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蘭登

1207集體哀悼、獻花快閃活動

活動說明：

我們是一群傳播系所的學生和媒體工作者，或多或少，我們都有朋友在民生報工作，也正因此，對聯合報系此次無預警將民生報停刊的作法，提出以下沉痛的意見與呼籲：

1.根據聯合報財務處說法，此次共有145位民生報員工遭資遣。而這145位員工，不論年資是1年還是19年，一律按照勞基法給付資遣費，未優於勞基法，與當初聯合報系和工會對外宣稱「優於勞基法」說法不符。

2.民生報合計大約250位員工，35%留用，65%資遣或者強迫退休，但從頭到尾，聯合報系未公布其中標準為何？引發部分民生報的員工質疑，報社經營不善，今年可能虧損約二億元，為何「長官」不用負責？反而獲得留用？

在十二月七日民生報猝死後「頭七」這一天，我們要舉辦一個集體獻花哀悼活動，流程如下，請有意參與者自備黃菊花，踴躍響應：

09：50　集合（市政府捷運站二號出口）
10：30　信步向聯合報出發，手持黃菊花，戴口罩身著素服。
10：35　到達聯合報門口，默哀一分鐘
10：37　宣讀聲明，《民生「頭七」無人問，台灣報業「媒」希望？》
10：40　領呼口號
10：45　排隊獻上黃菊花，放在門口就離開
10：48　再集結喊口號、唱國際歌呼籲媒體工作者應團結
10：50　快閃四散，從不同方向離開

活動聯絡人：馬同學（0937-366-083）、徐同學（0926-390-737）

後記：

我們認為，人稱小王子的王家第三代－王文杉，在信義計畫區松勇路坐擁豪宅，只重損益二平，幾無新聞專業，也從未展現獨到的經營策略，自然不必期待。但對民生報的高階主管，只顧尋找留任機會，口頭道歉卻不願負起真正的責任，我們深深感到失望。期待「還在」聯合報系的各位前輩們，讓還身在傳播系所的同學們，能對未來存在些許憧憬，不要再提早打破莘莘學子的傳媒夢想。

同時，既要破也要立，是我們的認真承諾。我們建議，不只是聯合報系，包括國內各民營報團，都應負起責任，給報業勞心勞力的員工一個有尊嚴的勞動場域，不再隨意調降勞動條件。同時，主管機關不可無動於衷，盡速履行公開承諾，維持報業和言論的實質多元，輔助報業員工成立自主工會。最後，身為本地報業的可能後備軍和現職工作者，我們呼籲受僱者能凝聚共識，積極投入任何有利團結運作的組織或工會，為可長可久的台灣報業，向前邁步。

民生報創刊28年，不論是精彩的體育賽事，或者文化新聞和教育政策的評論關注，都與我們一路相伴。依照民間習俗，在民生報停刊「頭七」這天，我們願獻上黃菊花，表達我們最誠懇的哀悼與慰禱之意，也希望尚未簽署離職同意書的民生報同仁，能夠團結一致，不只爭取應得補償，也替台灣傳播史爭理說分明。

民生報「頭七」致哀行動聯盟 敬啟　2006.12.06

原文11月30日發表在苦勞網。

創刊28年的民生報，無預警宣布停刊，資遣160名員工，占民生報所有員工比率65%，其餘35%員工安排轉至報系其它單位任職。今年以來，已有5月中央日報和6月台灣日報陸續停刊，如今再加上民生報，本地平面媒體的寒冬，似乎還沒完。

一位年資超過五年的民生報記者表示，留下來35%員工，幾乎全是「長官」。她說，早知道會有這一天，民生報的員工全是「順民」，不會生氣。只是資遣費完全按照勞基法規定，全無優惠，比起前一波的優離優退，條件更差。

至於聯合報系宣稱，已經給予員工比勞基法規定更優惠的資遣以及退休條件，該記者說，報系只在退休條件放寬年限，並未廣及全部160位遭資遣或強迫退休的員工。以她自己為例，因未符合退休條件，完全依勞基法規定，工作年資一年即發給一個月的資遣費。

