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gust 25,2015

流浪記(上)

※徐童「游民三部曲」:《麥收》、《老唐頭》、《算命》與《挖眼睛》的離散敘事

 



秋麥怕雨,搶收要快。

 

流轉於黃土高原陝西、甘肅、寧夏三省,有一群居無定所的「麥客」,窮無立錐之地的赤貧人,從家鄉一路乞食、扒火車,或者只靠雙腳步行,一走十來天,磨出血泡,找熟成的麥田割麥。千里跋涉,代價通常只為飽餐一頓,有時有微薄的酬勞,有時沒有,農家主人在田邊就近大鍋水煮麵條,陝西《鳳翔縣志》有云:「白蒸饃,漿水麵,善待麥客」。

 

《麥收》是徐童游民三部曲的第一部,在北京東郊的鐵路沿線地帶,做肉體營生的牛洪苗,花名「夢娜」,有時叫「唐夢」,其實是個農家女孩,來自河北省定興縣,家有麥田幾畝。每年夏秋之際,她就要暫停異地的皮肉活,回到老家幫忙收穫。麥收期間,徐童的鏡頭,當然也帶到幾個流徙各地的落魄麥客。在麥客眼中,牛洪苗家是有土斯有財的地主,而當一家之主牛爸臥病在床,為了籌措龐大醫藥費,牛家小妹也需走上離散的道途。麥客從內陸往沿海,牛洪苗從鄉村往城市,同為異鄉人,本質無異。

 

在中國,安土重遷的觀念深植人心,而城市裡嚴格的戶口制度,更是使許多離鄉背井,在城市打零工的農民成為黑戶,始終飄盪無依,無法紮根落地。徐童鏡頭中的「游民」是游離於土地、宗法、秩序之外的浮游群落,賣藝或賣身,有性工作者、算命師、江湖藝人。徐童八○年代在北京讀廣播學院,始終沒有進入體制內工作,在拍紀錄片之前,他做過廣告、平面設計、當代藝術,寫過長篇小說,是個自由工作者,他這麼說自己,「遠看藝術家,近看是游民。」

 

沒有固定收入,為了省吃儉用,徐童住在城郊的「高西店」,在北京四、五環之間,街上還有人力三輪車,現代化少一點,庶民味多一點。大城市的邊沿,沒有高樓,多是大雜院裡隔成小房間租人,租金廉宜,房客多是性工作者,房東和她們形成默契,不說破。徐童和他的拍攝者是鄰居關係,於是鏡頭可以來到簡陋的「砲房」,三個性工作者閒嗑牙,盡是露骨的性交易細節,換個角度想,性正是勞動本身,三人穿著樸素家居服,彷彿在女工宿舍,下工後互吐苦勞,交換技巧與情報。

 

從小幫忙農事的女孩,曬成麥色皮膚,練就厚實臂膀,當她換上艷色衣著,拿燒過的炭棒細細描眉,仍掩不去土裡來泥裡去的一身鄉氣。在螢幕上,牛洪苗的職業直接打成「妓女」,直白不遮掩,一如徐童的鏡頭,乍看對於底邊階層獵奇的侵入性,其實都是日常的直來直往,太陽底下,嫖妓宿娼,沒有什麼新鮮事。

 

性工作者來自河北、山東、湖北、江西、雲南的農村。在簡陋的磚房裡,單次性交易人民幣一百元,過夜三百元,上門消費的嫖客也是「游民」,許金強,開塔吊(大型吊車)的監工;劉二強,貨車司機;劉三哥,報亭老闆,都是來自外地的農民工。偶爾收工時,在街燈黯淡的路邊攤,喝啤酒吃麻辣燙;偶爾不需太大的花費,在鐵道經過,硿隆作響的高西店宿娼,孤家寡人在北京,尋求暫時的溫存。

 

