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蘭登

 《自由時報》於8月30日刊載專題，討論政府置入性行銷的問題。事實上，除專題當中舉例的部會政策行銷之外，各地方政府因首長民選，有著更大行銷政績壓力，撒錢例子，已成常態；日前風光落幕的世運，即是動用數千萬元公務預算大作置入行銷的鮮活明證，甚至還出現某報置入行銷太偷懶，用世運基金會個人專訪充數被質疑「太超過」的小插曲。
 

有趣的是，經常被其它三大報抨擊羶色腥的《蘋果日報》，反而在置入行銷上，自始自終嚴守分際，從未在新聞中置入政令宣導。當然，蘋果出發點是市場考量而非新聞理念，認定一旦喪失新聞的公信力，讀者也會日漸流失，報紙怎麼賣得出去？

 

公部門帶頭作置入行銷，於1990年代甚至更早即開始，只是以往隱諱地用各種手段變相籠絡或「津貼」記者個人的方式，「進步」成公部門堂而皇之與媒體企業打交道，招標議價簽約一切「依法行政」，對從理念上反對置入行銷的記者或公務員，可以說是一種「凌遲」，矛盾衝突和內心掙扎以及夜深人靜的感嘆悲哀，實非合法表象可以輕易消解。

 

要扭轉政府帶頭置入行銷的惡習，部分學者主張力推媒體識讀，讓民眾都能理解媒體操作的真相，拒絕置入行銷甚至進一步造成反宣傳效果，自然而然公部門也會因效果不彰，自動放棄。唯此一想像正如民主政治的缺點，人民對置入行銷的理解程度，很難在短時間之內，快速提升，要嘗到甜頭的民選首長或者媒體高層主動繳械投降，無異緣木求魚。

 

至於NCC修法限制的可能，常因侵害新聞自由的大帽子一扣，有理也說不清。因此，假設掌握權力的中央及地方民選政治人物，沒有對置入行銷的長遠遺害產生自覺，直接在理念上拒絕，要在可預見的未來杜絕此類型置入性行銷，個人很難抱持樂觀態度。

《不能沒有你》是一部電影，也正因此，任何想要從中挖掘真相的期待，勢將徒勞無功。回到2003年4月11日，豬油時報如此寫著：

來自高雄的三十八歲無業男子阮志忠，因不滿與妻子離婚致五歲女兒戶籍被撤銷，昨天下午竟挾持女兒，跨上台北車站前一座天橋欄杆揚言自殺，並數度持美工刀自殘阻止警方靠近，其女兒多次驚駭哭泣，警方勸說談判無效後發動突襲，趁阮某不注意之際一把將他拉下欄杆，救下小女孩，終止這場七十分鐘的鬧劇。

這起新聞事件（報紙毫不掩飾地用「鬧劇」下了主觀註解），引發《不能沒有你》的拍攝可能。戴立忍與陳文彬、林志儒等人合作，自認是「非常典型的獨立製片」，用六百萬成本「生產」這部「黑白」電影，訴說著本地社會底層幾近真實的故事。

少了預期中的尖銳控訴，多了仍懷抱希望的委婉，阿潑和moriyama說，所有法律系(學生)、公務員和社工都應該看這部電影，我很同意。

正巧因為工作關係，片中不少場景其實歷歷在目。以前經常跑紅樓看立委作秀耍寶，到抗議場合採訪或喊喊口號，台北的立法院四周（最好是小姐都這麼年輕和善）也確實是那麼荒謬，政客媒體來回穿梭，也總有素樸的民眾不畏酷暑寒冬，手持標語或者席地而坐，警察們則多數見怪不怪，維持著一種犬儒的態度。

毫無疑問，官僚及國家機器的面目，輕巧地呈現在片中，若有與公部門打交道經驗的民眾，自然都能會心一笑。雖然無法確定其它觀眾感受如何，但90分鐘的影像當中，那一幅幅看似戲劇化但卻再也真實不過的面目（公務員警察立委國會助理和記者），「就‧真‧的‧是‧這‧樣‧子‧啊」。

至於高雄的市府場景和港口邊景，甚至財哥的那家老舊五金行，也都不經意地曾經路過（位於愛河旁的公園二路，但顯然如今已拆除）。戴立忍日前曾公開質疑：

近幾年三鶯部落與樂生療養院等，不斷讓城市文化保存與開發建設起衝突，這次高雄的五金街卻還來不及發聲就已消失……「是誰來決定城市的面貌？難道沒有任何協商機制與周全配套可以兩全，一定要這樣一下就抹掉城市的記憶嗎？」

是啊，一下子就抹掉城市記憶，不論南北不分藍綠，在硬體發展思維下，新的就是好的揚舉城市風貌，舊的就是壞的欲除之而後快。 據說，那位標榜弱勢‧人權、進步，曾將切‧格瓦拉海報貼在辦公室的綠營市長，看完電影後真的動用公部門資源，協助真實生活中的「李武雄」找工作，也曾經對一級主管說「這個事情如果再發生在高雄，就是我們的恥辱」；怎麼說呢？政治人物的話語和虛構電影情節，那個比較接近真實，很難說啊。

