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有論者指出，前述0.7％「富人」多是高薪資所得者，也不全然正確。97年課稅級距40％、所得淨額逾409萬元共4.15萬戶，股利所得總額逾2,700億，薪資所得總額才1,600億，不但是五個課稅級距中，唯一股利所得高於薪資所得的階層，且比例達1.7倍，換句話說，這4.15萬戶的高所得者，不但有高薪資所得，也擁有高股利所得，而所得來自股利的比率，更居五個級距之冠。

因此，將現行稅制簡化成富人繳稅過高或者過低，其實是問錯了問題。所得稅採累進稅制的背後思維，可由約翰‧羅爾斯的《正義論》中提及的「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說明，亦即人們因出生或才智等先天差異所導致的不平等，透過簽訂社會契約的概念如累進所得稅制，達到「立足點的公平」。看看台灣現狀，不用經濟學的實證研究即可得知，相對高所得者或高社經地位子女，進入公立大學或者接受較好且較便宜高等教育的機率顯著高於中下階層的子女，稅制作為促進階級流動或平抑所得差距的功能，早已弱化，在這個大前提之下，改革稅制的起點，不但必須包括落實累進稅制功能，亦需認真務實將資本利得納入繳稅所得中，不論是土地房產或金融商品，稅率或有差別可能，考量徵收實務也可採取分離課稅，但唯有堅持「有所得即應課稅」精神稅改，才能真正達致公平且兼具效率的公義社會。

最後，常有論者以為課徵證所稅將重創股市，導致根本無法增加稅收，此言差矣。將證券交易所得納入課稅範圍的目的，並非增加稅收，而是前述有所得即應課稅的基本精神。不斷擴張虛擬金融交易所造成的金融海嘯殷鑑不遠，在未來稅制中，如果不能將薪資所得與資本利得放在同一天平，無異繼續鼓勵具創造力的人才和資源，繼續浪費在非實體的虛擬經濟活動上，則不論是幸福或是富民經濟，都將只是華麗口號且永遠不會有落實之日。

同步刊登工商時報。

當然，所得分配差距若能使用一致標準，跨時或者跨國比較，仍然可以是政策施為的重要參考。以1991年為起算點，過去20年間，台灣5等分位組所得差距從4.97倍以緩升趨勢漸擴大至去（2010）年的6.19倍，其間2001和2009年GDP負成長時，為最高和次高峰，分為6.39和6.34倍，藍綠恐怕也不用50步笑100步。

分析原因，除了家庭結構變化，使低所得家庭組中老人和年輕二極化趨勢明顯，減緩低所得組平均可支配所得的增加比率之外，知識經濟興起使得產業結構改變，製造業出走潮，平均薪資差異較大的服務業填補空缺，再加上稅制重分配效果不若以往，2009年只剩下0.13倍，相對社福補助攀至1.75倍的史上新高等等，都是所得差距漸擴大的因素。

若再對照失業率和景氣循環指標，所得分配差距逐漸擴大的因素就更明顯了。在2001和2009年，皆是失業率抵高峰之際，也是該次景氣循環落底之時。簡言之，以縮小或減緩所得分配為施政口號，其實是問錯了問題，真正要重視的，是保持經濟的持續成長，並在受全球化影響之際，因應產業結構轉變，推出合宜政策如健全法規或簡化稅制，將促進民間就業適度納入政策指標，而非急就章推動22K的公部門就業方案，同時也須顧及勿因民粹式社福津貼支出，扭曲了工作和創新誘因。

人心重視公平，但也重視機會，如果誤以為透過政府齊頭式平等發放津貼是最適解，那就大錯特錯，此方法不但有債留子孫及排擠公共建設預算的雙重負向效果，也無助激勵社會流動的向上誘因。

