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蘭登

馬英九總統日前引述財政部統計資料（97年度）指出，0.7％「富人」繳的稅，佔比46.7％，因此「富人繳稅已經很重」，引發各界若干討論，名嘴和媒體看到黑影就開槍，將複雜難解的稅改，簡化成階級或者富貧之間的對立，稍嫌可惜。值新內閣準備推動稅改之際，若能釐清相關迷思，堅持稅改核心價值，有助未來打造兼具公平和效率的稅制。

首先，前述繳稅比率統計，僅限於綜合所得稅，以民國100年為例，該項稅收為3,400億，佔全國總稅收1.74兆的1/5，以此推論繳稅負擔比率，已有謬誤。其次，我國現行的綜所稅，雖有財產交易所得，但部份資本利得如證券交易所得，並未納入課徵範圍，雖然有土地增值稅，但課徵的依據也並不是實際交易價格，因此，要以現行採取累進稅制的綜所稅描繪租稅負擔實況，恐怕離事實有一段差距。

亦有論者指出，前述0.7％「富人」多是高薪資所得者，也不全然正確。97年課稅級距40％、所得淨額逾409萬元共4.15萬戶，股利所得總額逾2,700億，薪資所得總額才1,600億，不但是五個課稅級距中，唯一股利所得高於薪資所得的階層，且比例達1.7倍，換句話說，這4.15萬戶的高所得者，不但有高薪資所得，也擁有高股利所得，而所得來自股利的比率，更居五個級距之冠。

因此，將現行稅制簡化成富人繳稅過高或者過低，其實是問錯了問題。所得稅採累進稅制的背後思維，可由約翰‧羅爾斯的《正義論》中提及的「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說明，亦即人們因出生或才智等先天差異所導致的不平等，透過簽訂社會契約的概念如累進所得稅制，達到「立足點的公平」。看看台灣現狀，不用經濟學的實證研究即可得知，相對高所得者或高社經地位子女，進入公立大學或者接受較好且較便宜高等教育的機率顯著高於中下階層的子女，稅制作為促進階級流動或平抑所得差距的功能，早已弱化，在這個大前提之下，改革稅制的起點，不但必須包括落實累進稅制功能，亦需認真務實將資本利得納入繳稅所得中，不論是土地房產或金融商品，稅率或有差別可能，考量徵收實務也可採取分離課稅，但唯有堅持「有所得即應課稅」精神稅改，才能真正達致公平且兼具效率的公義社會。

最後，常有論者以為課徵證所稅將重創股市，導致根本無法增加稅收，此言差矣。將證券交易所得納入課稅範圍的目的，並非增加稅收，而是前述有所得即應課稅的基本精神。不斷擴張虛擬金融交易所造成的金融海嘯殷鑑不遠，在未來稅制中，如果不能將薪資所得與資本利得放在同一天平，無異繼續鼓勵具創造力的人才和資源，繼續浪費在非實體的虛擬經濟活動上，則不論是幸福或是富民經濟，都將只是華麗口號且永遠不會有落實之日。

同步刊登工商時報。

「台北東國父紀念館旁......」的校歌仍在耳邊飄盪，透過FB，在台北的冬雨之中，10位小學同學共聚一堂，席間，僅僅是坐著，也深深感慨。就在餐廳旁，原本小時玩樂的鐵道，如今變成了地下停車場，與同是資源班的優秀同學併肩走著，談起上海和台北，短短的10分鐘，彷如隔世。

清清楚楚記得，鐵道旁轉角的7-11，下課後玩耍吃喝，月考完的下午，拎著球棒，在操場打棒球。續攤沒能跟上，回到家中，腦海中的畫面縈繞不去，難以入眠，人生，是紮實清晰卻又不知所措地度過。往昔的小胖子，在那位立志成為台灣第一女總統的小令同學口中，完完全全，變了個人，怎麼發生的？

有人到過德國，在加拿大唸了生化博士，寫著程式，笑談正在放無薪假；住仁愛路延吉街口的女同學，移居美國加州卻也每年返台，今年更多了任務，投票；在銀行工作數年綁著辮子的女生，如今是二個小孩的媽媽；拿著張三人行的照片，多虧母親細心保存，沒有泛黃，但日子飛逝。

