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蘭登

根據最新一期《經濟學人》報導，南美洲委內瑞拉最大民營電視台RCTV，在日前被查維茲政府不續發經營執照之後七周，再度「重生」，雖然只有約五分之二的委國民眾，可以透過有線或者衛星電視收看。

委國官方認為，RCTV重現聲影，證明了國際輿論認定此事件為委國政府違反言論自由的批評，只是「茶壺中的風暴」。委國官方指出，RCTV未獲續照，其實大可立即轉型訂閱頻道，之前停播，只為呈現政治觀點。

《經濟學人》報導指出，接替RCTV使用第二頻道的國營電視台TVes，收視率不到原RCTV的十分之一。同時，本事件從五月發酵至今，最大獲利者可能是委國另一民營電視台大老闆Gustavo Cisneros。該老闆曾支持反對查維茲政府的運動，一方面批評官方只想過濾出對政權有利的新聞，但另一方面也表示，媒體不該介入政治。

現正在委內瑞拉進行採訪的香港記者張翠容，在其部落格書寫了數篇評論及分析。她認為，RCTV參與了2002年的政變，企圖推翻時任總統的查維茲，該台老闆甚至簽名支持當時的短暫新總統。

整個政變過程，被一支芬蘭的獨立電視攝影隊拍攝下來並製作成紀錄片《未曾播出的革命》（The revolution will not be televised）。張翠容引述該片內容說，RCTV不但沒有守護新聞真相，反而成為政治工具，短暫的政變失敗後，該電視台仍然繼續生存至今，實在令人「嘖嘖稱奇」。

張翠容試問，如果在美國有間電視台參與武力推翻民主（譯按：制度下產生的）總統，下場將會怎樣？張以在委國採訪的經驗說明，曾看到一位同是商人的反對派評論員，在電視台錄影現場大發議論，批評查維斯是共產黨、獨裁者、叛國賊、存在危及國家利益等（譯按：似乎與本地有遙相呼應之感）。

結果，節目如常播出，該評論員也仍如常活動。張翠容認為，美國現任總統小布希對查維斯恨之入骨，早已欲除之而後快，自然會在委國內大搞滲透，這些反對派，正是美國的棋子。當然，有些反對派是真正的反對派，但有些反對派，卻是為美國（利益）服務。

延伸閱讀：

當傳媒變成工具
Two Sides of Venezuela RCTV Shutdown
《經濟學人》第8538期第42頁

同步刊登在苦勞網。

委內瑞拉總統查維茲（Hugo Chavez）於當地時間1月8日宣布，計畫將國有化委國境內的電信及電力事業。他在新內閣成員和支持群眾面前，談及當地最大電信業者Cantv之後高喊：「讓它國有化吧，讓私有化變國有化」（Let it be nationalized. All that was privatized, let it be nationalized）。

查維茲說，如果想要持續改善委國人民生活水準，必須將直接影響人民生活的賺錢公司，從外國人手中轉為國家擁有。他說，國家應該在特定產業「收復」所有權。

從第三任期起，查維茲說，將尋求國會投票支持，給予他權力，將主要煉油設備、能源和電信公司，收歸國有。他說，委內瑞拉正走在成為偉大社會主義國家的道路，不能走回頭路。

國際前鋒論壇報評論這次國有化政策，將翻轉1990年代拉丁美洲自由化趨勢。當時，拉美各國政府紛紛出售國有資產，特別是將國營的電信公司售予私人投資者、期望藉此讓更多的民眾使用電信服務。

Cantv和委國最大的電力公司 ─ 卡拉卡斯電力（Electricidad de Caracas），由美國公司掌控28.5%股權，其中包括美商AES電力和Verizon電信。

Verizon電信自1990年代初期即掌控Cantv，發言人艾瑞克‧瑞普（Eric Rabe）說，將持續密切注意新聞報導，目前仍不清楚細節，無從評論。至於AES和另一家美商CMS能源，異口同聲表示不予置評。

去年12月，查維茲以63%得票率當選連任總統成功，將於1月10日展開新的六年任期，相較八年前的52%，支持率上升逾一成。查維茲2002年4月一度經歷政變危機，後再重掌政權，繼續實現他的「社會主義革命」。

委國人口約2,650萬，略與台灣相同。去年當地股市全年漲幅接近100%，僅次於中國的140%，位居全球第二。《經濟學人》預估，2006年委國經濟成長率將達7.8%，2007年則為5.5%。事實顯示，查維茲掌權後該國經濟持續成長，並未如部分批評者擔憂有崩盤的可能。