在民粹和名嘴掌握多數輿論意見之時，期盼經濟學界能放下身段摒棄成見，融合凱因斯和新古典學派，提出具台灣特色的合宜政府規模芻議，作為給國家領導人的重要參考。

本文刊於工商時報。

「官員不是天使」一語出自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布坎南（Buchanan），向以闡述公共選擇理論聞名於世，政治決策常因為利益團體的介入，造成與實際民意相違背。

由於現代社會政策複雜難懂，表面上影響每一個人的生活，但事實上微乎其微，老農和社福津貼政策大轉彎，國庫每年增200億支出，平均每人每年負擔增近千元，然而絕大多數民眾或經理性考量，決定不花時間了解複雜政策，或者因關心也無濟於事，以致主動選擇保持「理性無知」（rational ignorance），不關心政治、政策和政治人物。

不論是老農津貼或夢想家音樂劇，正因為資訊不對稱，多數民眾對真正的成本效益並不清楚，人們作選擇的自由，早在政治過程中被政府悄悄拿走。天下沒有白吃午餐，每項政策支出，不是用現有的稅收支應，排擠其它公共支出，就是繼續舉債，讓後代子孫去煩惱。政府該推行的政策，不是包山包海，不是同情憐憫，而是讓人民充分擁有自由選擇的權利，有人想看音樂劇，有人愛聽交響樂，給他魚吃，不如教他釣魚，關鍵是讓人民和市場決定，才符合自由主義真諦。

如果，我們能在每次耗費大量資源和時間的選舉當中，習得些微並且持續累積，似乎民主政治的價值，仍「值得」相信，是也不是？

同步刊登工商時報。

迷思之二，是農勞公國保險制度之間的轉換整合，即以人數最多的公保和勞保為例，彼此不能互相轉換，等於間接抑制公部門和民間人才進行交流，一入公門永難出門，說的不是人們不愛接受挑戰，終身學習，而是制度使然，視野無法擴展，經驗無法交流，官大學問大，讓政府效能永難提升。

迷思之三，則是基金破產的危機和因應之道。每次在談及社保和退休制度之時，總是有政客和記者以推算方式，計算出公保、勞保和勞退基金破產之日，忘卻了當你把未來全部交給國家之後，連帶也將手中選擇的自由一併往外推，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生哲學可能並非道德正確，但在真正民主的社會中，卻應該尊重想作出此類選擇的自由，套句國父的話，否則不是真自由。

PPP最著名例子即是《經濟學人》於1986年起開始編製大麥克指數（Big Mac Index），並在2004年推出星巴克拿鐵指數（Starbuck's Tall Latte Index），以大杯拿鐵為標的，皆屬PPP概念。假設麥香堡在美國以3美元販售，台灣訂價75元新台幣，則台灣GDP將以1比25作為匯率進行調整。

不過，PPP指數有其缺點，目前為止，尚不足以取代人均GDP。首先，PPP假設市場為完全競爭、貿易障礙不存在且交易成本為零，因此同一種貨幣在每個國家都應有相同購買力，但事實上匯率變動並不一定會依理論趨向PPP的原始假設；同時，因各國人民對商品偏好不同，同樣商品在市場的售價自然有異，假設全球人民都一樣喜愛麥香堡大概有點誇張，PPP也未能考量此點；最後，前述三大機構並未公布計算一籃子商品的詳細類目，選擇的統計偏差，都有可能讓此類指標失真。

如何正確評估經濟成長或者生活水準，一直是經濟學家想方設法的重要課題，指標的編制目的是精準衡量經濟活動，反應人民經濟活動的生產與消費，最好能進一步將偏好及價值納入，藉此改善法令制度，「真正」提高全體人民福祉；曾獲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沈恩（Amartya Sen）即大力主張經濟發展不該只是所得的增加，還必須包括個人廣義福利的增進，最終目的是擴大個人的自由。

因此，引用PPP或任何經濟指標，都應只是工具而非目的，若依PPP或人均GDP排名大作美麗文章，或因此哀聲嘆氣愁眉苦臉，均屬多餘而無謂的舉動，人民該有足夠的智慧，進行理性的判斷。