人生，是怎麼走過來的，2012的開春，有了另外一番體悟。

2012，春節假期接近尾聲，若再將過完年那攤算入，從小學、初中、高中到大學，每個階段的同學朋友，都見到面了，也算難得，遊走不同圈子的壞處呢，就是很難一言以蔽之，用單一標籤說明人生，好處則是能聽到不同視角和經驗分享，交錯綜合，再往後推10年或20年，屆時的台灣社會是如何光景，令人嘖嘖好奇。

70億人的世界、新興國家的變化、政治領導的更替、價值政策的辯論，2012年，肯定不寂寞。單一個人的一時浮沉或成敗，放在歷史的長河中，彷彿是毫不顯著的變數，謝謝過去在人生路上提供溫暖的朋友，2012，繼續前進，握手。

2012農曆年前的最後一個上班日，聽到這個消息，有點震驚；連串在外行程之後回到家中，看到MSN上「一路好走」暱稱，憶起過往種種。初識信人，是在經濟日報當菜鳥記者的2003，略顯破舊的財政部記者室內，人來人往，讀報，總有信人寫財稅新聞的稿子，一日一日，偶爾代班，漸漸熟識，青澀的當年跑了個獨家頭版，隔天，信人總不吝嗇給對手小老弟真心稱讚，在城府莫測的記者圈內，信人的直白，總獨樹一格。

爾後，因緣際會，繞了個圈，2007重回媒體，到工商時報要聞組，信人變成同事，二人併肩作戰；一年時光，匆匆即逝，但開心的事情是，有幸受邀參加信人的婚禮，記得當時甫出任財長的李述德擔任證婚人，平日信人文章堅持稅改立場，評論文章少留餘地，有時組內開會，「比稅改聯盟還堅持公平正義」的信人總認真提出題目，我必須說，連我這種也總愛把稅改掛在口中和文中的異類，有時也不得不覺信人「過度公平」了一點。

45歲，那不是個該一路好走的年紀，算算，從去年下半年得知病情，也才不過短短半年。財稅新聞不容易寫，尖澀難懂，生硬無比，國內財經新聞界中，經濟美珍姐、財訊阿義哥之外，就是信人耕耘夠久，在曾巨威終於能在立法院直接與財長辯論之際，卻沒辦法再見到信人的文章，頗令人感到些許的遺憾。

吃素的信人，說話輕聲細語，但在官員的面前，提問不假辭色，也許有時，問題沒能切中核心，但那認真的態度和眼神，少有人質疑她的專業和熱忱。在與信人的聊天中，曾開玩笑說道，如果有生之年，我們能看到證所稅復徵，也算不枉此行，如今，這個願望在可預見的未來，不再有可能實現，至少，信人不會再看見了。

記者來來去去，工作換來換去，生命可以短暫，可以轉瞬即逝，但認真過的足跡和刻痕，不會消失，信人姐，願盼妳，一路好走。

2010五都選舉，總投票率71%，總投票人口1066萬；
占全台可投票人口比率59%，KMT44.54%，DPP49.87%。

2009縣市選舉，總投票率63%，總投票人口705萬；
占全台可投票人口比率41%，KMT47.88%，DPP45.32%。

前4次總統大選投票率在76.04%（1996）到82.69%（2000）間
2012選舉人數為1809萬，假設：

(1)本次總統大選投票率77%。
(2)五都新增63.96萬（1066萬 X 6%）有效票，藍6綠4。
(3)縣市新增98.70萬（705萬 X 14%）有效票，藍6綠4。
(4)楊秋興40萬票藍7綠3（註）。
(5)宋神掌獲5%、69.65萬票，以6/4比率分走馬總統/蔡小英選票。
(6)新增投票人數38萬，扣除宋神掌的得票，藍綠各半。

小結：五都蔡小英勝馬總統11.55萬票（加楊秋興部份），縣市馬總統勝蔡小英31.11萬票，宋神掌使蔡小英多勝13.93萬票；合計：馬總統勝蔡小英5.63萬、0.4%，當然，如有雷同，純屬巧合。