延伸閱讀：

Chavez Announces Nationalization Plans
Venezuela plans to nationalize two industries

同步刊登在苦勞網。

2006年5月16日

英國倫敦現任市長肯‧李文斯頓5月15日（Ken Livingstone）表示，所有支持社會正義和民主的人們，都應該支持查維茲（Hugo Chavez）和委內瑞拉（譯按：進行的社會改革）。身為英國工黨內部「堅定左派」，李文斯頓在委國總統查維茲訪歐行程當中，毫不吝嗇給予支持，邀請查維茲在倫敦市政府禮堂發表演說，並在英國《衛報》撰文，大力認同查維茲進行的社會改革路線，「這‧並非困難的選擇」（Not a difficult choice at all）。

李文斯頓說，委內瑞拉擁有豐富的石油資源，但從未讓廣大人民雨露均沾。不過（譯按：在查維茲執政之後），人口逾2,500萬的委內瑞拉，首次建立可行健康醫療體系，大約1,700萬的民眾，生平首次享受免費醫療服務，文盲不再，1,500萬的民眾能夠用可以負擔的價格購買食物、藥品和民生必需品，同時，透過財務援助，25萬次的眼睛手術已經進行，讓許多人免於失明之苦。

難能可貴的是，查維茲和所屬政黨在過去八年中，贏得十次選舉，在2002年，查維茲曾經歷政變危機（註）、在2004年，也一度可能被罷免，不過至今仍然在位。近年查維茲與許多拉丁美洲國家積極串連，包括古巴、玻利維亞等國，不但政局紛向左轉，鮮明反美色彩加上高舉左派旗幟，也獲得歐洲部分左派政治菁英的隔海唱和，日前玻利維亞將石化產業收歸國有的政策，根據媒體報導，可能也出自查維茲顧問獻策。

當然，李文斯頓不忘批評政敵：保守黨魁大衛‧卡麥隆（David Cameron）及倫敦保守分子（London Tories）抵制查維茲來訪的活動，其來有自，正如這些人當年支持皮諾契特將軍（Pinochet，譯按：1973年推翻左派阿葉德總統的智利獨裁者）一樣，立場未見絲毫的改變。

「這‧並非困難的選擇」，李文斯頓說，有時我們必須「二害相權取其輕」，例如英國曾與史達林合作，對抗希特勒，但查維茲並非如此。他說，查維茲政府透過民主程序當選，且實行改革，毫無疑問，美國小布希政府拒絕尊重委內瑞拉人民的選擇，只是再一次顯示美國根本對促進當地民主，沒有興趣。

參考網址：英國衛報
註：2002年4月，查維茲在部分軍隊包圍總統府後，被迫下台，唯不到48小時，戲劇性重掌政權，過程被拍成紀錄片：一場未曾播出的革命（The Revolution Will Not Be Televised）。

同步刊登於《苦勞網》。

2006年7月15日

美國和南韓之間的自由貿易協定（FTA）談判原定本周進行5天，但由於談判地點的南韓首都首爾，示威運動持續不斷，加上雙方對南韓藥品鑑價系統存有爭議，美方擔心損害美國藥廠利益，臨時取消最後一天議程，提前落幕。

《國際前鋒論壇報》14日報導，華府貿易談判代表認為，新系統將對美國藥品「差別取價」，顯示不公平待遇，談判未能達成協議。南韓官員則認為美方「誤解」（misunderstanding）該系統，南韓談判代表金江洪（譯音，Kim Jong Hoon）說，該系統絕非歧視外國進口或創新藥物，而是為削減健保成本及應付人口老化現象，提供低收入戶民眾可負擔的藥物。根據報導，下一波談判時間為9月，地點在美國華盛頓首府。

同時，由於談判在示威抗議聲當中，草草落幕。《國際前鋒論壇報》認為，全球第1和第10大經濟體之間的自貿協定，原定今年3月簽署，如今看來，前景黯淡。

反新自由主義運動漸獲認同

《香港獨立媒體》記者阿譪也在現場進行報導，指出南韓民眾對FTA態度漸改變，原本對政府多抱持信任，反新自由主義運動未獲支持，但近3個月已開始逆轉，甚至部分政府經濟顧問也站出來，提及FTA部分條文對南韓的經濟「非常不利」。