聯合報工會幹部說，報系高層本周一（27日）即作此決定，隨即告知工會。該幹部說，民生報員工沒什麼反應。不過，也有民生報的記者表示，如果有人帶頭，也願意跟著喊，目標希望爭取優於勞基法的資遣條件。

今年九月，前聯合報工會理事長楊建文曾受邀至中時工會，在會員大會中致詞，當時還曾建議中時工會向聯合報工會學習，改走「勞資和諧」路線，凡事與資方「有話好商量」。言猶在耳，對照民生報閃電停刊，諷剌意味大。

同時，針對民生報無預警停刊，另有一位同報系的中階主管指出，記者一天到晚批判別人，結果竟完全沒能力抗衡自家老闆。她說，早期形容記者是神仙老虎狗，跑到獨家是神仙，在外跑新聞是虎，回到報社「就是一條狗」。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則按往例，發出聲明表示遺憾，並希望全體新聞工作者，主動爭取應有勞動權益，攜手共度難關。之前台日停刊，記協曾經主動聲援，並予實質法律和財務的協助，但也有兼任記協幹部的電視主播曾於內部會議當中表示反對，質疑台日遭資遣員工已不是記者，成為記協會員時間也短，不應伸出援手。

日前，資深媒體工作者林照真曾著書質疑，本地記者「為何不反叛」，但從去年底的中晚，再到今年的中央、台日和民生，平面媒體陸續停刊之後，另外一個疑問或許是，本地記者「為何不生氣」。究竟要到什麼時候、如何惡劣地被媒體主對待後，記者們才知道團結，才明瞭階級位置的不同，從來未因傳播科技的進步或管理主義的發達，改變絲毫。

「媒體異象」叢生，新聞廣告化、置入性行銷紛陳，結果使得本地公民對媒體的觀感，向下沉淪。問題洋洋灑灑，有志之士訴諸結構改革或者個人努力，成立公廣集團以及呼籲記者在主流媒體中激進。

前述方法效果不同，也都可能成為改革動力。但一個現實是，本地媒體工作者普遍缺乏勞工意識，也無團結權觀念，擁有或參與工會者鳳毛麟角，也幾乎未進入工會組織，遑論團結。

我們認為，如果不談團結，無法期待勞動條件自動改善，專業義理也無堅持空間。如果不能體認勞工身分，行動恐將流於個人層次，無助改變環境。

政客官員和媒體主，可以共謀無語，傳播系所學生教員和媒體工作者，卻不應該毫無想像。我們將在11月至12月間舉辦「媒希望？影展」，選定《那一天，我丟了飯碗》、《舞影者》、《有怪獸》和《走，該往那裡走》四部紀錄片，巡迴大學校園放映，同時舉辦映後座談。

放映對象將以傳播系所學生為主，邀請導演、媒體工作者和學者，一同探討媒體異象和行動的可能，進一步強化學界與民間團體的互動串聯。

我們期待，這是另一個關於媒體改革的開端。

標題是苦勞網中佩想的
但後來又覺得過於諷刺改成「除了記者專業之外」
但我還是喜歡這個標題
再加上文末略微提及的自由主義報業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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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白領記者沒有勞工意識，無庸置疑」，甫出新書的中國時報記者何榮幸，在10月2日一場演講中，對著台下20餘位台大新研所學生們，坦承不諱。

如果不是公視紀錄觀點製作人蘇啟禎發問，整場演講暨新書發表會，大概只剩自由主義論述和個人主義的期許。從2001年中南編裁撤開始，中時報團展開一系列裁員和整編動作，員工人數從4000降至1200人，因此，蘇啟禎直接詢問何榮幸，在此抗爭過程當中，白領記者幾乎完全缺席，原因何在？

何榮幸先說，近年媒體工會力量的萎縮，令人難以想像，後略表歉意，承認自身時間精力有限，在專業和其他興趣之外，雖身兼小組長，但無餘力參與工會運作。最後，他認為現在（中時）工會的時代命題錯誤，早已不應是在不景氣下如何爭取福利，而應順應時代潮流，作出改變，「顯然，目前工會還沒有走到這一步。」