註：如果這條迴歸分析可信的話，楊秋興的票藍綠比是9：1，結果將修正為：馬總統勝蔡小英13.63萬、0.98%。

資料來源：中選會網站、台大政治系王業立教授PPT。

社會總是有進步的可能：

何欣潔說，樂生抗爭改變了很多人的人生，大學讀法律系的她，曾經只想著考律師、考法官，逐漸發現「非典型就業」也是一條路。他們之中的許多人，從大學新鮮人參與到大學、研究所畢業，現在已是律師、企業員工、社會工作者，甚至是記者或自由撰稿人，持續以不同的方式關注著樂生這片土地，以及院區裡的人。

其實跟人權日沒啥關係，倒是人權寶寶乾女兒的生日也在同日，三年前的今天。

在熟悉又陌生的T大社科院混過一天，中午跑去永康街樂麵屋吃了拉麵，記掛著凱道小豬、樂生抗議和辯論比賽，交織著凱因斯學派的LM-IS模型，本學期「如無意外」，將在明年1月15日正式告終，是的，總統大選的後一天。

盼著，即將到來的2012，真的能，緩緩朝著目標前進，也盼妳，一切踏實，且開心如意。掛滿裝飾品的聖誕樹，取代不了手心的溫暖，12月的節慶氛圍，倒有種孤立隔絕的感受。

It's time to move on。

隨著選舉日的接近，各陣營對議題的交鋒也更見激烈，在票票等值、經濟成長又未如以往均衡分配之際，「貧富差距」的議題，自然成兵家必爭之地。然而，不論是執政或在野，選擇統計指標時都難免偏頗，最具體的錯誤即是將存量與流量概念混用，把主計處或財政部針對家戶及個人所得的統計，有心或無意當成貧富差距擴大的指標。

極端的例子是，整年毫無收入的單身寡婦（或獨身鰥男）坐擁上億豪宅，在主計處家戶所得調查當中，將是最低20％所得組的成員，而這個例子也說明，目前慣用的5等分（或10等分、20等分）位組統計，屬於當年度流量概念的「所得差距」，而不是存量概念的「貧富差距」。

當然，所得分配差距若能使用一致標準，跨時或者跨國比較，仍然可以是政策施為的重要參考。以1991年為起算點，過去20年間，台灣5等分位組所得差距從4.97倍以緩升趨勢漸擴大至去（2010）年的6.19倍，其間2001和2009年GDP負成長時，為最高和次高峰，分為6.39和6.34倍，藍綠恐怕也不用50步笑100步。

分析原因，除了家庭結構變化，使低所得家庭組中老人和年輕二極化趨勢明顯，減緩低所得組平均可支配所得的增加比率之外，知識經濟興起使得產業結構改變，製造業出走潮，平均薪資差異較大的服務業填補空缺，再加上稅制重分配效果不若以往，2009年只剩下0.13倍，相對社福補助攀至1.75倍的史上新高等等，都是所得差距漸擴大的因素。

若再對照失業率和景氣循環指標，所得分配差距逐漸擴大的因素就更明顯了。在2001和2009年，皆是失業率抵高峰之際，也是該次景氣循環落底之時。簡言之，以縮小或減緩所得分配為施政口號，其實是問錯了問題，真正要重視的，是保持經濟的持續成長，並在受全球化影響之際，因應產業結構轉變，推出合宜政策如健全法規或簡化稅制，將促進民間就業適度納入政策指標，而非急就章推動22K的公部門就業方案，同時也須顧及勿因民粹式社福津貼支出，扭曲了工作和創新誘因。

人心重視公平，但也重視機會，如果誤以為透過政府齊頭式平等發放津貼是最適解，那就大錯特錯，此方法不但有債留子孫及排擠公共建設預算的雙重負向效果，也無助激勵社會流動的向上誘因。

在民粹和名嘴掌握多數輿論意見之時，期盼經濟學界能放下身段摒棄成見，融合凱因斯和新古典學派，提出具台灣特色的合宜政府規模芻議，作為給國家領導人的重要參考。

本文刊於工商時報。

隨著選戰漸近終點，事關未來四年分配國家資源權力誰屬，議題皆被放大檢視，從人民的角度而言，或非壞事，但觀點若僅限賽馬民調誰輸誰贏，似嫌可惜。官員不是天使，選民不是笨蛋，在社會觀感被過度濫用之際，選戰若能回歸政策辯論，才是正途。

「官員不是天使」一語出自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布坎南（Buchanan），向以闡述公共選擇理論聞名於世，政治決策常因為利益團體的介入，造成與實際民意相違背。