開吊車的許金強是牛洪苗的恩客,後來發展成男女朋友關係,三不五時打電話給她,像小情侶瞎鬥嘴。許金強牽著牛洪苗,帶「女朋友」去看他的工作現場,在高高的吊車上有個小房間,待在上面是禁錮的時光,許金強說,「每天晚上孤獨,想你呀寶寶,因為那個吊塔上就我一個人。」相互慰藉的不只是肉體,還有同是天涯淪落人的心靈。等小女友回家割麥,由於父親病重,多留幾天,許金強卻又找上別人宿娼。飄盪無根的人相濡以沫,卻隨時可以,再度相忘於江湖,沒有道義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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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記(下)

到了游民二部曲《算命》,徐童的鏡頭更往邊沿去,從北京東郊的高西店,來到河北省燕郊鎮,紀錄算命師厲百程與石珍珠夫妻。厲百程患有風濕性關節炎,不良於行,需拄柺杖。石珍珠的命運並不像她的名字那樣光潤,她生來聾啞,智能障礙,腿畸形(但能行走,不像厲百程要用拐杖),手也有風濕。十幾歲父母雙亡,靠兄嫂生活,兄嫂不讓她進屋,即使是下雪天,也像貓狗一樣在外面的破棚子裡睡。

 

石珍珠這樣畸零不能再畸零的十不全人,兄嫂把她像動物一樣放養著,唯有厲百程看上她,「貧不擇妻,有一個女人,就有點幸福。」厲百程的條件,只能娶石珍珠這樣的女人,他們住在燕郊鎮,旁邊是個大垃圾場,石珍珠常去撿別人不要的衣服穿,不合身的孩童棉襖也硬穿上身,混搭拼貼如百衲被,加上厲百程幫她梳的兩根小辮子,半百的臉上有種童真感。有了自己的家,石珍珠終於能上桌吃飯,她養的黃貓也一起上桌,還在屋外搭蓋小屋給野貓住。弱者更能護生,厲百程對石珍珠,石珍珠對貓狗,同是。

 

厲百程也任貓滿屋跑,「人有德,貓才來,這是有福份。」厲百程帶客人去放生,籠裡擠一窩鳥,放出來時有一隻小鳥被壓著昏了,奄奄一息,厲百程像母鳥一樣,吐出唾液餵牠,一如他當初將髒兮兮的石珍珠領出來,幫她梳頭,打理儀容。無須美化,有光明面,也有幽暗面,從前石珍珠還沒來厲百程這,厲百程需要發洩時,也去嫖妓,十塊錢可以幹兩回,他誇口說。十塊錢是最低廉的價錢,還幹不上《麥收》高西店的妓女。

 

窮算命,富燒香。來找厲百程算命的,有煤礦工人,也有性工作者,龍小云,丈夫被關在齊齊哈爾的監獄裡,為了營救,她到按摩房做性交易,她問何時能撥雲見日。唐小雁,東北人,十七歲那年,被流氓帶到田地裡強姦,從此離家,熬到近四十歲,在北京開按摩店,還收了徒弟,她來算命,想改個不那麼孤剋的名字,「我在北京特別孤獨,特別需要人抱著我。」

 

在中國因為禁止迷信,算命也被列入掃黃對象,厲百程的處境,比起龍小云、唐小雁,好不上多少。經濟拮据,他帶著石珍珠回老家,厲百程一家四兄弟,都有風濕,厲百程殘廢得最早,因此備受兄弟欺凌。爹媽死後,老屋分給大哥,另外三人就要自謀活路,厲百程沒房沒地,一直流落在外。

 

「歸鄉」是徐童游民三部曲常有的溯源過程。游民從何而來?《麥收》的牛洪苗家裡種麥,《算命》厲百程家裡全是殘疾人,《挖眼睛》裡唱「二人台」的浪遊藝人二後生,家裡的老媽媽是瞎子,生下的三個兒子也瞎,靠討飯維生,只有二後生先天不瞎,才有條件出遠門討生活。《老唐頭》更可以說是游民「前傳」,不只卻顧所來徑,還要溯其上游:游民的上一代。「老唐頭」是在《算命》裡曾出現的唐小雁的父親。《算命》中,唐小雁好不容易認了一個乖巧的乾女兒,店卻被抄,字幕上打著,下落不明。