不過，幾乎所有工會都不會劃地自限，尤其中時工會長期想整合記者專業主義及勞動權益，恐怕白領記者仍以累積自己作為人生規劃，欠缺集體意識，才是工會難以跨出一步的主因。

如同中時總編輯王健壯在同一場合的談話，他說：何榮幸不但能跑新聞寫特稿，也參與大小社論的撰寫，再加上有機會參與調查報導系列，真是現在500位中時甚至全球報業記者中「極少數才有的待遇」。從15年前踏入新聞圈開始，何榮幸先棲身自由後到中時（前者直到目前尚無工會組織），任職自由期間，還與部分同業創立台灣新聞記者協會，之後也陸續參與無盟和媒改社的成立（註）。他回憶當初確實是考量影響力和理想無法兼顧，「有意識選擇到主流媒體」，捨棄在非主流媒體發展，持續至今，也經歷難以想像的人生風景。

解嚴之前的自由主義者若任意發表類似言論和採取行動，風險可能是遭殺身之禍。現今台灣，在學院內獲頒講座榮銜，高聲倡提自由主義，或是高舉深化民主招牌，期待各界重視貧富差距及樂生院搬遷「議題」，應該安全無虞。

台大新研所張錦華直言，該所成立之初即為培養新聞界的實務人才。對著台下這一群產業後備軍，何榮幸說，如何在這麼爛的媒體環境中「激進」，方法就是回到原點，只要有信念肯自我改造，不論是社會實踐或媒體改革，「作多少算多少」。在主流報業中激進，並非新鮮名詞，《當代》雜誌102期曾介紹一位社會主義者Kent MacDougal，如何在《華爾街日報》、《洛杉磯時報》等資本主義報業工作超過20年，日前本地資深記者林照真也曾著書，呼籲同業持續在工作中「反叛」。只是，如此主張，放置在本地記者普遍毫無勞工意識脈胳下，恐怕略顯一廂情願。

最後，王健壯和何榮幸都認為，中時是本地少數還有一點堅持自由主義的報社，二人也都不避諱甚至引以為傲的自由主義立場。筆者贊同不論身處何地，自應持清楚說明立場的誠實態度，至於值此宣偉伯（W. L. Schramm）發表報業四種理論50周年的同時，與自由主義相呼應的社會責任論，是否還能適用本地或者早已破產捨棄，則有待各方公評和理解。

註：無盟即無線電視民主化聯盟，媒改社即媒體改造學社。

同步刊登於苦勞網

2005年8月5日

衛星頻道換照，新聞局依審議委員建議，撤銷包括東森新聞S台、龍祥電影台在內的頻道執照，即日生效。過程當中，爭議不斷，被撤照頻道不開心、新聞局裡外不是人、連政治人物也藉力使力，批評陳水扁政府後，還不忘順帶要求儘速成立「國家傳播委員會」（NCC），殊不知要求按國會政黨席次比例分配NCC委員數目的無理（我想說的其實是無恥和無知）要求，正是NCC遲未成立的主因之一。

姑且不論個人對此次牽涉內容的換照審議是否贊同，但天真認為只要放任「市場機制」運作、即可使媒體生態「自然變好」的保守派看法，已有包括傳播學者或經濟學家的研究顯示並非如此，一般民眾對現行媒體的不滿也早已不是新聞，在此不再贅述。

不過，除了前述角色之外，最近還有人自認為站在「正義的一方」，寫了一些水準不佳的評論。

中時晚報8月1日批評，閱聽人監督媒體聯盟和媒體改造學社要求新聞局「以媒體減半為手段，重建廣電秩序」，是一批腦子有問題的人，不但偽善，而且是新聞獨裁的幫兇，同時，要全民「記住這一天」，如果台灣媒體走向管制、封鎖，這將是黑暗的開始。首先，在參考原文後，前述二民間團體提出的建議，是否經過詳實研究，或者僅是響亮口號，確有疑問。然而，將之比擬為黑暗時代的開始，始，可能言過其實。台灣24小時新聞台數量，高居全球之冠，但人口僅及美國的十分之一不到，有沒有可能藉減半提高品質，應有討論空間。同時，中晚主筆在行文時，可以批評她們論理無方，要求多作功課，但是，不應在無證據之前，批評別人的「腦子有問題」，我想，可以有更好的詞彙，如果中時報系自許為台灣的質報。