南韓獨立媒體《媒體文化行動》（MCA，Media Culture Action）也在現場進行影音轉播，同時上傳許多照片。MCA在13日刊出一篇文章，指稱遊行活動豐富熱鬧，但南韓警方竟攻擊一群抬棺焚燒以示抗議的民眾，事實上，焚棺動作根本未危及任何人的生命或財產安全。同時，由於本周稍早的大雨，南韓部分地區遭遇水患，值此同時（譯按：本應全力救災），南韓警方如此激烈的鎮壓和平示威，毫無道理。

NAFTA：墨農死亡保證書

MCA不只以行動反對FTA，也持續進行教育和宣導。為向南韓人民及全球說明FTA可能引發的種種問題，MCA舉1994年簽訂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為例，指稱原本官方說法認為NAFTA有助美國墨西哥的經濟雙贏，但實情卻是美國企業透過大量補助再加上農企（譯按：生產農產品的企業，並非農民）產品，迫使墨西哥逾200萬的小農無法生存，遠離家園。

同時，墨西哥人傳統食物之一的玉米餅，改由農企生產後，價格竟飆漲50%，難怪墨西哥農民戲稱NAFTA為他們的「死亡保證書」（death warrant）。不只小農，由於服務業須開放，War-Mart等大賣場陸續進駐，販售來自中國的低價日用品，使墨西哥28,000家中小企業倒閉關門。平均薪資不漲反降，幅度達25%，美墨邊境附近的「血汗工廠」，時薪只有60美分到1美元。

本地：FTA絕非單純經貿議題

如果說南韓首爾上萬人的示威活動可以給本地啟示，也許是WTO或FTA的相關議題，絕非單純經貿事務，而是攸關農工階級和全民利益的重大政策。曾有研究顯示，如果議題被設定為財經領域，發言權多掌握在官方、專家學者和財經記者三者手中。因此，台美自貿協定目前因為兩岸政治因素進度緩慢，不論民間團體或官方都應該密切注意亞洲鄰國狀況，且不宜將FTA歸類成專業財經議題，否則後果可能堪慮。

首爾反FTA堵路遊行

U.S.-South Korea talks end early

《媒體文化行動》網址（英文）

2006年7月12日

根據最新一期《經濟學人》報導，多哈回合貿易談判瀕臨破裂邊緣，各國貿易部長齊聚瑞士日內瓦的協商，毫無進展。自由貿易的堅定支持者《經濟學人》認為，唯有美國總統喬治‧布希在本周末登場的G8峰會中公開承諾削減農業補貼金額，並逼迫歐盟及其他新興國家讓步，才有可能挽救多哈回合，以及其代表的多邊貿易架構。

否則，《經濟學人》警告，各國間彼此簽定的雙邊及區域貿易協定，已逾250，未來將取代多邊架構，成為國際貿易新規則，WTO也將逐步喪失貿易爭議仲裁合法性。

根據《經濟學人》報導，印度貿易部長耐斯（Kemal Nath），因觀賞德國迎戰阿根廷的世足賽，在日內瓦首場大型會議，遲到90分鐘，顯示各國對此回合談判的冷漠和暫緩共識達成也無所謂的普遍態度。報導指出，部分新興國家認為，談判失敗的損失，可能低於談判成功的政治代價。以印度為例，多哈回合談判若定案，國內僅能維持溫飽的廣大農民，可能群起反彈。

事實上，溫飽已逐漸不可能。英國廣播協會（BBC）近日報導，印度第三大省馬哈拉施特拉（Maharashtra）18名以種植綿花為生的農民，以自殺方式，表達對印度總理辛格（Maharashtra Singh）推出援助方案的不滿，要求終止去年依循WTO協議在該地區推行的自由市場機制。自去年6月起，位於該省的昆陀巴（Vidarbha）地區，已有逾600名農民自殺。

種種跡象都顯示，WTO可能已經面臨崩解的關鍵時刻，端視本周登場的G8高峰會是否可能出現變化。

同時，G8高峰會除前述外交經貿角力外，社運及環保團體也已經持續集結，力圖高舉反對新自由主義的大旗，發聲行動。為抗議本屆G8峰會的召開，去年9月社運人士即已成立網站，將峰會揭幕前一日（7月14日）定為「全球行動日」（Global day of action）。

