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illiancy

盧非易：創作是永遠的歸依

【聯合報╱吳億偉】 2008.09.21


民國71年開始，盧非易以〈山外山〉、〈斜陽餘一寸〉、〈煙塵舊夢〉等作品，連續三年獲得聯合報小說獎。回想起那段文學獎的歲月，盧非易笑稱其實是誤打誤撞的，連與好友朱天文、朱天心等人一起合辦《三三集刊》，都是無心插柳的生命歷程。

那時就讀台北工專的他，認識了朱天衣，每回周末到朱家聚餐，也隨同一起閱讀經典古籍、當代思想等文學作品，在同儕相互影響之下，盧非易開始創作，也嘗試參加文學獎。「每次文學獎辦法揭曉後，那氛圍很有趣，大家開始焦慮要不要參加，要寫什麼題材，有的人可能早早就開始準備，有些人總是拖到最後一刻才開始動筆，我就是其中一個。到截稿當日晚上，還可以看到北門夜間郵局，許多人趕著最後一刻寄出呢！」

參與文學獎的過程中，最讓他印象深刻的，則是每次揭曉後連載多天的評審紀錄。評審們的話，不論是正面還是負面，對於一個年輕的寫作者來說，皆具有極大的啟發，尤其對仍在摸索的創作路上，這些話語，就是作品的回音，讓自己感覺到被閱讀，開始與人對話了。盧非易認為，這種「被看見」的方式，是七○年代報紙文學獎最大的意義，由於發表在大眾媒體上，具有相當的影響力，一變過去同好以辦雜誌為主的文學經營模式，也打破了以教師、軍人、報社從業人員為主的創作人口結構。文學獎培養了一群寫作者，開始出現所謂的「專職寫作」，這些得獎者成為往後三十年，台灣文藝圈的創作主力。

這影響不只在文學，也在電視、電影等領域發酵。「我還記得有一次聚會，突然有通電話要找朱天文，電話那頭的人是侯孝賢，他對朱天文得獎的小說〈小畢的故事〉感興趣，想要拍成電影。那晚的電話對我來說是很象徵性的，象徵文學獎與台灣電影的關聯，開始了台灣新電影，文學獎的創作者給予了翻新的養分，之後吳念真、廖輝英等人相繼投入，帶動八○年代台灣新電影的浪潮。」

然而，由於所學是電腦資訊，盧非易對於文字工作一直抱持旁觀的態度，持續接觸，但又不覺得自己會徹底投入。這樣若即若離的關係，卻意外引領他走上另一條人生路，原本打算去美國念資訊的他，因緣際會參與了編劇工作之後，毅然決然放棄已經申請到的學校，改往南加大學習電影。不過，也因為這樣的態度，讓他能以不一樣的觀點看待文學，不陷溺於現狀困境，釐清社會變遷裡，文學創作所遇到的轉變與定位問題。

現今文學獎的影響力不比從前，盧非易認為這是因為報業解禁後，資訊量大增，大家反而不細讀報紙，同時，媒介生態也大幅轉變，民眾有更多聽故事的機會，便傾向於選擇簡單的電影電視。這宣告著文學獎在戒嚴的狀態誕生，也在解嚴的狀態下式微。不過面對這個現象，盧非易不以負面的態度看待，而是以一種「說故事方式的轉變」的角度來解讀，他認為網路這個新媒介的出現，或許可以讓文字點燃活力，再度使書寫變得重要。

談到創作觀，盧非易抱持相當開放的態度。現在任教於政大廣電系的他，授課時，常提醒學生創作沒有所謂媒介、文類之分，如果給自己局限，只會永遠被新出現的媒介、工具驚嚇而落伍，比如網路、部落格的出現，是誰也不能預知的，而未來或許還會出現更新奇的。因此，盧非易特別推崇瑞典導演柏格曼，他不只是一名導演，更是一位詩人、小說家、劇作家、舞台劇導演，還寫了一本動人的回憶錄，「這就是一個好的創作者，永遠有話可說，還可以說得精采，什麼工具在手，都能發揮。這是我對寫作的看法。」