另外，中國時報主跑黨政新聞的記者林晨柏，8月3日評論，「在民主社會，自由市場自有機制......如果無視於社會力，電視台只會提早打烊」。林先生可能沒有完整讀過經濟學，只知道有一種叫自由市場的機制，放諸四海都可以用，畢竟，大家都這麼說，應該不會有錯。但林先生可能不知道「市場失靈」這個名詞，有時候，我們必須藉助外力，如國家力量或社會輿論，發揮預期中的市場效用。不過，也不能以此獨罪林先生，可能他的小孩不讀經濟系一年級，家中沒有專家可以請教。

借用美國經濟學家、同時也是知名評論家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的話，長期而言，只有真知酌見才經得起考驗；關於媒體改革（或不改革），也須長期抗戰，不斷藉由交叉辯論，才能釐清真相，建立可長可久的傳播和媒體政策。

1985年創刊的《人間》雜誌，久聞其名，因緣際會，始終未有機會完整閱讀。

近日朋友慷慨允諾，小心翼翼借來1到5期，詞藻並非華麗，行文也非流暢，但怎麼說，故事就是吸引人，一篇一篇讀下去，每每令人思考再三。

往日台北內湖垃圾山上，逾百人撿拾回收廢棄物維生；德雷莎姆姆的精神感召，本地南北都有修女或者修士，簡樸度日，全心照顧臨終病患老或者孤苦老人；阮義忠等人的報導攝影系列，有觀點有故事，即使是攝影白痴的本人，也能看得入神，目光不肯轉移。

另外，有趣的是，《人間》創刊號有一篇專訪，對象是知名港星鍾楚紅，除談演戲，也談她欣賞的文學作品作家、人生態度、成長觀察，從小知道鍾楚紅是電影明星，但第一次從文章中感受到她散發的力量，不只在電影，也在社會分析。

同一天，被一篇中國信託剝削印尼勞工的故事吸引，家人買了本期的《壹周刊》，厚厚二本，資訊顯然豐富，吃喝玩樂八卦故事，新聞幕後直擊照片，名家散文應有盡有。再度要向《壹周刊》的精鍊文字致敬，贊字幾乎沒有，圖文並茂。

只是，看完之後，《壹周刊》引發進一步想像的空間，若與《人間》相比，反而薄弱。為什麼會如此，是因為《壹周刊》資訊已經完整豐富，閱聽人「不必」也「不想」繼續思考，或是，有意無意，一方面淡化民眾對現行政治經濟制度的懷疑，一方面潛化（cultivation）讀者，努力工作追求金錢地位，你也可以成為名人之一？

當然，現象絕非如此單純，但是，《人間》的消失，《自立報系》的收攤，乃至《苦勞網》、《破報》及大大小小非主流媒體的勉力生存，象徵什麼意義？又，這是社會大眾的主動選擇？還是被動接受的結果呢？

有人說，部落格和網路的發達，給予每個人發聲管道，看不慣主流媒體，大可自行「選擇」，問題是，為什麼本地公民只有消極抵抗的分，沒有積極主張的力？《台日》休刊、《中央》熄燈，包括員工自己在內，少人惋惜或者反對，即使有，也聚焦在權利保障或本土須發聲論述。

我想說的是，本地要有《壹周刊》，也應該要有《人間》，有《中時》、《聯合》和《自由》，也應該有《破報》、《立報》和《自立》，即使用最便宜行事的數量當作觀點多元的計算單位，我也不認為本地成績能稱作及格。行政院新聞局或者獨立的NCC，有沒有研究過與平面媒體相關的傳播政策？或者，有沒有想過，這應該是各位公僕和委員的職責之一？