1975年成立的G7，為美英日德義法加等全球七大工業國，跨越民主形式共謀能源經濟等議題的國際組織，1998年再納入俄羅斯成為G8。本屆主題有三，包括能源安全、教育及AIDS/醫療。前述行動主事者之一《反G8網絡》（Network against G8）宣示，對議會民主無幻想，也反對任何形式的政府，G8領袖宣示的自由權，意指將核廢料超越國界自由運送。

至於主流媒體時常便宜行事、將類似行動皆貼上反全球化標籤，《反G8網絡》也提出說明，要求全球化應落實於人民的自由來去、思想的自由交換和鬥爭的自由串連。

不論是多哈回合談判或G8峰會，本地主流媒體似乎完全漠不關心。若用多哈回合為關鍵字，查詢近三個月聯合和中時報系資料庫，僅得到聯合報轉載紐約時報文章，提及新任美國貿易代表蘇珊‧史瓦布（Susan Schwab）甫上任面臨重大挑戰，還有蘇珊和前任貿易代表羅伯‧波特曼（Rob Portman）聯名在《華爾街日報》發表的文章：自由貿易願景。

在國內一片談論全球化或國際競爭力聲浪不絕於耳之際，最好也想想誰來定義全球化？主流和財經媒體一片個人主義式呼喊提升競爭力同時，也許應該分配一些資源，派員到台灣之外的地方採訪，而非僅僅依賴綜合外電報導。

against the G8 summit 2006

Network against G8

G8 Summit St. Petersburg, Russia

More suicides by Indian farmers

Slouching towards disaster，《經濟學人》2006年7月8日，頁14-15。

世貿多哈回合談判，搖搖欲墜走向災難（Slouching towards disaster），譯自《經濟學人》2006年7月8日，頁14-15。

多哈貿易回合談判將因各方無動於衷終結，唯有喬治‧布希能拯救它。

世界各國的貿易部長上周齊聚日內瓦，試圖搶救頻臨破裂的多哈回合談判。會議毫無進展，令人沮喪，更嚴重的壞消息是，似乎無人關心。

印度貿易部長Kemal Nath，因觀賞德國迎戰阿根廷的世足賽，在第一場大型會議遲到90分鐘。沒有貿易協商場合經常出現的一整夜討價還價，各國貿易部長輕鬆以對，早早回家。協商者承諾持續對話，但未設定進一步討論的確切日期。這一切無法激勵財經媒體。貿易談判破裂已經夠糟糕了，日內瓦會議逐漸失去令人滿意的氣氛和冷漠充斥，恐怕更令人擔心。

祭出罰則時刻到來？

現今的困境有二種可能解釋。一是美國、歐盟及其他新興國家達成多哈回合失敗無所謂共識；或者各方不認為需盡速達成協議。如同先前全球貿易協商中，東京和烏拉圭回合都歷經年餘才獲致結論，目前的協商者也許相信多哈回合談判只是暫緩，事情終會獲致解決。

前述二種論點都站不住腳。目前此一回合獲致的一點進展包括農產品、降低工業產品關稅和更開放的服務業市場（雖然尚未嗅到成功氣息）。如果多哈談判未有實質進展，多邊貿易架構的未來將充滿風險。經貿官員多已準備從多哈回合代表的多邊主義，轉移陣地至區域主義。目前已有超過250個雙邊及區域貿易協定，為10年前的二倍，且還有許多協定正在進行。一旦多哈回合談判破裂，盡管區域主義在經濟論述上具有缺陷，仍將取代多邊主義，成為全球貿易組織原則。世界貿易組織將會快速萎縮，成為僅具協商功能的新規則論壇，最後甚至會喪失作為貿易爭議仲裁者的合法性。

華府的最後期限

多哈回合的談判，真的沒有時間壓力嗎？此論點忽視了美國政治因素。喬治‧布希獲得授權的貿易促進權利（TPA）法案，將在2007年6月到期，之後任何協議都必須通過國會審理，勢必引起眾多特殊利益團體互相角力。因此，貿易談判必須在今年底之前獲致結論，目前必須在政治上有所突破。TPA獲得延長的機率渺茫，美國11月的期中大選，民主黨在國會席次可望增加，支持保護主義聲浪勢必升高。即使是民主黨的自由貿易者，要公開支持布希，使其獲得政治上勝利，顯然有點一廂情願。