由於現代社會政策複雜難懂，表面上影響每一個人的生活，但事實上微乎其微，老農和社福津貼政策大轉彎，國庫每年增200億支出，平均每人每年負擔增近千元，然而絕大多數民眾或經理性考量，決定不花時間了解複雜政策，或者因關心也無濟於事，以致主動選擇保持「理性無知」（rational ignorance），不關心政治、政策和政治人物。

不論是老農津貼或夢想家音樂劇，正因為資訊不對稱，多數民眾對真正的成本效益並不清楚，人們作選擇的自由，早在政治過程中被政府悄悄拿走。天下沒有白吃午餐，每項政策支出，不是用現有的稅收支應，排擠其它公共支出，就是繼續舉債，讓後代子孫去煩惱。政府該推行的政策，不是包山包海，不是同情憐憫，而是讓人民充分擁有自由選擇的權利，有人想看音樂劇，有人愛聽交響樂，給他魚吃，不如教他釣魚，關鍵是讓人民和市場決定，才符合自由主義真諦。

如果，我們能在每次耗費大量資源和時間的選舉當中，習得些微並且持續累積，似乎民主政治的價值，仍「值得」相信，是也不是？

同步刊登工商時報。

近日公保年金化在立院初審，引發爭議，自由時報政治正確，以「要五毛給七塊」的聳動標題，提供名嘴和政客熱騰騰食材，快炒上桌，將公教和農勞對立，卻失去了真正釐清問題的好時機；窮理的這一篇用功多了，有圖表有比較：你一定得搞懂退休制度。

喬治‧歐威爾在《1984》中諷剌極權專政寫道：人人生而平等，但有些人比別人更平等。將公保勞保國保農保分立而治之，本來就不符社會保險的原意，若再加上芝加哥學派「選擇的自由」論述，大政府擁護者（如林萬億）不會滿意，自由市場派（如T大經濟系新四人幫）也絕不買單，現行的社保和退休制度，若不誠實面對，肯定一直是一個社會未爆彈和選舉操弄的利器。

現行社保和退休制度的迷思之一，是直接以所得替代率為比較基礎：退撫加公保第一名，勞退加勞保勉強還可以，農保有幾乎永不落日的老農津貼，國保則是敬陪末座。如此論點，除了對立，無助解決問題，真正要問的關鍵是，你需要政府提供多少的服務？義務教育、國防軍購、警政消防、藝文夢想（我沒有諷剌夢想家）等等，據此再設計合宜的退撫以及公保制度，「且把提升政府效能列為第一要務，其次才是增稅或者稅改」（林全，2011）。

迷思之二，是農勞公國保險制度之間的轉換整合，即以人數最多的公保和勞保為例，彼此不能互相轉換，等於間接抑制公部門和民間人才進行交流，一入公門永難出門，說的不是人們不愛接受挑戰，終身學習，而是制度使然，視野無法擴展，經驗無法交流，官大學問大，讓政府效能永難提升。

迷思之三，則是基金破產的危機和因應之道。每次在談及社保和退休制度之時，總是有政客和記者以推算方式，計算出公保、勞保和勞退基金破產之日，忘卻了當你把未來全部交給國家之後，連帶也將手中選擇的自由一併往外推，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生哲學可能並非道德正確，但在真正民主的社會中，卻應該尊重想作出此類選擇的自由，套句國父的話，否則不是真自由。

 

總而言之，迷信大政府或者市場萬能派，都非正途，台灣的退休和社會保險制度，不能只靠白皮書的作文比賽解決，U報或C報若能少關注虛幻的民調，作幾個版好好討論，或許還有點增加影響力或得獎在望的實質回饋。

難得三天連假不用值班，狂睡外加Selina's Wedding，開心。巧遇對岸官員寒暄二句，台灣的入府在那兒叫「進（中南）海」呢，有趣。

「改天有機會，去海裡走走」～全桌也太敏感了吧，玩笑話竟引起一陣喧鬧，看來兩岸的「正常交往」之日還得更有耐心續等待。（記入府滿4月雜記）

大選之日接近，衡量一國經濟活動公認相對準確指標「人均GDP」再成話題，若從19世紀末期邁入現代經濟成長的600美元為起算點，台灣人均GDP預估今年底前將達2萬美元里程碑，成長逾33倍；不過，因人均GDP未能將不同國家間匯率變動和物價水準考量在內，常為人詬病。