 

到了《老唐頭》,才知後話,乾女兒瑩瑩將唐小雁供出來,使得她被拘留。唐小雁出獄後,知道被自己人背叛,心灰意冷,準備回家種地。徐童跟著她回家,拍攝她的父親,工人出身的「老唐頭」,又接著拍《四哥》,四哥是唐小雁的堂哥,也是游離於宗法秩序外的游民,幹的是偷拐搶騙的勾當,更加凶險,幾乎大半生都在監牢裡度過,是邊緣中的邊緣。

 

跟著厲百程回家,家鄉的大哥駝背得厲害,幾乎直不起身,守住破落家園,也是枉然。跟著石珍珠回到當初虐待她的家,厲百程領著鏡頭到一個看似牛棚的所在,「石珍珠以前都睡這,不睡屋裡。」昔日虐待珍珠的兄嫂,如今笑殷殷的接待,珍珠卻很知道自己的本分,進屋裡,上廳堂,吃飯動筷,綁手綁腳像個小媳婦,陰影猶在,昔日,這不是她該待的地方。

 

跟著《挖眼睛》的二後生回家,瞎眼的老母親聽到兒子的動靜,忍不住老淚縱橫嚷著,「二肝兒,親肝兒回來了。」在〈挖眼睛〉的唱詞中有這幾句:「二後生全家五口人,說來淨是殘廢人,只因為母親是瞎子,哥哥兩個眼都是洞,只有我機靈。」瞎眼母親親自哺乳,於是頭兩個兒子也眼瞎,這當然沒有科學根據。輪到二後生,父親弄來了牛奶,不喝母乳,總算擺脫盲人命運。離家前,二後生也跟著盲哥哥夏天放羊,冬天賣唱,跟著鼓匠唱白事,向喪家乞討。

 

他是家裡唯一明眼人,出外發展,27歲在三女子村裡唱,三女子領他回家吃飯,因為男人沒本事,家裡苦寒,三女子認二後生當老闆,出外賣唱營生,日久生情,29歲那年,二後生在三女子家,被三個男人制服,挖了雙眼。

 

住院四十多天,頭腫得像籃球大,付不出醫藥費,哥哥也沒錢,只好送兩塊響板來,立地成藝,在醫院門口唱曲乞討,好償還醫藥費。唱著唱著,把自身遭遇編進唱詞裡,唱成一曲紅透內蒙古的〈挖眼睛〉。「唱了就慢慢放下,能掙錢,就心安。」二後生不隨便唱〈挖眼睛〉,通常是喪家點了才唱,而這首曲子雖然他唱了成千上百遍,每每唱起,還是激動。

 

二後生不僅是民間曲藝的演繹、傳承者,更是自身悲劇的見證者。〈挖眼睛〉之所以火紅,因為這是真人真事的親身見證,不是單靠苦練便可成就的「技藝」。內蒙古非沿海富庶之地,二後生在台上表演時,常常徐童的鏡頭不是對著台上,而是轉向台下的民眾,那些同樣接近赤貧,長年浸滿苦汁的臉。痛苦必須要以他人的痛苦來襯托,二後生因劇痛成就獨門曲藝,以此「娛樂」大眾,唱到激昂處,那一瞬間,台下個個不忍,眼眶含淚,也在那一瞬間,能暫時忘卻自身的苦痛。

 

唱到激昂處,徐童的鏡頭回到三女子的家,傳奇的案發現場,早已人去樓空。冷卻生灰的爐灶,生鏽的鐵耙,破敗的門戶,徐童不用攝影機逼視,他選擇靜態的黑白照片,「先挖左眼,用手指挖,將眼球摳出眼眶。還用手指在窟窿裡捅,痛呀。第二次挖右眼不用手,用上了錐剪子。」與之互為穿插。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尖聲撕裂的吶喊飄散於風中,流淌的鮮血早已滲入地底,天地蒼茫,彷彿,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

 