本文同步刊登在工商時報A6版。

頃刻，市場和媒體莫不想方設法尋找歷史的片段，解讀聯準會新招的影響，普遍的看法是，影響不大效果有限，已有論者正在建構明年Q1看到QE3的期待，1960年代實施OT時的聯準會主席馬丁（William McChesney Martin）事後甚至以「天真到無可救藥」評論當時發明此政策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托賓（James Tobin）。

然而，OT真的只能讓目前經濟不振的美國進入OT（Over Time，延長賽）而不是反敗為勝嗎？事實上，早在今年的2月，舊金山聯邦儲備銀行（美12家地區聯儲銀行之一）經濟學家史汪森（Eric T. Swanson）即已撰寫翻案文章「再跳一次扭扭舞吧」（Let’s twist again），透過蒐集更精準的（High-Frequency）時間序列資料，替當時甘迺迪政府首度實施的OT政策效果辯護，幫聯準會預鋪紅地毯，迎接本月新局。

史汪森的研究顯示，OT和QE2在規模上相當，並在檢驗6項對金融市場產生影響指標後發現其中4項確有「顯著影響」，因此使美國庫券長期殖利率下降15個基點（bp），並分別讓政府機構證券（agency securities，如房地美和房利美發行證券）及公司債殖利率下降13及2到４個基點。

因此，史汪森認為，OT在當時確實導引市場資金從國庫券及政府機構證券進入私人部門（發行）的信用工具，換句話說，就是政策確實奏效；這次實施的OT總額4千億美元，若以和當時GDP規模相比，比率增約4倍，下猛藥結果是否能真如預期，可能就像所有曾經實施過的貨幣政策一般，公說公有理，經濟學家總是有「不同意見」，但關鍵是聯準會（及所有國家央行）官員坐領人民納稅錢支付的薪水，即使知道效果不大，恐怕也不能「什麼都不作」，貨幣政策在現實世界中，不可能是百分百的專業判斷。

同步刊登在工商時報A6版。

都會區都更常進度緩慢，為人詬病，關鍵並非都更法規或公權力，也不是建商財團的利益至上，不論是小英的公辦都更，或斌斌的公營都更公司，甚至用提高容積率進行獎勵，都只是治標不治本；台灣長期缺乏具長遠眼光的土地住宅政策，才是導致市場失靈重要關鍵，舊住戶皆以明顯高於市價的未來預期看待都更，都更賽局，難達均衡。

換句話說，只討論都更政策而忽略土地住宅市場現況，是見樹不見林，合理房價或居住權保障一天不落實，將土地及房屋視為商品化的觀念不改，都市更新將幾無進度，不論是整舊如舊或汱舊換新，美好城市的願景，將永遠只是願景。

某種主流看法認為，既然個人或家庭應「量入為出」，國家理應同等對待，避免「債台高築」；然而，經濟學ABC直言，個經不等於總經，若將之類比，可能會發生「節儉的矛盾」（paradox of thrift），意即人們少花錢多存錢，實踐節儉「美德」，結果可能是整體經濟反陷入惡性循環，生產縮減企業裁員，衰退惡夢降臨。

國家「適當」舉債，在「適當」時機擴大支出推動公共建設，對整體經濟成長確是好事，如果國家全無負債，預算收支連年平衡，恐成官僚卸責而非全民之福；以消費券政策為例，後見之明認為，該政策對GDP貢獻度低於預期，僅有0.28到0.43%，儘管低於原先預估0.64%，但仍然是正面影響，換句話說，如果政府如同部分自由放任派學者所言而袖手旁觀，當年經濟成長可能更難堪且禍及全民。

因此，問題關鍵是「規模」、「時機」和「用途」，而非舉債即是罪惡的教條式想像，以此觀之，目前我國公共債務法硬性訂定上限的作法（全國48%中央40%），即有商確餘地。據審計部公布資料，去（99）年我國中央與地方政府1年以上債務未償餘額達5.25兆，再創新高，但若各界僅聚焦數字未針對內容深入討論，可能會失去推動改革的重大契機。