為此，世界銀行（World Bank）、國際貨幣基金（IMF）和美國中央情報局（CIA）陸續透過購買力平價理論（Theory of Purchasing Power Parity）重新計算人均GDP排名，依IMF數據，台灣在2010年首度超越日本，今年更逾3.5萬美元，排名全球第20，總統馬英九於任內不只一次公開引用，藉此宣傳強化政績。

PPP最著名例子即是《經濟學人》於1986年起開始編製大麥克指數（Big Mac Index），並在2004年推出星巴克拿鐵指數（Starbuck's Tall Latte Index），以大杯拿鐵為標的，皆屬PPP概念。假設麥香堡在美國以3美元販售，台灣訂價75元新台幣，則台灣GDP將以1比25作為匯率進行調整。

不過，PPP指數有其缺點，目前為止，尚不足以取代人均GDP。首先，PPP假設市場為完全競爭、貿易障礙不存在且交易成本為零，因此同一種貨幣在每個國家都應有相同購買力，但事實上匯率變動並不一定會依理論趨向PPP的原始假設；同時，因各國人民對商品偏好不同，同樣商品在市場的售價自然有異，假設全球人民都一樣喜愛麥香堡大概有點誇張，PPP也未能考量此點；最後，前述三大機構並未公布計算一籃子商品的詳細類目，選擇的統計偏差，都有可能讓此類指標失真。

如何正確評估經濟成長或者生活水準，一直是經濟學家想方設法的重要課題，指標的編制目的是精準衡量經濟活動，反應人民經濟活動的生產與消費，最好能進一步將偏好及價值納入，藉此改善法令制度，「真正」提高全體人民福祉；曾獲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沈恩（Amartya Sen）即大力主張經濟發展不該只是所得的增加，還必須包括個人廣義福利的增進，最終目的是擴大個人的自由。

因此，引用PPP或任何經濟指標，都應只是工具而非目的，若依PPP或人均GDP排名大作美麗文章，或因此哀聲嘆氣愁眉苦臉，均屬多餘而無謂的舉動，人民該有足夠的智慧，進行理性的判斷。

本文同步刊登在工商時報A6版。

美聯準會（Fed）上周祭出半個世紀前曾實施過的貨幣政策「扭轉操作」（Operation Twist，縮寫OT），透過拋售短債增購長債方式，試圖壓低長期利率，引導資金進入私人部門並提高放貸給實質生產活動誘因，間接「扭轉」居高不下的失業率，且因理論上未增加貨幣供給，聯準會資產負債表不變，亦不致引發通貨膨脹的疑慮。
 

頃刻，市場和媒體莫不想方設法尋找歷史的片段，解讀聯準會新招的影響，普遍的看法是，影響不大效果有限，已有論者正在建構明年Q1看到QE3的期待，1960年代實施OT時的聯準會主席馬丁（William McChesney Martin）事後甚至以「天真到無可救藥」評論當時發明此政策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托賓（James Tobin）。

 

然而，OT真的只能讓目前經濟不振的美國進入OT（Over Time，延長賽）而不是反敗為勝嗎？事實上，早在今年的2月，舊金山聯邦儲備銀行（美12家地區聯儲銀行之一）經濟學家史汪森（Eric T. Swanson）即已撰寫翻案文章「再跳一次扭扭舞吧」（Let’s twist again），透過蒐集更精準的（High-Frequency）時間序列資料，替當時甘迺迪政府首度實施的OT政策效果辯護，幫聯準會預鋪紅地毯，迎接本月新局。

 

史汪森的研究顯示，OT和QE2在規模上相當，並在檢驗6項對金融市場產生影響指標後發現其中4項確有「顯著影響」，因此使美國庫券長期殖利率下降15個基點（bp），並分別讓政府機構證券（agency securities，如房地美和房利美發行證券）及公司債殖利率下降13及2到４個基點。

 