算命、按摩、說唱、賣身,承接了從社會安全網的破洞中,跌下的一大批人,沒有跌到最底,在重重摔到地面前,將其承接住。有時這些技藝或營生也不足以撐持,跌下來,摔得灰頭土臉,只好回鄉。

 

牛洪苗回鄉,父親的病每下愈況,醫藥費像個無底洞,錢坑越探越深。「現在麥收都用機器了」,鄉村麥客失業,城市娼館被抄,兩種規模的離散,皆脆弱得毫無依傍。

 

厲百程回鄉,因為他的算命生意總沒有起色,只好帶著石珍珠搬回老家。影片拍完不久,大哥過世,他倆正好頂下大哥留下的破房,靠殘疾津貼度日。

 

唐小雁回鄉,跟人合夥的黑井(沒有合法執照的礦坑)被人舉報,被公安用鏟車鏟了。唐小雁幽幽地說,「都奔四十歲的人還漂著」。

 

二後生短暫回鄉,旋風似地停留不了幾小時。二後生走了,攝影機還在屋裡,他瞎眼的老媽媽,在黑暗中顫巍巍地跨步,扶著牆前進,唉呦,心肝兒,我的心肝兒,你走了嗎?盲婦一生沒離開家,聲聲呼喚,在已經空下來靜下來的房子裡,只剩她衰弱的迴音。

 @《電影欣賞》2015秋冬季合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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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他人眼中看見自己

雨傘運動期間,旺角街頭,藍絲帶挑釁,黑警打人,情勢最緊張的那幾天,在一個夜晚,我隨著李雨夢深入險地。

 

知道我一個異鄉人孤身到旺角,李雨夢臨時約我同行,我們約在旺角地鐵站口,來到亞偕老街、彌頓道的交會處,人群如海潮,一下就把我們淹沒。我們被捲入浪潮裡,忽而左擺,忽而右擺,黏膩而緊密的身體感,是在金鐘感覺不到的。激情的身體其實都暗暗期待衝撞,一發覺藍絲的蹤跡,便團團湧上,還沒有開始唱起生日快樂歌,圍上了頂多反唇相譏,高舉手機錄下「證據」。和台灣318運動最大的差別是,這裡沒有要人守秩序的糾察隊,都是群眾自發,卻能懸崖勒馬,止於衝突前的臨界點。

 

我並非一張白紙,我帶著半年前記憶猶新的抗爭記憶而來,眼光裡時時帶著對照。二○一四年,歲次甲午,香港和台灣,藉由兩場民主運動,第一次這麼緊密相依。這年夏天也是李雨夢從大學休學,在外旅行一年的終點,她走過中南半島的越南、柬埔寨、泰國、緬甸,並非只是遊覽,她在異地觀察大選,在馬來西亞的獨立媒體實習,最後來到台灣住下半年,正好目擊了三月台灣的太陽花運動,「跟隨著一個又一個年輕人,沿著梯子爬進被佔領的立法院內,自以為有種見證的責任。」我記得在那個夜晚,她問了我許多對於太陽花學運的想法,眼前疊映的是雨傘現場,什麼經驗可以學習,什麼錯誤可以避免。我們在十月深秋的旺角,共同回憶起台北濟南路,三月早春的那場騷動。

 

不知從何時開始,在台北觀光區的街頭,在捷運裡,在咖啡店,在誠品書店,甚至在東部花蓮的民宿,南部墾丁的沙灘,耳邊傳來的時常是廣東話。搭飛機一個小時就到的台灣,成了中港矛盾下,香港人喘口氣的他方,或者像何韻詩所說的「後花園」。這幾年也常聽香港朋友說,想要移民台灣,台灣的房租低廉,但工資奇低,讓他們卻步。這座當初在荷蘭人眼中驚豔不已的婆娑之島「福爾摩沙」,如今政治紛擾,社會問題頻傳,台灣人時常以「鬼島」稱呼,為什麼還有人想來?比台灣更具國際化現代化的香港,如何反身過來,想像台灣?李雨夢的《島嶼浮光》,採訪了十五個在台灣的香港人故事,正是提供了這一種眼光,從他人看向自己的雙城記、兩地書。