同步刊登於《南方電子報》，上網日期：2006年6月22日。

話說新加入C報2個月，直屬主管即因理念與高層不合，農曆年過後，主動遞出辭呈，且不接受慰留。

他在寄給團隊成員的信中說：

即使未來過著一簞食一瓢飲的生活，本人也決定堅持原則與理想。

當天傍晚，與他在公司外頭的陽台聊天，這位在財經媒體工作超過15年的資深前輩，淡淡地說，原本沒有辭意，但近日的諸多紛紛擾擾，讓他作出這個決定。他也稍微述說他的理念，以及一些他對記者工作的看法和經驗，「失去讀者的信賴，報紙還剩下什麼」。

當然，我不完全同意他的全部論點，例如記者只要有專業就不怕失業云云。但我不能不說，在報業不景氣的年代，還會將公共利益或小民見解常掛心中的媒體工作者，恐怕愈來愈少。這位主動辭職的主管可能是一位，另外，我初入社會在Ｅ報工作的第一位主管，可能也是另外一位。

諷剌的是，這二個人當中，一位如前所述，農曆年之後，暫離媒體圈，原因自然是無法認同高層傾向「市場」甚於「政策」的編務走向。另外一位，更早在農曆年之前，毅然決然向離開工作12年的報社說再見，帶著莫大勇氣，中年轉業。

再回想起剛接到伊媚兒的當下，我正在中央銀行記者室，心中只能用「五味雜陳」來形容。當天稍晚，一個同業聽到這個消息，說了一句：要堅持理想，就不要來當記者。

或許說的沒錯，在現在的媒體環境，不論電子或者平面，心有戚戚焉的同業或者朋友，恐怕居於多數。但你總是要問一句，除了薪水，你還期待從記者生涯中得到什麼？除了消極以對，你還能不能再多作什麼？

《當代》雜誌102期曾經介紹一位社會主義者Kent MacDougal，如何在《華爾街日報》、《洛杉磯時報》等資本主義報業工作超過20年。MacDougal認為，資本主義與資本主義報業，在目前所能做的，就是吸收激進的新聞人才，讓他們檢討出貧窮、種族性別、環境與其他的社會病症，其真正的結構性因素是什麼。同時，這個策略也可以增加報紙的內容與深度，吸引更多受過良好教育的讀者，使得廣告商可以接觸到更多心靈開放的讀者。

這是令人滿意的答案嗎？我不知道。但能肯定的是，類似論點沒有在主流報業中，獲得充分討論，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同步刊登於《傳播學生鬥陣電子報》，上網日期：2006年4月12日。

雖然經建會公佈的景氣對策信號連續四月（四到七月）亮出綠燈，國內電子和平面媒體仍然宣稱在不景氣中奮力求生存，中時、聯合二報系更紛紛以景氣不佳為由推出優離優退方案，台灣少數較具規模的聯合報系建教合作方案也在今年正式喊停，但為了響應「五年級社長」的年輕化政策，總管理處取而代之推出「U種子」計劃，廣招三十五位在學學生，成為「聯合報系校園特約記者」。

筆者刻正在研究所就讀，有幸通過初試、複試，簽下合約成為未來一年聯合報系第一屆校園特約記者。暑假聯合報系安排二個月的實習課程，筆者選擇在經濟日報科技組、財經組以及聯合報社會組、市政中心各實習二個星期，加上去年學校實習課程正巧也在聯合報影視組、經濟組，僅以此短短三個月的側身觀察，以偏概全地描述筆者接觸到的媒體生態和體會。

財經媒體的意識型態

在經濟日報科技組的實習，由於台灣電子產業是主流，佔國民生產毛額（GNP）比例甚高，因此二個星期當中多是出席相關廠商的產品發表會，或者資策會等機構舉辦的產業分析報告發布，夾雜論壇形式的研討會和「高峰會」。在觀察記者採訪新聞的過程，以及隔日的新聞呈現中，除了客觀資料務求查證確實，以及平衡報導的獨立原則之外，初次接觸實際財經專業媒體生態的筆者不禁質疑，報導產業生態、企業經營策略或者上市上櫃公司的股價起落，表面上看來似乎無涉價值判斷，但是如果從比較左邊的角度出發，日復一日大篇幅報導企業經營者、市場分析師、或者政府經濟事務官員的看法和意見，某種程度是否也代表著媒體只要以財經專業自居，毫無例外必須向為既有體制辯護的保守主義傾斜，而忽略了大眾媒體（尤其是平面媒體）「可能」擁有關懷社會階級差距的權力，以及勢必讓自由主義甚至左派論述在版面中完全缺席呢？