因此，史汪森認為，OT在當時確實導引市場資金從國庫券及政府機構證券進入私人部門（發行）的信用工具，換句話說，就是政策確實奏效；這次實施的OT總額4千億美元，若以和當時GDP規模相比，比率增約4倍，下猛藥結果是否能真如預期，可能就像所有曾經實施過的貨幣政策一般，公說公有理，經濟學家總是有「不同意見」，但關鍵是聯準會（及所有國家央行）官員坐領人民納稅錢支付的薪水，即使知道效果不大，恐怕也不能「什麼都不作」，貨幣政策在現實世界中，不可能是百分百的專業判斷。

同步刊登在工商時報A6版。

報載北市建商開發精華地段，因有「釘子戶」獅子大開口35坪要價5億，導致都更進度受阻，頃刻，輿論一面倒指責釘子戶「漫天要價」。類似爭議在房價地價居高不下的台北，屢見不鮮。

然而，若真尊重自由市場精神，所謂「釘子戶」預期建商為整體開發利益，為取得關鍵地願出高價，或者住戶對居住原地的主觀「效用」極高，不願意以市價出售，其實完全是理性的經濟決策，大眾輿論比手劃腳或公權力主動介入，在資本主義的民主社會，恐無立論基礎，碁至有違反憲法保障財產權的可能性。

 

都會區都更常進度緩慢，為人詬病，關鍵並非都更法規或公權力，也不是建商財團的利益至上，不論是小英的公辦都更，或斌斌的公營都更公司，甚至用提高容積率進行獎勵，都只是治標不治本；台灣長期缺乏具長遠眼光的土地住宅政策，才是導致市場失靈重要關鍵，舊住戶皆以明顯高於市價的未來預期看待都更，都更賽局，難達均衡。

 

換句話說，只討論都更政策而忽略土地住宅市場現況，是見樹不見林，合理房價或居住權保障一天不落實，將土地及房屋視為商品化的觀念不改，都市更新將幾無進度，不論是整舊如舊或汱舊換新，美好城市的願景，將永遠只是願景。

很快，轉眼三個月過去了。

漸漸熟悉了節奏和潛規則，但是仍有本質上的不習慣；唯一救贖的寫作也停擺，開學在即，也只能過一天算一天了。

往昔排斥的個人主義解釋，在受到主流經濟學一年荼毒後，似乎略有變動挪移；「什麼是我要的生活」，其實心裡十分清楚，只是缺乏勇氣、那一種不顧一切相信自己的勇氣。

近日美國債務上限成為爭議焦點，最終民主黨籍總統歐巴馬與共和黨掌握多數的眾議院妥協，提高債限並刪減開支，戲碼暫時落幕，但引發的相關討論餘溫仍在，台灣媒體聚焦本國，擔憂連年舉債，可能債留子孫。

 

某種主流看法認為，既然個人或家庭應「量入為出」，國家理應同等對待，避免「債台高築」；然而，經濟學ABC直言，個經不等於總經，若將之類比，可能會發生「節儉的矛盾」（paradox of thrift），意即人們少花錢多存錢，實踐節儉「美德」，結果可能是整體經濟反陷入惡性循環，生產縮減企業裁員，衰退惡夢降臨。

 

國家「適當」舉債，在「適當」時機擴大支出推動公共建設，對整體經濟成長確是好事，如果國家全無負債，預算收支連年平衡，恐成官僚卸責而非全民之福；以消費券政策為例，後見之明認為，該政策對GDP貢獻度低於預期，僅有0.28到0.43%，儘管低於原先預估0.64%，但仍然是正面影響，換句話說，如果政府如同部分自由放任派學者所言而袖手旁觀，當年經濟成長可能更難堪且禍及全民。

 

因此，問題關鍵是「規模」、「時機」和「用途」，而非舉債即是罪惡的教條式想像，以此觀之，目前我國公共債務法硬性訂定上限的作法（全國48%中央40%），即有商確餘地。據審計部公布資料，去（99）年我國中央與地方政府1年以上債務未償餘額達5.25兆，再創新高，但若各界僅聚焦數字未針對內容深入討論，可能會失去推動改革的重大契機。

 

簡言之，如果舉債皆「用所當用」，如推動具外部性的大眾交通建設或者興辦具國際水準的一流大學，而非只是興建蚊子館或者一視同仁閉眼猛發福利津貼，說不定將債限提高後的社會整體福利，可以相應增加；進一步言，如果我國的稅制能真正落實「量能課稅」，將包括資本利得在內均納入課稅範圍，而非現行靠著最低稅負等殘缺式稅制，勉力維持表面衡平，將債限提高後推動公建所帶動的經濟成長，將可以自然反映在稅收成長，「有借有還，再借不難」。