當多哈談判正討價還價之際，全球經濟不尋常地復甦，但不容易持續。減緩的經濟成長和逐步升高的失業率將會使得貿易談判更加困難。

現在談判會場瀰漫著志得意滿的氣氛，不可原諒，反其道而行不是件容易的事。部分擔憂多哈回合談判失敗可能導致更大損失的經貿強權如巴西，已經準備妥協讓步。但許多國家認為談判失敗的損失，可能低於談判成功後需要付出的短期政治代價。例如印度，特別擔心激怒國內僅能維持溫飽的廣大農民們，甚於自由貿易所能帶來的眾多低廉服務業價格，後者對其經濟影響更大。美國也是一例，對多哈回合成功可能得到的好處，是否與失望農民的痛苦等值，不太確定。最新的日內瓦談判未能獲致實質進展，主因之一即是美國拒絕再進一步削滅農業補貼金額。

美國並非多哈回合即將失敗的唯一歸責對象，甚至非主要對象。不過，值此關鍵時刻，布希可能是唯一有能力打破僵局的人。身為多邊貿易系統的傳統領導者，全球最大經濟體可以展現驚人的政治勇氣，將冷漠態度轉化為行動。布希應該提供承諾削減更多農業補貼，逼迫歐盟及其他國家進一步開放市場。下個周未即將於聖彼得堡登場的G8高峰會，布希應把握最後機會，提出清楚的公開承諾，以挽救多哈回合談判。如果布希真的關心全球貿易，即應好好把握時機。

比爾慈善學（Billanthropy），譯自《經濟學人》2006年7月1日，頁11。

如何花錢及對人們產生影響

如果你是全球第二富豪，準備將辛勤賺來的310億美元託付他人，最理想的人選，自然是世上唯一比你會賺錢的全球首富。於此，號稱「資本配置的天生好手」、來自美國內布拉斯卡州（Nebraskan）的華倫‧巴菲特（Warren Buffert），本周主動「配置」史上最慷慨的慈善捐助。

值得一提的是，巴菲特捨棄自我，將前述龐大金額捐助給以他人為名的團體。將巴菲特的捐款及原有的300億美元加總，比爾蓋茲（Bill Gates）及妻子瑪琳達（Melinda Gates）掌管的基金會，資產規模將相當於迪士尼（Disney）、戴爾電腦（Dell）或本田汽車（Honda）等跨國企業。巴菲特的慷慨捐助，在本周的《財星》雜誌發布，象徵意義遠大於捐助的金額本身。這個例子，將召喚全球富豪的利他行動，如同蓋茲嘗試親自推廣慈善活動，而非只是捐款。

救濟和經理人

人們有行善的意願，也希望被看見善行，如同人們希望成功，也希望成功被普遍知悉。強烈擁有前述二種欲望的大慈善家們，是一小部分但十分重要的嘗試。醫院、學校、教堂、博物館及慈善機構，作了大部分的工作，根據位在美國巴爾的摩（Baltimore）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估計，1990年代末期前述機構進行的工作，支出金額1.3兆美元，相當於（譯按：美國一年）GDP的5%，範圍廣達35個國家。私人捐助大約只占慈善活動支出1/10。即使在美國這個超級慈善家故鄉，對大政府素有敵意，慈善活動的大部分費用，均來自規費或政府買單。不過，私人捐助所占的1/10比率以及基金會，實際影響力遠超過帳面金額。

第一個理由是哲學性的美國思維。對國外觀察家而言，美式資本主義無情殘酷。它創造出龐大財富以及同樣龐大的不平等。然而，在美國人民的心中，有一紙無形的合約，（譯按，在美式規則下）贏家要拿出部分財產，作為輸家的補償。知名的19世紀資本家卡內基（Carnegie）和洛克菲勒（Rockefeller），即持此種觀點，顯然，巴菲特也同意。在接受電視專訪時，巴菲特曾說市場機制不適用窮人，因繼承財產致富者，根本就是「幸運精子俱樂部」的成員。

第二個理由是現實。19世紀的慈善家捐出財產成立基金會時，正值產業獲利豐厚、賦稅低廉及勞工勢力薄弱的時代。20世紀末期也是如此，拜資產價格飆升、全球化和科技之賜，財富增加的速度驚人。因此，比起20年前，現在有更多有錢人，想著如何回饋這一個造就他們驚人財富的世界。

但不只是捐助金額激增，私人捐助的影響力日益深遠。基金會是慈善活動紀律和創新的來源。如果基金會聰明地選擇補助對象，將會影響慈善團體對其餘捐助的用途。這一點在嬰兒潮世代準備捐助數十億美元的此時，別具意義。

