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蘭登

今年正好是報禁開放的第二十年，本地報紙在一九九○年代的初期「百花齊放」，登記的報紙家數達到三百家，雖然有許多根本未在市面上流通。一九九○年代中期之後，變成「報團寡佔」時代，一度《中時》、《聯合》二家報團旗下七家報紙加上《自由時報》，廣告營收占去整體市場的八成五。然而，與此同時，本地報紙也傳出「陸續停刊」的消息，到二千年之後愈演愈烈，目前全國綜合性的中文日報只剩四家，晚報一家，「報業寒冬」的說法，愈來愈流行。

二○○六年，本地總共有五家全國性報紙宣布停刊，依照時間順序先後為《大成娛樂報》、《中央日報》、《台灣日報》、《星報》和《民生報》，連同前年底的《中時晚報》，十三個月當中已有六家報紙停刊，平均六十五天就有一家報紙結束營業，即使是《中時》和《聯合》二家成立超過五十年的大型報團，同樣無法倖免於難。

報紙關門，首當其衝的自然是員工生計。去年五家停刊報紙之中，《大成娛樂報》因轉型週刊留任部分員工，《民生報》資方宣稱已安排三成五比率的員工轉職，但是並未公布選任標準，一度遭致被資遺員工的不滿。至於其他報紙，多是依勞基法資遺或者強迫提前退休，甚至欠薪待償，例如《台灣日報》，逾百位員工連續數月領不到薪水。

同時，五家報紙之中，《中央日報》和《民生報》原有工會組織，《星報》則是聯合報系旗下報紙之一，但因創刊七年，員工年紀相對年輕，且之前已實施併入聯合報系統運作的方案，停刊過程並未引發太大反彈或者爭議。

《民生報》員工在停刊後組成「同樂會」，希望爭取較優厚的資遺條件，最後經過折衝，達成總額二千一百萬的慰問方案，但是年資五年以下員工，則在慰問範圍之外。《台灣日報》資方除積欠員工薪水外，稍早還開除二位帶頭組自救會的員工，但是，此一作法並未激起其他員工團結意識，反而一拖再拖，直到去年六月六日，才在無法挽回的情況下，宣布停刊。

關於停刊影響人數，官方和資方未公布完整資訊，因此，在這一波停刊風潮之中，受影響員工和家庭人數不詳。不過，與本地以往多數媒體結束營業的狀況相同，幾乎沒有看到集體團結爭取權益的行動或抗爭，遑論上升到工作權議題。本文篇幅有限，但希望能從工會角色、媒體工作者勞動意識和行動可能（或者不可能）等三個面向，對這一波停刊風潮提出看法，期待激發各方思考，替媒體工作者的集體行動，尋找可能的出路。

工會角色：可有可無？

工會在此波停刊風潮中，幾乎完全沒有發揮影響力量。以《民生報》停刊為例，工會僅被資方在停刊的前夕告知此一訊息，完全未參與決策或表達意見。事後，自救會代表許瑞瑜表示，在《民生報》員工組織準備爭取權益之時，工會幹部雖然公開表達支持意願，但在協商慰問方案出爐之後，幹部竟然在全體表決前，要求協商代表先簽下同意書，引發部分反彈，

同時，在協商過程中，工會並未尋求外力援助，例如其他工會或記者協會等團結組織，最後在資方開出條件後，也完全沒有討價還價的空間。最後全體員工決議接受，後續一度有員工想在領得資遺費用後，再行集結，但無下文。

前述狀況突顯本地媒體工會依賴資方善意多於會員，且非一日之寒。若將媒體工會分成三個層次談論：第一是有無的問題，全國逾百家電視廣播和報紙雜誌，只有十一家有工會，比率不到十分之一，連第一步集結組織都沒作到，自然談不上爭權益。第二，有工會組織者，多採自願加入，整體加入比率有高有低，特別是白領記者和編輯，相對藍領員工，加入比率更低。以中國時報的工會為例，二百餘名會員當中，記者不到十人，即使加上編輯，只約略高於五十人，跟整體員工藍白領分布比率，顯有落差。

第三則是工會體質，與資方協商或保持友好關係，並不是不可以，甚至應該是健全工會運作的必要條件，但完全依賴資方的步調，放棄自主工會基本權利，也不思考爭取擴大員工支持，自然無法發揮影響力或取得協商力量。「我們要怎樣的工會」是每一個會員和工會幹部應該捫心自問的重要問題。

