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illiancy

Dick Fontaine，當前英國最重要的左翼紀錄片工作者，從事導演、製作人等工作四十餘年，也曾經是位爵士樂鼓手，因此他許多著名記錄片，都是透過音樂傳遞政治意義，包括受到今年「流浪之歌音樂節」邀約映演的五部作品：【瘋狂樂音】（David, Moffett, and Ornette）、【噪音？樂音？】（Sound??Rahsaan Roland Kirk and John Cage）、【誰是桑尼‧羅林斯?】（Who Is Sonny Rollins?）、【嘻哈歷史】（Beat This! Hip-hop History）、【爵士使者】（Art Blakey: The Jazz Messenger）。Dick Fontain並非黑人，也不是出生於工人階級，這位左翼知識份子擁有良好的中產背景，並曾任教於英美許多知名的影像學院。他的作品精采，不論是音樂題材視覺化或將影像語言節奏化，都靈巧地讓元素達到最生動的溝通方式；他也經常尖銳地批判六零年代以來的左翼傳統－過度浪漫以致於虛無或犬儒，對Dick Fontaine而言，藝術是透過反抗的想像，達到政治的精神，而「說實話」就是一種反動、而紀錄片就是一條「說實話」的途徑。

訪台期間，Dick Fontaine除了出席映後座談，在政大傳院劇場、南藝大音像大樓、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也有幾場演講。十月七號下午的「歐洲論壇」專題：「紀錄片能改變世界嗎？」是他最後一場公開活動，整整三個半小時的演說與十部影片(節選)分享，實在令人大呼過癮。

《持攝影機的人》（Ｍan With A Movie Camera）－從此我們看見世界

Dick Fontaine從影像史談起，探討藝術的目的究竟該反映現實或反映想像。

一八九五年，盧米埃兄弟發明了攜帶自如的「電影機」( Cinematographe)，開創影像即時保存的技術；同年底，第一支公開放映的短片《火車進站》，在人們眼前轟隆駛來，嚇得許多觀眾倉皇逃跑，從此，以寫實主義為根基的紀錄片，開始對應世界的樣貌。

一九二九年，Dziga Vertov創造了「電影眼」（Kino—Eye）理論。站在攝影機的肩膀上，他相信鏡頭所見比肉眼更為真實，他曾批評小說是鴉片、是中產階級藝術，使人自滿於現狀，不具深度思考的價值；他相信透過攝影機取代雙眼，才能擁有全知觀點、揭露世界的全貌，避免人們遺忘歷史，並能從中提出質疑，進而思考未來。

呈現真實，正是介入世界的開端。

《意志的勝利》－從此我們改變世界的觀點

真實電影看起來直率、公正，但透過拼貼的技法，卻創造新的影像語言，傳遞作者主觀的思想。

一九三六年，德籍女導演Leni Riefenstahl應希特勒委託拍攝《意志的勝利》（Triumph of the Will）。她透過希特勒座機自雲端降落的的宏偉氣勢、人們夾道歡迎的熱情擁戴，成功美化納粹形象，加強德國人民戰勝的信心。Riefenstahl說，她只是站在紀錄者的角度再現當時場景，但顯然有人提供舞台背景與特權予以她發揮的空間，有意識地操弄民眾的思想。

針對這部深具爭議性的影片，Dick Fontaine不斷提醒現場人們，不要將「納粹」過分妖魔化，該譴責的其實是戰爭本身。

當時，《意志的勝利》被許多國家列為禁片，美國總統羅斯福希望有人能出面扭轉本片形象，於是西班牙超現實主義導演Luis Bunuel宣稱他能利用既有的元素剪輯成意義完全相反的樣貌，但法國現實主義導演Jean Renoir卻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事。兩人最後合作完成一部二十分鐘的影片，但後來遭羅斯福禁止放映，所以這部「傳說中」的片子，連Dick Fontaine都沒看過。