戰功彪炳的記者典範

「放眼望去能夠獨當一面的主管，都是戰功彪炳力求表現」，某位資深產業記者對筆者如此說道。日前根據報載，由前新聞局長蘇正平催生，希望樹立國內新聞工作者Stereo Type的卓越新聞獎成立，筆者自己的猜想是，其過程可能是由各界組成「公正超然」的委員會，然後透過討論和投票選出得獎者，然而在過程中所依循的標準會不會和實際工作環境中有所落差？換句話說，媒體本身內部究竟用什麼標準去評斷一個記者的價值？是版面大小還是獨家頭條？是擁有別人沒有的消息來源還是新聞分析的堅定立場？這些問題筆者的指導記者沒有直接給予答案，但卻以自身破格升遷的經驗諄諄告誡，「記者的職責是發現真相，為求真相，雖千萬人吾往矣，這種精神與工作熱忱，自會在採訪對象、同業及社會間有其公評」，「新聞工作是良心事業，只要對得起自己的良心與社會，就是『戰功彪炳』，又何須在意各種獎項錦上添花呢？」一席話語擲地有聲。

新聞記者的社會地位

「社會線會讓你回味無窮」，聯合報地方新聞中心位居組長的資深記者如此「提醒」。在社會組的實習分配到擁有「天下第一局」美譽的中山分局，十天不到的時間遇上數件屢登頭版頭條或者三版焦點的社會新聞，線上記者直說如此幸運十年難見，筆者也只有苦笑以對。

先是台北市新湖國小吳姓女老師遭人性侵害謀殺的八年懸案偵破，後有保齡球國手曾素芬跳樓自殺，同時驚傳與僑泰興實業董事長林命嘉直接相關，接著吳姓女老師命案黃姓主嫌父親又因自責內疚，在接受媒體專訪後在友人車上喝農藥企圖自殺，後經送醫暫時沒有生命危險。

在榮總加護病房外，黃嫌之父的親友焦急守候。筆者和記者前去向主治醫師請教詳情，未料黃嫌姑姑發現記者身份，也許是受到電子媒體一路追蹤，以及病患情況仍然不明，情緒不穩，突然破口大罵，直說媒體不應再採訪相關新聞，語氣極具敵意。稍後醫師出面安撫家屬情緒，才使氣氛暫時緩和。

當場，看見家屬對待醫師和記者的態度實在天差地遠，頓時心中深深感受到不同職業的社會地位，差別竟然可以如此之大。雖然，類似情緒和現實其實並不是無法理解，但是近距離體驗還是頭一遭。即使回家後和隔天醒來，腦海中那一幕家屬近乎歇斯底里的破口大罵，真的，難以忘懷。

「打折扣」的無罪判決

喧騰一時的北市員警擄妓勒贖案宣判，筆者跟隨司法記者到場聆聽判決，法官改以貪污治罪條例判刑，四名被告獲判無罪，其餘被告刑期也較檢察官求處為輕，各界反應不一。法官在宣判後特別針對四名獲判無罪的被告強調，是因證據不足判決無罪，「有沒有作你們自己心裡清楚」。經過媒體報導，外界似乎會有一個錯誤印象，即此四人事實上已觸犯法律，是待罪之身，只因證據不足「僥倖」獲判無罪。

民主國家法律講求「無罪推定」原則，檢察官無法在法庭中以充分證據證明被告的罪行，說服法官作出有罪判決，即應將被告視作無罪之身。筆者不是法學專業，對於本國司法判決程序也無深入鑽研，但若是易地而處，從四名無罪被告的角度出發，「假定」他們真的沒有觸犯法律，歷經近一年的羈押和審判，終於在法庭上「還給他們一個清白」，卻因法官個人意見及言論，致使他們日後都要背負一個「打折扣的無罪判決」，情何以堪。或許是小題大作，甚至，這本是法官權責內的合理動作，但即使是位高權重的法官，類似發言若從自由主義講求基本人權的角度出發，似乎仍有可以討論的空間。

