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蘭登

面對權力時的不卑不亢，說來容易，作到困難。

近日採訪一位政府要員，但因新聞具爭議性，且這位要員當日忙於公務，因此未回電，雖然，我已一再強調十分重要，希望可以抽空回電。

我也有這位官員的手機，平日也不能說不熟，我也知道，沒事不會打去聊天，或者問小事情，但當天再接到祕書電話時，官員已經離開辦公室，就請祕書回電打發。

我的原則很簡單，不能因為新聞具爭議，避不見面，或者，不願說明也應給個實在理由，不能這樣打發。因此，隔天見報這段文字：

XXX昨日以正在處理明年預算為由，未接受訪問

結果，因為報社大作，這段文字放在頭版，再連結到二版。總之，這位官員十分生氣，很不開心，過了近一星期，還是憤憤難平，說這樣寫，好像他是卒仔。

我無意對報導被解讀成什麼意思辯護，只要是事實，我不認為有需要更正之處。前述文字並無主觀形容，純粹是客觀的事實描述，只是不理解新聞室運作的人，往往會直覺將相關報導責任，全部放到唯一與之接觸的採訪者身上。

總之，我與這位官員並無私怨，甚至，彼此相處從以前到現在，都很平和；從這位官員的身上，我也學到很多，不管是專業領域或作人處事。只是，公私應該分明，就事論事，對待媒體，不應該有選擇性的差異，當需要時期待媒體報導，但遇爭議時就避不說明。

如此論述，並不是說受訪者沒有拒絕採訪的權利，而是拒絕也應該給一個理由，且應該有氣量可受公評。特別對手握公權力的政府要員來說，我認為這是基本的要求態度，不能先是完全未給回應，之後再來抱怨報導內容。

當然，有人說記者的權力為何可以這麼大？所謂合理範圍究竟在那？我只能說沒有放諸四海皆準的道理，但面對手握權力愈大的人，媒體工作者愈應該小心，如何不卑不亢，永遠是一個沒有標準答案的大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