《Listen to Britain》－你從哪裡來？說著什麼樣的語言？

同樣拍攝於戰時、用來鼓舞民心，來自英國的《Listen to Britain》卻呈現歌舞昇平的氣氛，軍人擁著美女共舞、觥籌交錯談笑間，戰爭彷彿在無需憂慮的遠方。

紀錄片何以能觸動人心，往往與其民族性有很大的關連，這樣的表現方式不可能出現在嚴守紀律、重視榮耀的德國；同樣的，高呼口號的激情也對優雅而驕傲的英國人民無效。

《Year Zero》－「偷悲者」的癮頭與成效

不僅戰亂是紀錄片導演感興趣的題材，災難、飢荒、邊緣人…所有苦痛都是關注的焦點，這是藝術家的一種本能，身負拯救世界的欲望，窺探那些幽暗的角落，賦予如詩如畫的淒美意象。

忘了Dick Fontaine用怎樣的名詞，但力昕師叫它做「偷悲者」。

令人擔憂的是，這些紀錄片工作者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他是否利用了人們對悲劇的幻想，做為販售的利益，讓有錢人得以邊吃晚餐邊欣賞飢餓的人們無助的臉孔？貧窮、痛苦對局外人來說，都具有一種難以言喻的孤絕美感，感嘆的同時也展現了人道主義精神、展現入世的關懷，彷彿將自己提升到另一種層次。

當然，這些偷悲者有時也確實為這種「異國情調」帶來正面的助益。一九七五年，紅色高棉進軍柬埔寨，開始專制殘暴的統治，史稱為「元年」（Year Zero）；一九七九年，John Pilger以報導方式記錄了赤柬時代中止後的柬埔寨。走過髒亂的市集，走進不見天日、毫無隱私的難民營，鏡頭下是勞動的人民、共用的污水、殘破的布仍得洗淨繼續使用，那裡沒有音樂、沒有娛樂、沒有學校、沒有錢，但光著身子與腳丫的孩童卻保有天真的笑容，展現蓬勃的生命力。

《Year Zero》在美國播出後引起廣大迴響，募得六千多萬美元的善款，全數捐給柬國人民重整家園。

有趣的是，片中出現的難民營在戰前原是個攝影棚，如今，當John Pilger帶著攝影機走進此地，這裡究竟是攝影棚還是難民營？

《葡萄藤下我聽說》－聽，說了什麼？

這是Dick Fontaine一九八二年的作品，引用自著名黑人靈魂歌手Marvin Gaye經典單曲，敘述美國黑人六零年代以來的的公民權運動，背景是全美國保守勢力最強悍的德州。

政治議題經常是紀錄片關注的題材，特別在族群平等的宣揚上。局外人如何為另一個族群發聲？他的距離和位置該保持在哪個界線？

我想像著某天某位大陸導演拍攝台灣努力爭取國際舞台的艱辛路途，真是夠感傷了！

《你所不知道的政變》－真實?片面真實?或偽造?

二○○二年四月，一場短暫的政變撼動整個美洲大陸。

委內瑞拉軍官試圖率領反政府群眾罷黜總統查維斯，平靜的街頭抗爭卻演變為暴力衝突。透過CNN新聞網，觀眾看到查維斯的士兵在橋上朝百性掃射，有人死、有人傷，一場流血政變就此展開。這段殘酷的新聞畫面，當然引起大眾強烈反彈，紛紛向叛變者靠攏，但不久後，有部紀錄片指出這段影片是捏造的。

兩位紀錄片工作者拍攝了新聞中沒有呈現的角度－從攻擊者後方拍攝橋下，畫面顯示出橋下根本沒有人，那些開槍的士兵只是宛如演戲班虛張聲勢，讓人懷疑這是反對派找來的演員。原來是「士兵開槍」「民眾中傷」兩組鏡頭，指控著查維斯的暴行，如今一個鏡頭就讓真相昭然若揭，許多民眾紛紛倒戈。這場為期兩天的政變，就在各說各話的情況下交由司法審理。

所以，真實影像必然誠實嗎？果真如此，那電視新聞大概就是世界上最誠實的媒體了！

著名的美國右翼新聞網 Fox News，長期為美國政府擦屁股、給民眾摸摸頭，一支反Fox News的影片就集結它眾多新聞片段，明指其可笑偏頗的報導，並以網路流傳的方式廣為散播。