 

在閱讀《島嶼浮光》的過程中,浮想連翩,頻頻招喚在「我城」裡其實一直存在的香港人,早在中港矛盾之前,他們就已前來。我讀中學時,同學間已經不耐於媽媽愛去的家庭美容院之老土,我們習慣存零用錢,去裝潢新潮的店找香港設計師剪頭髮。香港師傅語言不通,動作俐落,把我削了短髮,像王靖雯剛出道唱〈天空〉的樣子,後遺症是那年夏天,我常被叫做小弟,在進入女廁時被投以白眼。這樣以香港設計師為賣點的髮型屋,也就是李雨夢書中所寫的湯生,他的出香港記前後有兩波,第一波經營美容美髮生意,在台灣擁有好幾家美容分店。那是一九八七年前後的事,台灣解嚴前後,社會最有活力,也是經濟蓬勃發展的年代。湯生卻生意失敗,毅然走進台灣工地,當起苦力揹水泥爬鷹架。

 

生活在他方,從來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

 

然後,便來到了一九八九,大限過後,富一點的移民美加紐澳,小康一些的就近落腳台灣。港式燒臘店鑽進街巷,成為台灣的庶民吃食。每間學校附近一定會有一間燒臘店,門口掛著雞鴨肝腸,師傅大多穿著一件白汗衫,拿起菜刀剁鴨腿、片叉燒,有模有樣,鋪在白飯上,配上酸菜,桌上一定有一壺粗茶。從前總不能明瞭,為什麼白飯那麼多,沒有其他配菜,後來到香港,才知道這是給勞工苦力吃的「碟頭飯」,飯量多其來有自。在八九前後第一波大舉移民的香港人,學會一手燒臘手藝渡海而來,幫忙跑堂的通常也是一家人,店裡水清無魚,沒有太多裝潢,做點小生意,過上小日子,不知不覺間,安家落戶二十五年過去,當時的夫妻生一個孩子,如今都大學畢業了。

 

上髮型屋給香港師傅設計造型,上燒臘店外帶一個三寶便當,這是八九前後的第一波移民風景。那麼李雨夢書中的第二波「出香港記」,則大多不是因為單純的恐懼共產黨而遠離。第二波,是對於香港高度發展下的資本主義競逐,感到厭惡,希望尋求另一種生活的可能。從謀生到尋夢,所以偏安一偶,沒有太大野心,經營咖啡館、開民宿的多了,學藝術做設計,讀文學寫小說的多了,尋求歲月靜好,現世安穩的可能性。

 

還是那句話,生活在他方,從來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

 

在墾丁後灣開民宿的年輕夫妻,原本想要逃離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香港,卻才發覺,資本主義無所不在,在靜好之地等著他們的是具有爭議性的大型開發案。與高牆妥協?或者與雞蛋站在一起,或者乾脆置身事外?反正本來就是一個外人?然而在土地上栽下一朵花,就有連結,就有感情。KikyJacky選擇參加當地居民的自救會,一起阻擋怪手的到來。

 

真正的生活在他方,就不是無憂的烏托邦。剛開幕的牛雜店碰到食安危機,來台灣體驗軍營生活的,遭遇洪仲秋案,即使只是開一間咖啡店,都沒有那麼簡單,生意清淡,工讀生工作態度不佳,台灣慢活、小確幸的另一面是不敬業、生產力遲滯。從他人眼中看見自己,看到台灣的保護主義,本地法規對於移民的不友善,不管是幫傭做工的東南亞人,還是創業自己當老闆的香港人,租房子要找擔保人,也要多付押金,且不能分期付款,要一次付清。在他人眼中看見自己,同時也看到,玩獨立音樂的香港僑生,只要一碗30元的滷肉飯就能飽肚,30元在香港要填飽肚子,無異於天方夜譚。在台灣,總還存留著一點點可能,給他的夢想。

 

雨傘運動之際,香港有難,因此書中的受訪者,時常被質疑一個問題:此時選擇移民台灣,等於逃離和背棄嗎?

