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ômîa

五月天、六月天都還沒出來，到先來了六月的番外篇？啊沒辦法，這陣子太忙了，番外篇是邀稿一定得先寫，所以五六月天只好先擱著。近期就會上的，請諸位朋友等等。

此文刊載於「嗷網路雜誌」的副刊，裡面還有更多精采的文章及觀察喔，請點點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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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在友人的部落格看到最近和「文雄伯--a」的一次想然也有深度對談的「食會」，似乎喚起了我一度飄散的靈魂。

在多數年輕人都還未認識你的當年，「鬥爭的時代」已悄然離去。每隔一段時間就得重新緬懷獨裁時代的「安定有序」，這樣的台灣，要了解你當時的行動無 異是更困難，但卻也證明運動使命的未竟。然而，我還是總以你的故事做為開場白，跟外國友人介紹台灣的政治與歷史；倒也總會稍稍躊躇，怕在海外跟台灣的少年 家提起。一來不願自己被誤認是某一類枯燥無趣的「政治狂熱者」；二來更是怯於早在台灣形成多年的邏輯連貫法：主張台灣獨立等於支持民進黨、等於不理性的暴 力。這樣的連結與想像，一點都無法呈現我的關懷，以及為何總是講起你的故事。

高中時代的剪貼簿雖已經泛黃，但其中有二篇至今仍深印腦海。那是盧千惠的〈吃桌文化〉以及黃文雄的〈刺客的阿母〉。阿公阿媽常講起的日本時代，雖經 常上演著「大人」（警察）的嚴肅凶狠或治安良好與夜不閉戶的情節，至少可被想像的「日本精神」活靈活現、歷歷在目。但總還有幾分「僥疑」，這只是「阮家序 大人」的感受嗎？盧千惠女士因為「黑名單」的關係，許多年不被允許回到祖國台灣，卻也更能比較出她剛離開時的台灣，和已經歷經中國政權教育多年後的台灣有 何不同；一個小小的「食桌」，讓阿公世代的儉樸、阿爸世代逐漸走向虛無奢華的印象更加鮮明。

應是先在長輩們的茶桌上聽到黃文雄的故事，而後再讀到〈刺客的阿母〉，我抱著一種崇拜的心境仔細品嚐這篇「刺蔣的黃文雄的文章」！跟10多年後發表 的〈刺客的阿爸〉一樣，黃文雄都以社會觀察式、而非民族主義式的筆調，呈現時代的變遷，溫潤的筆尖不失邏輯演繹。今日重讀更是驚覺，早在1997年的〈刺 客的阿母〉就以非仇恨式、非激昂的方式，呈現台灣夾雜在中國及日本的複雜情境的庶民心聲。

高中時遇到一位特別的歷史老師，察覺自己被欺騙而憤怒著，天真地揣想，最好最快的反抗不就是逃學、不唸書，因為不想變成那種連自己都嫌惡的口操「標 準國語」的不問世事、不講義氣、盡會打小報告的好學生；我以這種膚淺的心境「抵抗」著；而黃文雄的作為，早已呈現當時我還不知道的「有機智識份子」的內 涵。對知識渴望的台灣之子們，但，若不想成為「十年寒窗無人問，考取功名天下知」那種中國式的讀書人，該怎麼辦呢？黃文雄的故事是一劑強心針，讓我看到一 種典範；我們可以成為不一樣作為的知識人；而且正如「Malcolm X」電影中的對白：「讀懂對手的文字，才能知道自己是被怎樣宰制的。」

後來，我到了台北，成了黃文雄的學弟。然而，大一生活才開始就因在同學面前講台語而被外省裔的權貴子弟嗆聲：「講一句人說的話好不好！」，一方面大 部分的同學們多半還陷在黨國教育的泥沼，因此自己「非主流」的論點一再受到嚴厲的挑戰，於是也對所持的信念開始產生懷疑，而希冀從閱覽全書裡找到真實歷史 進而能確立自己的想法；還記得曾竭盡所能把原本持有的立場顛倒，加以反思自己的主張。也許戰後30年後出生的我們這一代有著一種優勢，由於並非生長在肅殺 年代，懂事已來，台灣也已漸漸瀰漫著自由空氣，所以我們的主張似非一種歷史必然的產物，嘗試著用「統派」的想法來揣度自己，從而確認所持是「信念」，而非 「執念」，是那時最大的心靈收穫。