媒體工作者的勞動意識

面對自己飯碗不保，本地媒體工作者處於一種「先天不良後天失調」的景況。

先天不良意指幾乎沒有工會組織可以加入，超過九成媒體沒有工會，本地法規對「廠場工會」的限制，也造成媒體工作者無法以個人的身分加入產業工會，得到基本勞動權利保障。

後天失調意指本地的媒體工作者缺乏勞動意識和法規的認識過程，也幾乎少有集體行動的經驗，造成面臨停刊風潮之時，只能個人自尋出路，無法看到集體行動後「可能」的更大利益。

以《台灣日報》的停刊為例，早在前年開始，資方即已開始積欠員工薪水，但在帶頭籌組自救會的二位記者被惡意開除後，竟無員工聲援。去年五月，資方連續三次發放部分薪資承諾跳票之後，從六月六日起正式休刊，員工自救會當日的說法竟是，期待資方能有「善意回應」。

如果連續數月領不到薪水的狀況，仍然無法讓工作者認清事實，還是將希望寄於「資方的善意」，難怪本地媒體資方可以一再無視法令規定，不經協商縮減勞動條件或者直接閃電停刊。

英國歷史學家湯普森（E.P. Thompson）說，階級是人們在其走過的歷史中間自己定義出來的。本地的媒體工作者雖普遍適用勞基法，但是否認同自己的勞工身分，則有很大疑問。勞動意識的形成不是課堂的講授或者閱讀書本可以直接產生，而是長期透過思考和行動的交互影響，加上歷史社會條件配合，才有可能逐步形成。

行動的可能（不可能）

五家報紙停刊，其中以《民生報》規模最大，二百五十名員工受影響，其中一百六十名必須提前退休或接受資遺。後續在網路串連和員工人際網絡彼此集結之下，確實跨出了組織第一步，成立自救性質的「同樂會」，這也是工作者在被動情況下，集結行動例證之一。

然而，從前面本地媒體工會的現實景況，加上工作者勞動意識的缺乏，《民生報》員工的集結甚至更早《中國時報》中南編輯部裁撤的抗爭，或許只能被視為短期的特例而非本地常態。未來如果沒有平日工會組織的支持和聯繫，加上勞動意識的具體成形和思考，即使多數報業員工了解本地報紙持續可能遭逢停刊危機，多數員工反應恐怕仍然是「隨人顧性命」，尋求「個人主義」思考，而非集體行動可能，一旦有轉業或其他機會，自然選擇離去。

小結

面對整體報業環境的不樂觀，已有研究指出，二○四三年將是（美國）紙本報紙存在的最後一年。本地報紙停刊風潮不歇，未來除要求提升自我競爭力的個人主義外，是否有尋求集體行動的可能，值得探討。

近日本地攝影記者研究會和紀錄片工作者工會相繼成立，也許可以給其他媒體工作者和組織一些思考的方向。首先是記協或者大傳聯轉型可能，作為一個成立超過十年的媒體工作者組織，專業主義路線已有一定成績，如何在既有基礎上提供會員或所有媒體工作者全面保障，甚至進一步也能夠兼具工會性質，或者吸收自由撰稿及獨立工作者一起加入，應該是值得嘗試的方向之一。另外，大傳聯是否可能在法規限制之外，開放個別會員加入，至少能作到提供勞健保服務，進而有機會倡議勞動三權的保障發揮，也是可能途徑之一。

本地報紙停刊風潮未見終點，已有學者指出下一波可能在有線電視的新聞台。目前商業電視台多數無工會組織，個別新聞或媒體工作者面臨裁員壓力，恐怕只能被動回應，似宜未雨綢繆。

最後，在本地的公共廣電集團逐漸成形之際，雖然整併過程問題不少，財務經費隨時面臨斷坎困難，但近年公視展現出的公共價值和專業水準，頗受好評。也許，在報紙經營如此困難的同時，取法英國《衛報》轉型「公共報紙」，將股權交付信託或轉為公共產權，是落實質報在地實踐的康莊大道。

同步刊登在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出版的2006年報，將隨五月號目擊者雜誌發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