 

反之，正因財主部門長期未能建構一套具邏輯且經得起檢驗的財源收支政策，自解嚴且全面推動民主選舉後20年，任由中央和地方的政治人物交相喊價，才造成市井小民普遍不信任政府舉債推動建設的正常性，可預見的未來，不論藍綠誰執政，尋回人民對政府如何「花錢」的信任，恐怕是當務之急。

同步刊登在工商時報A6版。

報載我國去年總生育率持續下降，首次不到1%，居全世界之冠，頃刻，少子化問題又再度浮上檯面，各部會及地方政府紛紛投入大量資源，提供生育補助或者幼托照顧，鼓勵國人結婚生子；然而，如果進一步理解總生育率統計方法和誤差，總生育率「數字」的下降，可能並未真實反應人口結構的變化，各界的反應，可能是過度恐慌。

總生育率的統計方法，是將15到49歲的育齡婦女，以每5歲為範圍共分成7組，再以每組個別生育率的數字乘以5後加總，是生育「機率」的概念；換句話說，因為求學、就業或結婚等生涯時點改變，即使所有婦女終其一生生育小孩數目相等，在總生育率的數字上，也仍然會出現不同的變化。

根據台大經濟系駱明慶老師研究，我國每年新生兒數確呈逐年下降趨勢，特別2,000年起，下降幅度更逾以往，但關鍵其實是育齡婦女人數從該年起開始減少，而非個別婦女「少生小孩」，適度釐清其中差異，才真正能思考政策方針。

簡言之，總生育率的計算方式，若置放在台灣近年社會脈絡中，是因婦女教育程度逐年提高，生育小孩機會成本增加，造成「晚婚」或「晚生」，而不一定是「不生」，因此，總生育率實際上「低估」了婦女生育數目，各界反應如「亡國滅種」論或者提升至所謂的國安層次，似屬過慮。

猶記1/4世紀之前，台灣推行節育政策如火如荼，主要論點即是台灣人口密度僅次於孟加拉，專家們紛紛警告，人口爆炸將帶來生活品質下降、文科進步緩慢，甚至因人口擁擠導致地價高漲、犯罪率升高，因此才有「一個孩子不嫌少、二個孩子恰恰好」的口號和政策出爐，如今，台灣的人口密度依舊，且有過之無不及，但整個人口政策和思維，卻呈現大反轉，其中應該有值得進一步探討之處。

無可否認，總生育率的逐年降低，確實是一個趨勢，但真正關鍵問題是，台灣人口是否真的「太少」？以個體經濟的角度觀之，生或不生小孩，皆取決於個別家庭對終生資源分配的理性預期和選擇，頂客族希望將時間金錢投注在休閒玩樂或者社會公益，重視傳宗接代價值並熱愛天倫之樂的夫妻，預期多生小孩的效用高，二者彼此之間，並無道德高下之分，差別只是「選擇」而已。 

因此，公部門唯一該作的，應該是維繫政策延續性，降低國人選擇的不確定性，而不是輕率視之為危機或問題，急著想要「解決」；人們常說，錯誤的政策，比貪污更可怕，少子化是否真發生且為國安問題，有待更具智慧的檢驗和對話。

早早想著這天要請半天休假，放空，日子過得漸漸「上了軌道」，安靜的長廊、大雨的假日、紅色的寂靜、古蹟的肅穆。

一般人可能很難想像在這兒工作是什麼氣氛，但其實，跟一般辦公室沒有什麼太大差別，除了安靜了些、挑高了些、森嚴了些、小心翼翼了些。

清晨時分入府，憲兵學弟們會認真查看證件，平日進出，總有至今仍不習慣的長官好，字針句酌的程度，比起之前，有過之而無不及；那套說詞和權力構築的框架，略有變動卻仍無邊無際。

如果說期待總帶來失望，倒也不這麼地全然零和，至少，多些閱讀和思考的時間，有些東拼西湊的文字也慢慢出籠，王建民的首勝，在上上咖啡和隆記排骨菜飯的滋味中，悄然入夢，今天，是2011最好的日子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