然而，慈善活動一如部分批評者所言，無法以金錢衡量價值。一項由美國前任參議員兼麥肯錫非營利活動顧問比爾‧布萊德利（Bill Bradley）進行的研究發現，多數的慈善團體浪費許多金錢。從募集而來的基金當中大肆揮霍、蓄積捐助、也無法審視支出的效率。慈善事業若有較好的經營與管理，光是在美國，至少可省下數十億美元。

慈善家應該運用影響力，改善前述問題。蓋茲基金會是一個好的例子。蓋茲不但是在美國軟體產業的開創資本家，也是個開創慈善家。他支持計劃、持續評估且拒絕失敗。這是件高度專業的工作，也是蓋茲不久之後計劃將微軟的職務當成兼職的原因，這也正是為何最好的慈善團體或基金會，都不是那些行政成本最低的團體。

祕訣之一是專業化。小額捐助可能被浪擲且效果不如集中使用。專家替基金會計算風險，如同企業一貫行事風格，也正是政府不擅長的事，有助達成規模經濟，如同生活當中其他領域。洛克菲勒在小麥和盤尼西林（penicillin）的贊助研究，讓十餘億人口得以飽食維持健康。蓋茲則將焦點集中在貧窮國家的疾病，增加研發創新藥物的機率，建構傳遞藥物系統，遏止疾病蔓延。

一切只是虛榮

不過，基金會組織正面臨二大危機。第一是它們不一定比受贈的慈善團體管理良善。基金會管理者本身，通常熱愛決定受贈對象的權力和快感。經由個人獨特清晰思維，巴菲特提供了解決之道。他將多數財富移轉給蓋茲基金會，少數捐贈給子女或過世妻子名下基金會。巴菲特認為，蓋茲會善加利用這筆款項，他告訴富豪們，與其將財富捐贈給親近友人，不如尋找最好的基金會。

第二個危機是慈善家們的虛榮心。慈善家們通常希望創辦的基金會在他們過世後，仍然持續運作，名留青史代代相傳。然而，在創辦人過世後，基金會團體通常會變得僵固保守毫無方向，繼位主事者往往會偏離原本目標。因此，如果想成為真正從事慈善工作的慈善家，應該快花掉手中的錢，在世時盡量多作好事，讓後代子孫自求多福。

不平等與美國夢（Inequality and the American Dream），譯自《經濟學人》2006年6月17日，頁11-12。

全球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經濟體，可能需要些微的調整。

美國向來以「美國夢」著稱，提供所有肯依遊戲規則努力的人們，一個經濟地位流動機會平等的夢想。此一想像，也使美國成為吸引全球移民的大磁鐵。於此同時，美國人民顯然樂於處於「動態經濟」景況，甘心忍受現狀的不平等及不安全，畢竟，如人人有機會成為老闆，誰會在意老闆收入為平均薪資300倍？

美國模式在全球至高無上的地位，似乎無庸置疑。歷史上，從未有任何富強國家如此成功善用現代科技和全球化力量。美式資本主義特徵包括：承擔風險的意願、寬鬆法規及激烈競爭，於此，美國創造了前所未有的財富。

美國現任總統喬治‧布希曾經指出，（美國）目前經濟景況強勁、既具生產力且繁榮。某種程度而言，布希是對的，經濟確實持續增長、失業率維持低檔、且企業利潤高得驚人。也難怪，全球許多國家不斷試圖將經濟體「美國化」，如正在歐盟推行的里斯本議程（Lisbon Agenda），以及在日本由首相小泉純一郎領軍的「小泉改革」（Koizumi reforms）。

當然，也有很多人對美國模式，感到不以為然，其中也包括不少美國人。當美國企業利潤飛漲時，員工薪資卻只些微調升。根據統計，只有1/4的美國人認為經濟處於良好景況。中產階級遭遇窘境，大學學歷不再是高薪的保證，政客抓住此點大作文章，左派平民主義者（populist）指控布希的富豪朋友，紛將旗下企業工作機會移往國外，右派本土論者（nativist）則大喊，移民才是破壞美國體系的禍首。