笑稱自己是射手座性格，興趣總不停轉換的盧非易，對於新穎議題與創作方式，總是感興趣。走過文字傳播、視覺傳播的時代，他認為接下來可能是觸覺傳播的時代，wii的出現便是很好的例子，這可能也是接下來二十年，人們認識世界的一種新方式。此外，他目前正著手關於數位敘事的研究，「以前的創作無論是文字或是影像，都比較是單方面的產出，但現在的創作模式改變了，自己的作品，可能連自己都不知道最後會在哪出現，或許在手機、網路，甚至還可能在電線杆。再者，創作可能是會被打斷的，像 MSN、部落格，在創作的過程中作者必須接納許多意見，進行調整。所以，我們可以發現，數位敘事也不再為大敘事服務。故事不需要是龐大且清楚的，可以是許許多多狀態與感覺的描述，這樣的改變已經反映在一些小說家的作品上了，像朱家姊妹、卡爾維諾一些作品，不再是以說一個故事為主，而是丟一大堆林林總總的感覺，如網路閱讀般，讓讀者自己超連結，去尋找到閱讀的感覺。」

雖然這些年，文字創作似乎回到了曹雪芹的年代，寫小說成為很個人的事，難以得到他人回響；而學術工作的龐雜繁忙，也讓盧非易難以騰出時間好好拾筆專心寫作，然而，年少文學創作的過往，卻一直是他的心靈撫慰。「在電影圈、電視圈、學術圈感到挫折時，我總會想著我還可以創作，不管怎樣，我還是可以回到這最後的碉堡來，即使沒有讀者，我仍然可以寫東西給我的朋友看，讓文字來肯定我的價值。」盧非易說道，每個人都有那麼徬徨不知所措的時候，但對於曾經得過文學獎的這一群人來說，還是心安的，因為可以告訴自己，總有一天還會提筆再寫，不會在茫茫的生活浪潮中消失，不必對自己的存在感到焦慮。或許遲遲沒有提筆，但猶能堅定地相信，這輩子還是有什麼，是期待著你去完成的。

「因為創作已經成為我們人生的座標，永遠的歸依。」


●盧非易以〈山外山〉獲1982年第七屆聯合報小說獎。當屆不分名次，薛荔（李黎）、沈萌華、莊美英、盧非易、金光裕五位一同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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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啊，這篇採訪竟然讓我濕了眼眶......真的好想念盧非易啊！！
看著文中引述的一字一句，都能想像盧老說話的語氣和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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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記得大一第一堂電影概論課上，老師說：「如果20歲前沒寫出一部小說，你這輩子恐怕就再也不會寫小說了。所以請把握剩餘兩年的時間好好創作。」但我終究不是創作的料，沒能寫出一部小說、也沒能拍好一部電影，最後的畢製課甚至不敢選他當指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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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非易和郭力昕是我大學時期最愛的兩位老師。理性上，對郭的崇拜多一點；情感上，卻和盧更接近一些。每回盧老的課，我總是特地穿得漂漂亮亮，好讓老師在全班同學面前稱讚：「看看人家怎麼打扮，多學著點！你們廣電系的女生就是太不重視外表......」然後順理成章地成為盧老最愛掛在嘴邊的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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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餐會的時候，盧照例替全班同學看手相。他盯著我的左右手好一會兒，只說了三個字：「菟絲花」。我不明白什麼意思，急著追問。「就是命很好、一直有人可以依附，這輩子不愁吃穿......」老師說得我猛點頭，感覺真有這麼一回事。「最後應該變成深宮怨婦就是了。」我永遠都記得這句回馬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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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留學的時候，我分別找了盧和郭寫推薦函。盧問：「你要去哪裡？」我回答紐約。「幹嘛去紐約？！應該要去德州啊！」「幹嘛去德州？」「去德州找個地主嫁了當農場女主人啊！紐約經爭對手這麼多......」我也永遠記得後來幾次碰面，老師又問了好多次「你決定好去德州了沒？」


隨手寫了幾件印象深刻的事，越寫越懷念老師。我想下次回台灣真的該去看看盧非易了。

“the activities of young 'clubbers' consist in acquiring knowledge and employing these as a form of 'subcultural capital',”

 “Subcultural capital is used by aspiring youth groups as a way of gaining status and to differentiate their own preferences and activities from those of other social groups.”

                                                                          Sarah Thornton (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