建構宣言

（台灣日報，2002/05/27）

前陣子，有個二十幾歲的朋友問我，什麼是「五年級」啊？為何最近一年來常在網路和報紙上看到這個詞？我想可能有許多在台灣的「文化圈」朋友會覺得這問題實在有點不上道，並暗自譏諷這些「年輕人」對文化出版情報的生疏。而這竟也同時讓我想起偶爾會聽到有人回憶起所謂「學運世代」的二三事，並傷逝著理想與熱情的過去（反省自己，有時難免亦會如此）。然而，當諸如此類充滿世代認同（generation identity）氣味的論述越來越濃，我潛在的「反認同建構」意識卻也跟著滋長。

或許可以這麼說，這本書和這個名詞，作為一種世代的認同型塑，展現了這群「三十而立」者（Thirtysomething）正努力地（或者，某種程度「已經」）在台灣社會的論述空間（discourse space）裡取得相當顯著的權力∕發言位置。

透過個體∕集體回憶的書寫，建構出懷舊而感傷的氛圍。透過特定時空所產生之特有的生活文化消費習癖（habitus）等的細膩回溯，營造出一種比四十世代有主見也有「文化」、卻又比二十世代有「品味」有「good old days memory」的三十世代（「五年級同學」）自我標示。

讓我們再從同樣引起話題的《BOBO族：新社會菁英的崛起》來看上述現象。我想說的不只是這本書的文本（text）本身，而是文本的脈絡（context of the text），尤其是如何在台灣被翻譯出版、並建構行銷對象的過程。簡略來說，該書的英文原版其實頗具批判色彩，甚至嘲諷了嬉皮如何變成雅痞、布爾喬亞（BOurgeois）如何吸納波西米亞（BOhemia）生活風格。但是到了台灣「所謂的文化圈」，書裡頭犀利的批判言詞被架空、被有意無意地包裝轉化成一種所謂三十世代獨特的認同形式：一種有一點點批判、一點點懷舊、一點點感傷、一點點不滿、一點點理想、一點點頹廢... 從而，大開大闔的批判被巧妙地藏來起了，剩下的是什麼都一點點的無重量閱讀經驗。

於是這本書變成了某個特定「世代」與社會階級集體的一種救贖、一種耽溺、甚至是一種自戀。至於作者原有的某些自省氣味，就不是這麼重要了。

後來我又看到《數位時代》雜誌那期「探索三十世代」的專輯，這種感覺更是強烈、而且讓我有種說不出的奇怪無力感。

之所以說是「奇怪的無力感」，是因為我其實也已剛來到「三十世代」，坦白說裡頭有許多描述確實也讓我頗「有感覺」。但問題是，我卻又不斷告訴自己，我為何要被納入這樣的世代認同建構？就憑幾句感傷的Thirtysomething talking，就可以把我（們）放在一個比四十或二十世代都「特別」的發言位置嗎？為此顧影自憐或意氣風發的實質意義又是什麼？

不斷地論述「三十世代」，對三十世代以及「非三十世代」人們到底意味著什麼？如果回憶指向的是一種有行動能量的反省，那很好。問題是，如果只是不斷地拿來消費、拿來自我標示藉此與人區隔，那這種認同建構不要也罷不是嗎？！

所以當許多「五年級同學」們不斷地說自己與二十世代的新新人類和四十世代的過時中年有哪些差異以致於夾雜其中有哪些尷尬時，我更覺得有些好奇的是，那麼對於像我這樣1971（民國六十年）出生，剛好就卡在三十關卡的人來說，釐清所謂「五年級」和「六年級」之間的銜接、斷裂與協商的心情，似乎比那些反覆述說、聆聽或交換「五年級」記憶來得重要吧。

事實上，因為大多數人都處在相對「清晰的」社會位置（例如男的或女的、「五年級」或「六年級」等），也就是說是可以用「either/or」的認同定義來區分的，所以像是此類飄散「三十世代」氛圍的書寫和言說，就很容易擄獲並凝聚很明顯就落在「這個族群」的人心。相對的，那些夾雜在兩種清晰社會位置、「neither/nor」的人（例如不男不女、或不五不六），她/他們其實更複雜的感知、心情與思考卻很難被細膩對待。

再舉一本前陣子同樣頗具話題的書《學運世代：眾聲喧嘩的十年》為引子。基本上，從大一靜坐中正廟、大二佔領火車站、大三立院反核四…，客觀來說我似乎是屬於「學運世代」的。但是，我卻很不喜歡學運被視為一種「世代」這樣來論述∕抒寫。就像我非常受不了只不過大我兩三四歲、早個兩三四年開始「搞學運」的某些「前輩」，老是「感嘆」現在的新新人類學生不太關心社會政治、「學運再也動不起來」（雖然這些「前輩」還是將「後輩」的我當成是昔日夥伴，換句話說，我是學運世代列車的吊車尾，還屬於他們口中的「我們」）。在這種耽溺good old days的氛圍裡，「學運」變成了是一種特定「世代」的、特別「眾聲喧嘩十年」的圖騰。「學運」變成了理想而美好的「過去完成式」，僅供緬懷憑弔。

問題是（就像上述那種「不五不六」的心情）：那些處在學運世代、「眾聲喧嘩十年」裡，支持學運卻不見得成為「學運份子」的人；或者那些在「後學運世代」，雖很少再有機會經歷「大場面」但卻仍默默參與的人；他們的聲音何在？難道說，不在學運「圈」、不屬於「那個世代」、不跟著「眾聲喧嘩」，但其實又非常且持續地關注（以各種不同參與形式介入）公共事務的人，他們差異多元的聲音就不應寫入歷史嗎？我想，應該不是這樣吧。

認同（identify，請注意我用了動詞而非名詞「identity」），是一個很複雜的社會心理過程。一方面，因為認同，「我們」共享了「我們感」（our-ness），這是很美麗而溫暖的聚合感覺。但另一方面，因為認同，因為有「我們」，所以我們必須認「不同」、必須區隔「他們」，而當這樣的原始驅力透過不對等的社會權力在作用時，一切就不見得這麼融洽美好了：「我們」開始變得耽溺甚至自大，「他們」也變得相對負面而難以理解；「我們」因為掌握發言位置而可以定義品味與價值，「他們」則因為在「定義」的排除下，相對失聲。於是，很弔詭的是，溝通—這個原本是一切書寫與論述的中心主旨，在認同建構的過程中卻逐漸萎縮。

還記得前年因為工作需要我寫了篇個人自述放在某出版集團的網頁上，裡頭我說自己「生理年齡接近而立，但心理年齡卻經常滑動：向下加或向下減二十歲」。如今，我剛跨到三十，但這樣的「滑動」卻始終未變。我可能有很多別人給我的界定和我自己想要的歸屬，但我同時卻又不願意因此「就範」成為帶有「我們/他們」界線的某一個「圈子」、某一個「世代」、甚至某一種性別與國族裡的一份子。我對「在那裡頭」（inside）的想望，遠低於「在這之間」（in-between）。

我是∕不是五年級卻也是∕不是六年級、是卻也不是「學運世代」、是卻也不是「男」的、是卻也不是「台灣人」、是卻也不是「知識份子」、是卻也不是「作者」…

我唯一能確定的一點是，努力擺脫著僵化身份與認同建構的我，或許是相對自由的！

《五年級同學會》書介
《BOBO族：新社會精英的崛起》
《學運世代：眾聲喧嘩的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