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河book

自從陳冠中推出《我這一代香港人》後，我認為香港的文化界再不一樣，因為他率先旗幟鮮明提出了懺悔意識。在名篇〈我這一代香港人──成就與失誤〉中，他目光銳利點出：「我們整個成長期教育最終讓我們記住的就是那麼一種教育：沒甚麼原則性的考慮、理想的包袱、歷史的壓力，不追求完美或眼界很大很宏偉很長遠的東西這已經成為整個社會的思想心態：我們自以為擅隨機應變，甚麼都能夠學能做，用最有效的方向，在最短時間內過關交貨，以求那怕不是最大也是最快的回報。」這種文化總懺悔的意識，的而且確有深沉的含意。過去我曾以共犯的角度去加以理解（今天的文化困局，大家都同在渾水之中，任何人都不能置身事外），但呂大樂在《四代香港人》中鎖定焦點，確定屬「戰後嬰兒潮」（４６－６５年間出生的人）的代際問題，並以語重心長的腔調，責成這代人（書中定位為第二代）未有好好維護第一代所辛苦建構出來的多元開放環境，把懺悔意識的演繹推至另一精準的尖峰。

理解上的誤會

呂大樂特別強調對「三十世代」（即書中所云的第三代人──生於６６至７５年）有虧欠之情，認為「戰後嬰兒潮」牢牢掌握了社會的主導權，事事把同代的問題化為「我們」的問題，令到「三十世代」難以發聲展翅，並以海峽兩岸乃至鄰國「三十世代」的飛揚高張來加以對照，來深責「戰後嬰兒潮」未有好好接棒創造好有利的條件供下一代大展拳腳。

我認為這裏存在數重誤會，希望逐一釐清。首先，周遭「三十世代」的飛揚，很大程度屬香港「戰後嬰兒潮」乘時崛起的翻版再造，也即是陳冠中所云不少自己的同代人，乃搭上了時代的順風車欣然上路得利。那不關乎「戰後嬰兒潮」的主觀意志，說到底創業一定較守業引人入勝。其次是「三十世代」從來沒有要求「戰後嬰兒潮」提供「上位」的機會，那應該是第四代的訴求（７６－９０年誕生）──為何我會這樣說？因為呂大樂提及「戰後嬰兒潮」對子女的事事操控心態，配合不斷與成長信念背道而馳的教育方法，其實全由第四代人飽受其害慘遭摧殘。今時今日，即使大學生也要求科科即食，事事全包的天經地義心態，全屬現眼報的惡果。相對而言，第三代人其實經歷的成長條件不會與「戰後嬰兒潮」有太大差異，父輩同屬第一代人，加上同受大家族的風氣影響（一家有四、五名小孩份屬常事，長子在年齡上往往足以成為么子的父親），孩提期同樣穿膠花串錶帶長大，所以二十年才屬一個循環的觀察大抵甚有普遍意義。所以呂大樂指出「戰後嬰兒潮」因考試制度而建構出來的工具理性信念，其實第三代人大抵並無異致，成長階段一同經歷由屋邨向私人屋苑攀爬的過程。我覺得六四對第三代人應該是一個重要指標，因為那屬大學前後的核心成長歲月：作為一個極具多重解讀意義的符號，我得說它清楚點明這個世界甚麼事都得靠自己，不會有好運降臨頭上，經濟上的每一分毫，政治上的每一口自由空氣都要「食自己」。馬國明在紀錄片《Why馬國明？Why Benjamin？》中，道出「曙光」的營業額，原來去到９２及９３年才是高峰期，其後才逐漸走下坡云云──那正是第三代末期人的彌留大學歲月。一般來說，不少本土論者都以七十年代成長的一代作為香港精英叢聚的座標，但原來默默支持及守護本土文化地標的卻是後來的一群。從微觀政治去審察，那即是說明了作為香港文化精英的一群，其實在八十年代開始已把目光及關注點移離根源，有心的大抵轉戰他方作轉進，無意的早把賺錢視為己務──對「曙光」這類不起眼卻意義深長的文化基地，會放在心的相信都是沉實忠誠的文化愛好者罷了。

為誰懺悔？如何懺悔？

我不排除有第三代人認為「戰後嬰兒潮」緊緊握著權力不放，而且又愛自以為是（呂大樂所云的「眾人皆醉」心態）及聯群結黨的鞏固核心位置手段，會有反感情緒存在。但從宏觀的角度去審察，同代小圈子式結構其實代代皆然，問題不在於形式上的結構，而屬於圈子交出甚麼功課來。此所以「戰後嬰兒潮」如有失職，並非在於沒有把權力指環交出來供人「上位」，而是坐正龍椅後力推終身學習的口號，言猶在耳卻最早身體力行中止學習，並相信自己的一套可以用到老食到老。簡言之，坐擁華廈名車，歌頌自己的經歷成為香港精神統統不是懺悔的核心──霸著毛坑不拉屎才是令人失望的關鍵所在。為何日本社會對富士的王牌劇《跳躍大搜查線》歷久鍾情不衰，無論電視版及電影版均再三製作，且同樣惹人注目。當中的關鍵命題正是由柳葉敏郎飾演的警方上層，努力在科層制度中打拼，從而去製造出更寬廣的空間給由織田裕二代表的前線警員發揮──大家都有自己的角色位置，只有互相合作各盡其分，才可一起建構健全的畛域。身邊一些第三代人的文化精英，曾經語重心長對我說：阿湯，我最想跟大佬，而非做大佬！背後正好反映出做好件事才是終極目的，大家各有所長──如果真的要講承傳，那應該為各司其職，而非以自己一套來劃地為牢。

我得承認上述所提的心態帶有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用０７年的香港水平而言），現實情況其實可能只要不屬最差，已經教人安心收貨。我的意思是陳冠中及呂大樂所提及的「戰後嬰兒潮」懺悔意識，其實僅屬個別人士鳳毛麟角的深刻反省，大部分的同代人仍沾沾自喜努力去捍衛自己所認同的「核心價值」。最大的悲哀是因為要捍衛權力，於是實行刀不沾血的愚民政策──眼前的媒體千色一貌，任何要思考的內容均盡快被掏空清除，這個社會只需要經濟及消費，成功洗腦後一切才安穩放心。所以我不認同呂大樂的定性理據：他認為「戰後嬰兒潮」的問題，永遠被界定成為整體社會的問題焦點，是因為他們人多勢眾（６６年十九歲以下的青少年佔總人口的五成）。我則認為是基於他們成功透過軟性推銷，把世代眼前的當下關懷，成功轉化為後來者的必須裝備（以父母以上司以掌舵人身分），於是才可以達致不用進修，卻仍安坐頂端的雲間甜夢。那是真正的愚民政策，而且我得衷心拜服，因為從現實景況去審察，以上手段遠較政府的任何方案來得成功收效。

是為一點世代觀察的瑣屑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