某種程度，我佩服戴立忍及其工作「團隊」，但也難掩若干失望。走社會寫實路線多數吃力不討好，但也正出於某種程度的關心涉入和作功課，也才會有平實且流暢處理此類題材的可能。然而，與一般的評價相反，我對使用黑白片呈現的選擇，反覺正巧突顯敘事及影像本身薄弱的缺點，白話些說，若影片本身夠精準紮實，無須刻意用黑白片帶出寫實效果。

（以下段落為8月28日增補)

然而，在技術層面的吹毛求疵，無損本片值得一看並帶出些許反思的價值。

之所以用「對制度逼人的委婉質疑」作為本片觀後感的個人註解，首先便是不論本片或者新聞事件，並無人因此而死亡，因此制度或說官僚並未殺人（當然也有生不如死的可能性）；其次，來自導演個人表態及音樂或美學形式，某種程度淡化了這部小品的控訴力道，轉為「質疑」或者「疑惑」似乎比較合適，《不能沒有你》只是問了一個十分基本的問題：「為什麼，這個社會可以容忍如此不符人性的事件，合法發生」？而此種透過藝術形式的質疑，是台灣主流電影長期欠缺的態度，而非藝術或商業的分野。

參考閱讀

現在，全台灣最有名的人大概就是莫拉克了。

從暴風圈正式侵台起算，已經整整一週，馬英九才在各方壓力之下，召開最高層級的國家安全會議，整體死亡人數上修至500人以上，造成逾7,000人無家可歸，財產損失超過500億元，民怨沸騰。

而這一週當中，包括雨量預測/緊急命令/國際求援/物資配送/安撫災民......沒有一個議題或者風災相關環節，中央/地方政府的處理，能讓人滿意。

表現比較好的，除了慈濟或民間救難隊，不得不提數位文化協會、PTT鄉民的驚人動員、統整資訊，而這些人士或者團體，都跟公部門「毫‧無‧關‧係」。

是的，廣義的軍公教人員，大約百萬，占全體國民人數約5%，而這些運作國家機器的「公僕」，被本地的官僚體制長期馴化，加上外包派遣盛行，早已失去原本應有的專業和能力，剩下的恐怕只剩下「二個凡是」(凡是長官交代就是真理‧凡是長官沒說不關我事)，獨立思考和判斷，永遠用不著。

再進一步言，整體國土開發政策和水資源的分配治理，是這次風災的結構因素，而這也與城鄉/南北/貧富差距等軸線脫不了關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政府政策的長期偏差零碎，朝所謂已開發國家邁步的想像，輕易被莫拉克颱風赤裸裸地從美夢驚醒。

因此，不論從即時應變的救災層面，或者是長期政策的規劃落實，「政府」這個概念，弔詭地讓民眾長期不滿卻又懷抱期待，真究其實，恐怕「小有為」政府的可能，才能有效滿足台灣人民。

很想用「由下而上」或「人民自覺」作為小結，但你知道，有些東西寫多了就變老套了。面對這次的莫拉克風災，如果如果，公部門能從民間經驗中小小反省或照樣畫葫蘆，而民間也能將這股組織動員風潮，轉化成為長期推動(懶惰)公部門「責無旁貸」的力量，這些過去7天168小時首次出現在商業電視新聞的偏遠村鄉少年人或小嬰孩，將來才能真誠且不帶虛妄地說，「我來自ｘｘ村，88水災後，政府真的學到了教訓，作出改變」。

世運結束，馬上跑去貢寮/福隆三天，諾努客的初步嘗試，算是成功，但也衍生不少思考軸線，更重要的，我想是嘗試之後的各人體驗，與在地連結不是喊喊口號那麼簡單啊！

緊接著原本要再接再勵衝去花東，無奈颱風來襲，只得乖乖地待在台北(國)。

舊的（議題）未去新的又來，莫拉克颱風造成的災情，不用多言，鄉民常常用「戰南北」形容站立在地域立場發言來回打筆戰情形，此次風災也難免有類似言論出籠。作為一個台北土生土長目前在南台灣工作的人，當那天坐著高鐵一路行經水鄉澤國的高雄、台南、嘉義乃至台中，心中感觸甚深，什麼樣的政經體制，造成了一個台灣二個世界呢（更精準的分析，應該是台北「市」與其它所有縣市放在天平上）？

台北作為政經中心集所有資源/權力於一身，長期在此生活圈中的中央政府官員們，「整體而言」，恐怕真的很難「苦民所苦」。

當然，不同意者會說，官員們也有不少來自中南部，家鄉淹水，怎有可能無動於衷。但我認為，這是思維和視野的問題，目前放眼望去位居部長級高官的權力核心，那位的人生中不是以待在台北生活圈最久？這種長期累積的「發展」不均衡，絕非一朝一夕可以輕易翻轉，不從台北看天下，那才奇怪呢。

風災還沒告一段落，就有民代大提「治水條例」這種綁椿為選舉的步數，早已非新鮮事，若非提的太早，有一種吃緊弄破碗的效果，朝野一致同意速過的機率，還真的不太小。

救災為先不能說不對，但救災同時，也別忘了緊釘「公僕」，別趁火打劫亂提一些以治水為名的綁樁預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