全球性的辯論

關於美國模式的辯論，不只在本土發酵，例如歐洲一向認為美國不照顧自身的窮人，不過，這是偏見，而且這種偏見在卡崔娜颶風發生之後，更加嚴重。美國國際形象的滑落，主因是外交政策，但不可否認，美國化也已逐漸成為全球化的同義詞。在西方富國中，全球競爭使得經濟更加彈性，增長了不平等程度，日本即是一例。許多非美國人的邏輯是，如果全球化使該國經濟模式趨美國化，而美國模式其實有諸多缺陷，因此，美國模式推行的自由貿易和開放市場，一定是壞事。

然而，前述辯論將關於不平等、菁英制度（meritocracy）和移民等三種論述，互相混淆。美國最需要擔心的，應該是菁英制度的問題。

從不平等論起，美國經濟近年來似乎朝向不平等發展，但以更複雜的形式呈現。美國富人因個人智慧和資本，從全球市場中得利程度，迅速增加　遠遠大於一般民眾。事實上，即使美國企業立即停止運作，Bill Gates和高盛證券合夥人，仍然會是有錢人，因為軟體和投資銀行是全球產業。Gates身價逾500億美元、高盛2.24萬百名員工平均年薪50萬美元。

另一方面，現時的全球化浪潮，並不一定擴大貧者和富者的距離。對美國的窮人而言，對全球經濟變化的感受，恐怕不若中產階級深刻。原因在於，逐漸被外包至國外的工作機會，多是資料處理、會計等白領工作，多由窮人負責的工作如清潔和餐廳待者，永遠不可能移往Bangalore（譯註：印度大城，素有印度矽谷之稱）。

這群底層人民中，移民占多數，他們的恐懼來自不同的地方。實情或許是，他們的工作也許不會出口至其他國家，但其他國家的勞工可能被進口至美國。然而，目前仍未有足夠證據顯示，低技術勞工的到來，拉低了美國窮人的薪資水準，而且，這群移民比起留在國內的同胞，顯然享有更好的生活。

更長的梯子不要緊，但要有可供踏足的梯階

對美式資本主義帶有懷疑態度的人們說，如此冷血的複雜計算，並不是重點。他們（譯按：對美式資本主義帶懷疑態度的人）認為，任何社會制度之下，利潤分配不公，犯了道德上的錯誤。關於這一點，多數報紙不贊同。其實，只要整體社會在此制度下的運作更加富裕，有社會安全網照顧極度貧窮的人，同時給予不分階級、種族、信仰、性別的人們擁有平等的爬梯機會，不平等的本身，並非錯誤。動態、快速增長的經濟模式也許看來很醜陋，但比起停滯蕭條的經濟，至少提供每個美國人更多的希望。

（譯註：前述論點）並非要將美式資本主義制度與社會流動的議題脫勾。美國似乎是個機會之國，現實景況可能並非如此。部分研究指出，比起在美國，歐洲的貧窮小孩，更容易被扶養成人。美國菁英制度的引擎－教育系統，頗令人擔憂。根據統計，美國頂尖大學當中，只有3%學生來自最貧窮的1/4人口。貧窮小孩只能上普通的學校，有錢人則不斷投資在教育自身後代上。

該如何改善呢？菁英制度若要運作成功，必須公平。目前富有的美國人，透過多種不公平的方式造福自己，如股票選擇權，或利用校友身分幫助自己的子女入學等等。布希政府推行的財政政策，顯然對改善前述景況，並無助益。為何要在富人愈過愈好的同時，逐步消除累進稅制的效果。

部分論者指責，政府不應該想方設法，將富人拉下，而應幫助其他人、特別是極度貧窮的人，向上提升，特別是受教育機會。部分美國制度仍然不錯，例如社區大學，但許多國際機構的研究指出，學校並非如此理想。然而，有關教育議題的法案，美國的共和民主二黨，一向互踢皮球，共和黨拒絕可以幫助窮困選區教育的改革法案，民主黨則是永遠不敢得罪大票倉教師工會。

對美國而言，另外一項挑戰是改革社會福利體系，使其能順應跨國企業的快速變遷。目前為止，尚未有國家成功，但解決的方法絕不只是「貿易調整」或者賦稅優惠。舉例來說，美國健康保險制度即需大力改革。傳統透過公司提供服務的模式，已接近崩潰。同時，公共的退休金制度，也需大力整頓。

這些都是十分複雜的議題，但美國向來以能將美國夢的誇張口號，轉換成實際政策方案而著稱，例如GI法案，一項贊助二戰後返鄉軍人的獎學金方案。目前美國需要另一波務實的理想主義，截至目前為止，美國仍然是全球其他國家爭相學習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