媒體報導的積極自由

台北市長馬英九日前到市議會針對「員警風紀問題」專案報告，由於選戰將屆，議員不分黨派積極質詢，馬市長在報告中特別強調北市員警風紀問題僅是個案，同時引述擄妓勒贖案的媒體報導，認為台北市明顯受到「特殊待遇」，同時在結論中將「加強媒體溝通，避免不實渲染報導」作為策進行為之一。

從媒介經濟學的角度出發，報紙有其雙元特性，一方面製造新聞內容吸引讀者，以零售和訂戶二個發行管道作為財務來源，一方面以閱報率和讀者特性作為刊登廣告收費依據。由於晚報的零售佔發行比例明顯高於日報，因此，刻意追求聳動標題和對於上架時間分秒必較，是晚報的傳統特性。

當然，商業經營追求利潤不是擴大渲染新聞報導的正當理由，只是媒體的獨立特性使然，監督政府揭露違法本就是媒體天職。馬英九市長指出，僅有一員警涉案卻用「疑似集體貪瀆」作為新聞標題（2001年9月27日中時晚報頭版頭條），報紙在相關報導中或有擴大渲染之嫌，然而，若是期待媒體成為公民社會中獨立公正的第四權，有效監督政府和民意代表，給予新聞工作者合理報導和推測空間，是達成積極自由多元意見的必要條件。

美國言論司法史上著名判例「蘇利文訴紐約時報」案中，聯邦最高法院判決書中有如下結論：「有關公共事務之辯論應該是百無禁忌、充滿活力、完全開放」，以及「包括對公職人員的激烈、尖銳，甚至令人不悅的批評」。言論自由和公職人員基本人權之間或有爭議空間，但媒體若是因為國家機器不當干預或自我檢查的寒蟬效應，因而失去客觀獨立的特性，將會是建構理想公民社會的嚴重失職。

主流報業內的激進空間

《當代》雜誌102期曾經介紹一位社會主義者Kent MacDougal，如何在《華爾街日報》、《洛杉磯時報》等資本主義報業工作超過20年。MacDougal認為，資本主義與資本主義報業，在目前所能做的，就是吸收激進的新聞人才，讓他們檢討出貧窮、種族性別、環境與其他的社會病症，其真正的結構性因素是什麼。同時，這個策略也可以增加報紙的內容與深度，吸引更多受過良好教育的讀者，使得廣告商可以接觸到更多心靈開放的讀者。

筆者曾親身詢問經濟日報高階主管，國內財經專業媒體是否有容許較激進立場新聞工作者的空間，或者類似的真實例證，但得到的答案卻令人失望。正值「不求高深，只求傳真」的蘋果日報積極招兵買馬，準備進軍台灣市場之際，上述的觀點和思考策略或許具有些許參考價值。

當然，實習記者的以偏概全，很難說在進入職場之後不會有所改變，但誠如部分令人尊敬的資深新聞工作者的諄諄告誡：「千萬不要忘記當初選擇新聞工作的初衷和熱忱，如此才不會失去持續求進步的原動力」，筆者深有同感。

同步刊登於《目擊者電子報》，上網日期2002年11月22日。

亞運棒球項目中華隊表現出色，先是逆轉勝日打入冠軍決賽，又與南韓職棒夢幻隊纏鬥九局僅以一分輸球，雖敗猶榮。二場關鍵比賽透過電視轉播，國內球迷同步欣賞，掀起收視熱潮，三家聯合轉播的無線電視台更是出現不顧協議「競相搶播」的有趣畫面，和亞運開打前
興趣缺缺大聲哭窮的說法形成強烈對比。

自有線電視開放以來，頻道激增，無線電視台經營不易，近年來屢傳虧損。此次亞運三家無線電視台原本對外宣稱成本過高，打算放棄轉播；即便在拿到轉播權後，仍對實況轉播關鍵球賽不肯鬆口，擔憂成本過高，轉一場賠一場。