反右翼媒體的人不見得就是左翼，是左是右也無涉所謂的真實性，誠如你所知，要定義真實還得先通過一大串辯證呢！

《哥倫拜校園事件》－遊走在真實的邊境

《華氏９１１》，史上最賣座紀錄片，一年多來尚且持續刷新觀影人次。這個紀錄除了證明片子好看，可想而知引發的爭議比內容還精采。

今天Dick Fontaine不播９１１，取了Michael Moore前部作品《哥倫拜校園事件》的片段－事實上也有著相同問題，就是"信心危機"。許久以前聊過，Michael Moore的片像是創作者主導、經營、鋪陳而成的事件，使人不禁質疑紀錄片工作者的角色；Dick Fontaine更明確指出他對受訪者的態度，才是引發觀眾反感的主因－比如Michael Moore前往美國槍支協會(NRA,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會長Charlton Heston家中訪問的一段，質問他在一宗六歲女童槍殺案發後還前往該鎮演說，是否是個殘忍而錯誤的決定？是否該向女童、家人和全鎮民道歉？看著會長拂袖而去的蹣跚背影，你或許佩服Michael Moore激怒偽善、粉碎面具的手段，但我卻能體諒Charlton Heston的憤怒。

直指受訪者痛處向來是最迅速有效的刺激，對劇情發展、問題發掘都有深刻的助益，但是當它達到了效果，卻也踰越了真實。觀眾該相信創作者作為第三人的誠意嗎？或者一切都是他設計好的鏡頭和劇本？Michael Moore改變輿論了嗎？或者反而讓右翼更主動，並間接鼓動反對他的做法的人？紀錄片作為左翼人士的發聲工具，更該重視道德良知與信實問題，否則當你將槍口對準別人，可能同時將自己砲轟一頓。

《我的橄欖樹》－你的武器上膛了嗎 ?

Dick Fontaine說，裝dv帶稱為"load"，收音麥克風叫做"shotgun"，拍攝英文為"shooting"，可見鏡頭本身就是一項武器，在行動上、思想上都具有嚇阻或激發的作用。

《我的橄欖樹》是Dick Fontaine的學生的作品，紀錄巴勒斯坦農民受以色列軍人迫害的事件。橄欖樹是巴勒斯坦人賴以維生的經濟作物，當大批以色列軍人進駐，開著坦克車、怪手闖進莊園，這位稍長我一歲的巴勒斯坦人決定拿起他的武器－DV，作為反抗的武器。這群赫槍實彈的以色列軍人並沒有因此停止殲滅的行動，但鏡頭下的他們頂多徒手施暴，或者對空鳴槍，一點都沒讓槍械派上用場－據說，只要有攝影機在，他們就會表現出人道的一面，否則這群氣憤咆哮的農婦只有被擊斃的下場。

或許當下真的有生命獲救，但鏡頭離開後呢？會不會是加倍的虐待甚至慘無人道的待遇？

我不敢發問，怕聽到答案。

演說遲了四十分鐘結束，最後的台下時間，有人問Dick Fontaine：「你自己的作品改變了世界什麼？」這個勇敢直率的問題，激起全場的興趣。Dick Fontaine笑著回答，他的片子雖然沒辦法募得六千萬美元的善款，沒辦法阻止一場政變，但或許能帶出一些問題。紀錄片重要的不是電影本身，而是激盪出的花火，能使觀眾尖銳發問與反思才是目的，否則只是自大自戀的作品。

紀錄片與搖滾樂都曾改變部分世界，用激烈的影像、狂噪的聲音，表露原始而真實的本能。是藝術，也是革命。革命本身就是藝術。但大多數的革命都是失敗的，因為人們缺乏革命的想像。如果我們不曾嘗試改變，又怎能知道自己能改變什麼？

演講的主持人是郭力昕，是我最欣賞的政大教授之一。這兩位外型、質感都有些神似的學者，已經不是第一次透過思辯撞擊火花，上期破報刊載了Dick Fontaine來台前兩人的線上訪談錄，為此次行程暖身；而整場演說也彷彿讓我回到當年力昕師精采的文化批判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