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蘭登

比爾慈善學（Billanthropy），譯自《經濟學人》2006年7月1日，頁11。

如何花錢及對人們產生影響

如果你是全球第二富豪，準備將辛勤賺來的310億美元託付他人，最理想的人選，自然是世上唯一比你會賺錢的全球首富。於此，號稱「資本配置的天生好手」、來自美國內布拉斯卡州（Nebraskan）的華倫‧巴菲特（Warren Buffert），本周主動「配置」史上最慷慨的慈善捐助。

值得一提的是，巴菲特捨棄自我，將前述龐大金額捐助給以他人為名的團體。將巴菲特的捐款及原有的300億美元加總，比爾蓋茲（Bill Gates）及妻子瑪琳達（Melinda Gates）掌管的基金會，資產規模將相當於迪士尼（Disney）、戴爾電腦（Dell）或本田汽車（Honda）等跨國企業。巴菲特的慷慨捐助，在本周的《財星》雜誌發布，象徵意義遠大於捐助的金額本身。這個例子，將召喚全球富豪的利他行動，如同蓋茲嘗試親自推廣慈善活動，而非只是捐款。

救濟和經理人

人們有行善的意願，也希望被看見善行，如同人們希望成功，也希望成功被普遍知悉。強烈擁有前述二種欲望的大慈善家們，是一小部分但十分重要的嘗試。醫院、學校、教堂、博物館及慈善機構，作了大部分的工作，根據位在美國巴爾的摩（Baltimore）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估計，1990年代末期前述機構進行的工作，支出金額1.3兆美元，相當於（譯按：美國一年）GDP的5%，範圍廣達35個國家。私人捐助大約只占慈善活動支出1/10。即使在美國這個超級慈善家故鄉，對大政府素有敵意，慈善活動的大部分費用，均來自規費或政府買單。不過，私人捐助所占的1/10比率以及基金會，實際影響力遠超過帳面金額。

第一個理由是哲學性的美國思維。對國外觀察家而言，美式資本主義無情殘酷。它創造出龐大財富以及同樣龐大的不平等。然而，在美國人民的心中，有一紙無形的合約，（譯按，在美式規則下）贏家要拿出部分財產，作為輸家的補償。知名的19世紀資本家卡內基（Carnegie）和洛克菲勒（Rockefeller），即持此種觀點，顯然，巴菲特也同意。在接受電視專訪時，巴菲特曾說市場機制不適用窮人，因繼承財產致富者，根本就是「幸運精子俱樂部」的成員。

第二個理由是現實。19世紀的慈善家捐出財產成立基金會時，正值產業獲利豐厚、賦稅低廉及勞工勢力薄弱的時代。20世紀末期也是如此，拜資產價格飆升、全球化和科技之賜，財富增加的速度驚人。因此，比起20年前，現在有更多有錢人，想著如何回饋這一個造就他們驚人財富的世界。

但不只是捐助金額激增，私人捐助的影響力日益深遠。基金會是慈善活動紀律和創新的來源。如果基金會聰明地選擇補助對象，將會影響慈善團體對其餘捐助的用途。這一點在嬰兒潮世代準備捐助數十億美元的此時，別具意義。

然而，慈善活動一如部分批評者所言，無法以金錢衡量價值。一項由美國前任參議員兼麥肯錫非營利活動顧問比爾‧布萊德利（Bill Bradley）進行的研究發現，多數的慈善團體浪費許多金錢。從募集而來的基金當中大肆揮霍、蓄積捐助、也無法審視支出的效率。慈善事業若有較好的經營與管理，光是在美國，至少可省下數十億美元。

慈善家應該運用影響力，改善前述問題。蓋茲基金會是一個好的例子。蓋茲不但是在美國軟體產業的開創資本家，也是個開創慈善家。他支持計劃、持續評估且拒絕失敗。這是件高度專業的工作，也是蓋茲不久之後計劃將微軟的職務當成兼職的原因，這也正是為何最好的慈善團體或基金會，都不是那些行政成本最低的團體。

祕訣之一是專業化。小額捐助可能被浪擲且效果不如集中使用。專家替基金會計算風險，如同企業一貫行事風格，也正是政府不擅長的事，有助達成規模經濟，如同生活當中其他領域。洛克菲勒在小麥和盤尼西林（penicillin）的贊助研究，讓十餘億人口得以飽食維持健康。蓋茲則將焦點集中在貧窮國家的疾病，增加研發創新藥物的機率，建構傳遞藥物系統，遏止疾病蔓延。

一切只是虛榮

不過，基金會組織正面臨二大危機。第一是它們不一定比受贈的慈善團體管理良善。基金會管理者本身，通常熱愛決定受贈對象的權力和快感。經由個人獨特清晰思維，巴菲特提供了解決之道。他將多數財富移轉給蓋茲基金會，少數捐贈給子女或過世妻子名下基金會。巴菲特認為，蓋茲會善加利用這筆款項，他告訴富豪們，與其將財富捐贈給親近友人，不如尋找最好的基金會。

第二個危機是慈善家們的虛榮心。慈善家們通常希望創辦的基金會在他們過世後，仍然持續運作，名留青史代代相傳。然而，在創辦人過世後，基金會團體通常會變得僵固保守毫無方向，繼位主事者往往會偏離原本目標。因此，如果想成為真正從事慈善工作的慈善家，應該快花掉手中的錢，在世時盡量多作好事，讓後代子孫自求多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