不過此一姿態和中華隊漸入佳境的表現同步逆轉，先是預賽時負責轉播的中視，收視率竟在同時段異軍突起，領先大作「舔耳案」的新聞同業；準決賽時華視停播新聞和八點檔，以「服務觀眾」為名全程轉播，贏得好評；隔天台視更是不顧先前協議，索性和華視同步傳送實況，高層「理直氣壯」表示，賠錢轉播，廣告也是「送」給原有客戶，為的也是「服務觀眾」，展現經營企業的旺盛企圖心。

何以電視台前後態度會有如此劇烈轉變？若說是在商言商的電視台「良心發現」，不計成本服務觀眾，恐怕不易令人信服。假設果真如此，那麼擁有台、華視部分股權的銀行和國防教育二部，恐怕都要大聲抗議，更遑論已是上市公司的中視，其股東更有理由責怪經營者未善
盡全力賺取利潤，盡作賠本生意。因此，關鍵應仍在電視台搶搭收視熱潮，不需花費額外成本，即使無利可圖，也可贏得球迷觀眾稱讚感激，大作形象廣告，豈不一箭雙鵰，何樂不為？

但難道台灣民眾想一賭中華隊在國際賽事風釆，竟只能寄望電視台高層「見風轉舵」的「見招拆招」嗎？若是遇上電視台裁員縮編，或者經營策略和成本考量等不同立場而無法轉播時，只能在家徒呼負負嗎？和台灣一同隔海遙望歐亞大陸的島國英倫，其足球風行程度和棒球在國內景況差可比擬，每遇大型國際賽事，公營電視制度的標竿BBC，時有空間在商業電視台不願轉播之際，出面服務廣大球迷觀眾，頗受好評。

日前也有讀者投書期望內湖公視出面洽談轉播事宜，此一建議反應民眾對能夠「穩定」收看中華隊國際賽事轉播的殷切需求。無線電視資源本屬全民共有，利用公共資源滿足民眾需求天經地義。筆者以為，若能將公視結合官股超過半數的台、華視，成立「公電視集團」，充
分彼此資源共享，發揮綜效，如此則不必每遇精彩國際賽事，民眾只能將希望寄託商業電視台高層「服務觀眾」的熱心程度，而能享受身為電視觀眾應有權益，全力為中華隊喝釆加油。

同步刊登於《傳播學生鬥陣電子報》，上網日期：2002年10月23日。

美國電影演員麥特‧戴蒙為宣傳新片來訪台灣，電子和平面媒體爭相報導，佔據大幅版面和時段，為數不少的新聞記者不顧形象和專業，利用採訪身份之便，索取簽名合照甚至嗲聲要求「合抱」，一時之間，新聞工作者的角色定位似乎令人感到如墜五里霧，不清不楚。

媒體原被社會期待能秉持獨立客觀的立場報導新聞事件，如今第一線的新聞工作者忘卻本身職責，同時將影迷角色和記者身份混為一談，表面上如此行徑似乎未必影響採訪工作，甚至令採訪對象印象深刻，讓廣大影迷為之欽羨。

但若是深入探討事件本質，可以發現娛樂新聞追求巨星緋聞花邊，或者任何足以引起迷哥迷姐興趣的個人隱私，配合精心處理的直擊照片，已是此類「新聞」領域的最高原則。在此前提之下，娛樂線記者和好萊塢巨星小小擁抱，不但製造現場氣氛、又滿足個人親近偶像的欲望，何罪之有？

因此，關鍵應不在記者個人行為，而是在整個娛樂工業的龐大經濟結構中，與其說媒體在其中扮演獨立客觀的中立角色，倒不如將之類比為跨國影視集團的宣傳行銷部門之一，恐怕會更令人信服。

若是能從上述角度來看待此一花絮，或者就不會大驚小怪，而批評記者不務正業拋棄專業了。只是，我們不僅要問，當閱聽大眾不期待新聞記者積極監督公共事務，而樂於大量消費娛樂化的新聞內容，新聞工作者本身也不期許自己成為理想公民社會中的第四權，那麼期待多元優質的新聞內容恐怕只是緣木求魚的想望罷了。

同步刊登於《媒體觀察電子報》，上網日期2002年9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