不管戰後第一代的台獨運動者，或甚至我這一代人的父祖輩們是漢族民族主義者，我的時代，我們的「台灣獨立」，就是為了建構一個不只是國家而是一個良 好社會而來的；建立國家是有終點的，但一個良善社會的追求是動態而無止盡的。所以，我們的運動不會在「台灣獨立」的那天停止。這樣的想法從大學以來，一直 沒有改變。

畢業後投入的環保運動工作，更讓我驚覺問題的複雜度。僅從環保運動的立場觀之，它的對手並非一個國家、一個醒目的「敵人」，而是資本主義社會的運作 邏輯；或是說過於科技理性的觀點，全球化時代來臨，資本悄然越過國境，當「企業併購了國家」，環保運動便不能只關注在「母國」，所以我們跟外國的團體聯 合、援引各種外國的理論來進行台灣的反抗運動。然而，一方面國家體制的問題還未解決，台灣似乎難以建構一個能夠討論民生議題的公共社會；不面對國家體制的 問題，任何社會問題就得先被以「統獨」框架劃分而窺視著。

另一方面，「所謂」「崛起的巨龍」，不僅是將給全世界和平帶來威脅的中國，更是將帶給全球更多環境挑戰的中國；於是，聯合中國人民關注環境議題，近 來也逐漸變成一種運動策略。但，在教育還未普及、人民自覺運動還未成功的中國，大多數的人民，卻甚至可能比教他們大一統思想的中國政府還要「反動」；於 是，非正常國家體制下的環運或社運，似乎面貌愈益複雜而更難以著手……。

那段時間，曾幾何時，我在自視為「實踐」的工作裡迷失了。

最近讀到黃文雄悼念鄭南榕的文章（2009年）裡提及的價值和策略：「也許會有人不習慣看到策略被拿來和價值並列；其實，不論所堅持的價值有多崇 高，事先竭盡自己的能力，計算行動的可能效果和後果，只不過是負起起碼的責任而已。在前面所說的那個關鍵時機，Nylon面對的情勢，遠比我所面對的要複 雜多了。」

畢竟無法投身如鄭南榕這樣「置生於死」的哲學美學，或黃文雄那樣的智慧焠鍊出膽大的暗殺計畫，進而以引起人民「自覺」的骨牌效應；那是多麼迷人的價 值，但策略卻是出於承擔啊。也許我還駐留在那個天真的年少歲月，還僅是個普通到不能再普通、僅希望自己後代子孫能夠生活在「比較正常」的國度裡的高中生而 已。

後來，即便帶著惘然卻也期待的心情離開台灣，我還是常以「政大的學長」黃文雄的「刺蔣」故事作為楔子來介紹出身地，想要讓他們知道被獨裁籠罩的台灣 是怎麼爭取到今日一點點的自由空間、怎麼靠著一代又一代的勇者所創造出來的；而這也是我們唯一能明顯與中國朋友作區隔的，因為他們還不曾看到這樣為公共議 題犧牲付出的典範。

2009年，悼念鄭南榕的文章裡也透露著滄桑的黃文雄，他竟還思索著自己能盡的責任，而相較之下，這一代的我們，如何「承擔策略的肩膀」，顯得更加 急迫。看到網路裡友人與他的合照時，其實想問他關於「刺蔣案」被同志「出賣」的心情、問他怎麼看待「中華民國與台灣竟糾結在一起」時，會不會覺得很不值？ 會不會怨嘆當初的奮鬥竟被一個敗家子敗掉？問他流亡時都有沒有去哪裡接受革命的特訓？啊！當初間接被他啟蒙的我，好多問題想問，是否他也懷著滿腹不願撩起 的回憶與失望的傷痛呢？

不知道是否有那樣的榮幸帶著曾經想追隨的心情問著黃文雄，但是，也終於明白，已經不需追問這些問題。只是，文雄伯--a！你心裡總藏著希望；而我更 希望有一天我們的母校是以像你這般，可以為了自己的理想而勇敢付諸行動的人格為榮，而不是對著什麼過教育部長之類的大官鞠躬擺尾。雖然過了這麼多年，我與 你也不相識，雖然我的靈魂於今猶是飄散著，但，想安靜地謝謝你，因為你堅信的價值與勇於承擔策略的肩膀，至少曾給十年後才出生的我一點勇氣和堅持。

（照片來源：Michael Lin & Carolina H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