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illiancy

虹庭是我的大學同學，最好的幾個朋友之一。最近一次看到她是去年8/24屋頂音樂節，那時她留著一頭俐落的短髮，化著淡淡的妝，穿著最愛的大地色系衣裳，飄逸的裙擺正好落在膝上，身軀旁卻多了兩隻拐杖，如同鍬形蟲的觸角般，挾持著她踽踽前行。儘管如此，她的神色裡看不見任何病痛，大聲說話大聲的笑，我還以為經過一段時間復健後，她就會跟醫院說拜拜。

演唱會之前，我們在咖啡店裡小歇，聊的盡是報告、論文、畢業之類的話題。「你想找怎樣的工作？」 我記得她說，她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麼，如果可以的話，想往廣告或公關公司發展。和大學時的回答幾乎一模一樣。當初念研究所，某種程度上算是逃避找工作的壓力，如今研究所都快念完了，能逃到哪去？後來我們上到屋頂，開開心心地聽完三個樂團的演出，暫時忘記了學業、工作、那些不願面對的壓力。拐杖靜靜地擺在椅子旁，好像從來不屬於誰的。

兩週後我回到紐約，由於時差的關係，我很少在網路上遇到她，只能從不定時更新的部落格得知近況。據說她前幾天削去了長髮，頂著個帥氣的小平頭，等待化療將她變成一個小尼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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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的直屬學長在雪城念電影，這是他唸過的第二間研究所。我常常笑他在收集學位，南藝念一半就休學，這回也不知何時畢業。

以前我對他的印象是低調的左翼青年。他的校園生活像隱修者一樣出世，和同學、學弟妹之間都非常疏離，偶有機會聊天也不出三分鐘就畫下句點。然而他的校外生活卻是積極入世的，一天到晚跑社會運動、扛著攝影機上街頭，像苦行僧一樣行腳台灣。每每電視上出現什麼抗議遊行，我總會注意一下有沒有學長的身影。我一直認為他是系上最投身社會、關懷弱勢的「有為青年」，以為他畢業後必定加入什麼NGO組織，就算沒錢、就算勞苦、就算遍體鱗傷也會堅持下去。

直到身在紐約，我們才變得比較熟稔。不知是他謙稱或者事實如此，他說我過去許多印象都是一場美麗的誤會。前陣子，他寫了一封信給大學老師，告解似地感嘆自己年近28卻還在當學生，不知道拍紀錄片的意義為何，對未來前途一片茫然。他轉述老師的回信給我聽，他說對他而言宛如當頭棒喝。

「...維持一種清醒理性的熱情比較重要，先把那個保持住，不要悲觀得犬儒了，那就什麼都別談了...」

「...請不要出國了還用台灣式的時間表或計算方式在評價這些概念，多看看別人看待生命意義的角度、或計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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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使是大我一屆的學姊，還記得這個暱稱的由來，是因為她單純地像個天使，成績好、參加崑曲社、擔任合唱團伴奏，「不食人間煙火」這個形容在她身上一點都不誇張。阿使的家庭非常保守，直到大學還有11:00點的門禁；來到美國，終於讓她逃離家庭的掌控，(相對)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

在紐約待了三年，阿使還是阿使，唯一不同的是，多了一股堅強的韌性。她說，全盛時期自己一共接了三個part time job，擔任博物館和美術館的接待員。儘管不是正職，每週六天、每天八小時的時間，倒也和上班族相去不遠；下班後還要吸收許多知識，並把這些知識化為流利的演說、介紹給川流不息的遊客，加起來幾乎佔去生活的全部。阿使說，在這裡充滿各種挑戰，偶爾還有空閒（雖然我根本無法想像那空閒是哪裡擠出來）參加小劇團的演出，讓她覺得很充實、很快樂，一點也沒有想回台灣的念頭。

「也沒有想過要找一個穩定的工作嗎？」話一出口，我就覺得自己問了一個很愚蠢的問題。「現在的狀態可以學東西、又有收入，就這樣一直下去也沒關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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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庭有兩個生日，一個在二月、一個在四月，一個是身分證上的日期、一個是實際出生日，因為媽媽報戶口的時候說錯了日子......我希望她在生日的時候就回復健康的模樣，等我回到台灣的時候照例約在師大夜市吃飯。這次我想換個話題，聊些快樂的事，未來計畫就是做些讓自己快樂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