簡言之，如果舉債皆「用所當用」，如推動具外部性的大眾交通建設或者興辦具國際水準的一流大學，而非只是興建蚊子館或者一視同仁閉眼猛發福利津貼，說不定將債限提高後的社會整體福利，可以相應增加；進一步言，如果我國的稅制能真正落實「量能課稅」，將包括資本利得在內均納入課稅範圍，而非現行靠著最低稅負等殘缺式稅制，勉力維持表面衡平，將債限提高後推動公建所帶動的經濟成長，將可以自然反映在稅收成長，「有借有還，再借不難」。

反之，正因財主部門長期未能建構一套具邏輯且經得起檢驗的財源收支政策，自解嚴且全面推動民主選舉後20年，任由中央和地方的政治人物交相喊價，才造成市井小民普遍不信任政府舉債推動建設的正常性，可預見的未來，不論藍綠誰執政，尋回人民對政府如何「花錢」的信任，恐怕是當務之急。

同步刊登在工商時報A6版。

報載我國去年總生育率持續下降，首次不到1%，居全世界之冠，頃刻，少子化問題又再度浮上檯面，各部會及地方政府紛紛投入大量資源，提供生育補助或者幼托照顧，鼓勵國人結婚生子；然而，如果進一步理解總生育率統計方法和誤差，總生育率「數字」的下降，可能並未真實反應人口結構的變化，各界的反應，可能是過度恐慌。

總生育率的統計方法，是將15到49歲的育齡婦女，以每5歲為範圍共分成7組，再以每組個別生育率的數字乘以5後加總，是生育「機率」的概念；換句話說，因為求學、就業或結婚等生涯時點改變，即使所有婦女終其一生生育小孩數目相等，在總生育率的數字上，也仍然會出現不同的變化。

根據台大經濟系駱明慶老師研究，我國每年新生兒數確呈逐年下降趨勢，特別2,000年起，下降幅度更逾以往，但關鍵其實是育齡婦女人數從該年起開始減少，而非個別婦女「少生小孩」，適度釐清其中差異，才真正能思考政策方針。

簡言之，總生育率的計算方式，若置放在台灣近年社會脈絡中，是因婦女教育程度逐年提高，生育小孩機會成本增加，造成「晚婚」或「晚生」，而不一定是「不生」，因此，總生育率實際上「低估」了婦女生育數目，各界反應如「亡國滅種」論或者提升至所謂的國安層次，似屬過慮。

猶記1/4世紀之前，台灣推行節育政策如火如荼，主要論點即是台灣人口密度僅次於孟加拉，專家們紛紛警告，人口爆炸將帶來生活品質下降、文科進步緩慢，甚至因人口擁擠導致地價高漲、犯罪率升高，因此才有「一個孩子不嫌少、二個孩子恰恰好」的口號和政策出爐，如今，台灣的人口密度依舊，且有過之無不及，但整個人口政策和思維，卻呈現大反轉，其中應該有值得進一步探討之處。

無可否認，總生育率的逐年降低，確實是一個趨勢，但真正關鍵問題是，台灣人口是否真的「太少」？以個體經濟的角度觀之，生或不生小孩，皆取決於個別家庭對終生資源分配的理性預期和選擇，頂客族希望將時間金錢投注在休閒玩樂或者社會公益，重視傳宗接代價值並熱愛天倫之樂的夫妻，預期多生小孩的效用高，二者彼此之間，並無道德高下之分，差別只是「選擇」而已。 

因此，公部門唯一該作的，應該是維繫政策延續性，降低國人選擇的不確定性，而不是輕率視之為危機或問題，急著想要「解決」；人們常說，錯誤的政策，比貪污更可怕，少子化是否真發生且為國安問題，有待更具智慧的檢驗和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