ｗａｎｄｅｒ／ｗｏｎｄｅｒ－ｌａｎｄ

（自由時報，2002/8/27）

老鷹酒吧，是我們每回課後的續攤。其實我不太喝酒，但因此能聽到享譽國際的亞倫教授哈啦他的各地見聞，卻相當有趣值得，比起他那令人昏昏欲睡的講座，讓我更加期待。

那一晚，克理客和華生這兩位老鷹酒吧的常客，對著在場搞不清楚狀況、醉成一片的大夥，神秘又激動地宣佈：「我們剛剛發現了生命的秘密！」時值一九五三年，劍橋的生化研究陸續有重要的突破。但誰都沒料到，在那個酒吧所初次公開的東西 — DNA分子結構，卻足以改變整個人類的生命歷史。

九年後，這兩位科學家共享了諾貝爾獎的殊榮。DNA所啟動的科學革命一波又一波地推進。當然，那尋常的酒吧也跟著水漲船高，慕名而來的觀光客，將此處當作是白天朝拜牛頓的蘋果樹之後，入夜的又一傳奇瞻仰。

不過，在眾人歡呼讚嘆的神話背後，在遙對酒吧的實驗室中，卻有著另一段令人神傷、甚至憤恨不平的故事。其實，發現DNA的，不只這兩位男性科學家，還另有一位被刻意遺忘的認真女人—富蘭克林女士。在那個女性仍備受壓抑的年代，鎮日埋首實驗室的富蘭克林，卻始終無法以自身之名打入清一色由男性主導的科學領域。克理客和華生固然在關鍵推敲上作出無庸置疑的貢獻，但富蘭克林的研究卻提供了他們建構模型不可或缺的基礎。而這一切的「合作關係」，卻始終不為人知。

就在老鷹酒吧那場激動人心的發現宣稱之後五年，富蘭克林罹患卵巢癌過世，當時她才三十七歲，正值科學家的顛峰燦爛時期。我們可以想像，當克理客和華生四處演講，受盡學界推崇之際，從未被提及、也無法與他們平起平坐的富蘭克林，是多麼的孤獨。直到她過世之後，諾貝爾獎仍舊與她無緣。她徹底地被遺忘。

五十年後的今天，我翻著甫出版的富蘭克林傳記，英國各大報的書評紛紛為文給她「平反」，在劍橋的書店甚至還賣到缺書。我走過老鷹酒吧，暗紅色的歷史簡介牌子仍舊驕傲著「DNA在此發現」的傳奇。但我更希望有一天，我親愛的同學或師長，她（他）們將興奮地於此宣稱：「我們發現了兩性真正平等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