 

這讓我想起書裡有一間咖啡店,店名取為「Canopy」,用香港話指的是「罩蓬」,也就是中文的「婆娑」。咖啡店主人是這麼說的:「Canopy是我們在香港讀地理時,熱帶雨林樹冠的意思,我們叫它Canopy是因為《阿飛正傳》裡張國榮死前一幕,熱帶雨林的畫面,也是樹影婆娑的來源。叫Canopy,是因為想在樹冠上看美好的風光。」

 

在熱帶雨林的樹冠上,隨著樹枝搖曳擺盪,一覽最美好的風光。有了這個開闊的視野,與無邊的想像,也許,已經不需要答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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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到突然─沈從文的後四十回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號角響起,同時也敲響了知識分子的喪鐘:巴金被關進牛棚;老舍在批鬥會中被打得頭破血流,隔日投湖自殺;傅雷夫婦、古文字學者陳夢家接連自縊身亡。這些都是沈從文相交多年的友人,五四新文學運動釀造出的黃金一代,如果在1949年選擇留下,就無法躲過鋪天蓋地而來的文化浩劫。最博學最通透最敏慧的整代文人的後四十回,誰不是滿紙辛酸血淚。

 

張新穎研究沈從文的專書,書名是《沈從文的後半生》,擇取的是1948年到1988年,沈從文46歲到86歲過世的人生後半場,一如陸鍵東所著《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著眼於時代壓逼下的「晚期風格」。沈從文最好的代表作如〈邊城〉、〈丈夫〉、〈蕭蕭〉都寫於1949年共和國成立以前,此後他在小說創作上幾近封筆,轉而研究古代織品文物,這到底是外在限制、趨吉避凶下的「不得不」,或是內在精神自然而然的轉向?小說家與文物學家,哪一個才是最「本質性」的沈從文?張新穎不給一刀兩斷的答案,而是以豐厚的史料,細緻梳理出沈從文易感寡和的精神世界。

 

剖析小說作品,對文學評論者而言,有如家常便飯。張新穎卻選了林中路中人煙稀少的那一條,去探究陽光照不到的月球暗面,沈從文「不寫」,文學生命停滯的四十年。從1948年暑假寫起,楊振聲邀請北京大學的幾位朋友,到頤和園消暑,其中包括沈從文、張兆和夫婦。不到半年後的1949年初,災厄將至,北京大學貼出郭沫若聲討沈從文的檄文,說他是桃紅色作家,「做文字上的裸體畫,甚至寫文字上的春宮。」

 

張新穎在訪談中曾表示,刻意不選擇那樣「刺激」的開頭,而把時序拉前到山雨欲來前的最後一個寧靜假期。沈從文從來是體質過度敏感的文人,早期他追求張兆和所寫的情書,自苦至極,可見一斑。抗戰十年,這個暑假他難得可以放鬆下來,再燃起創作上的雄心壯志,他寫給孩子的信裡說:「我因為結了婚,有個好太太,接著你們又來了,接著戰爭也來了,這十年我都為生活不曾寫什麼東西。……要好好來寫些。寫個一二十本。」

 

1949年初北京大學貼出一批聲討他的大字報,一月中旬,沈從文一度精神崩潰。二月他寫信給張兆和:「外面風雨必來,我們實無遮蔽。我能掙扎到什麼時候,神經不崩毀,只有天知道!我能和命運掙扎?」328日,沈從文在家裡自殺,用剃刀畫頸,還喝了一點煤油,死意甚堅,幸而被救回。

 

活下來,就必須承受源源不斷的苦難,如何再安身立命?文學不能棲身,沈從文轉向研究歷史文物,讓另一種文化生命得以延續。這轉向也並非無跡可尋,早就像顆種子,埋藏在沈從文早年的湘西生活中,時機一到,就要破土萌芽:「小銀匠錘製銀鎖銀魚,小木匠和小媳婦做手藝,工藝美術,是一種逐漸浸入寂寞生命中,娛樂我並教育我,和我生命發展嚴密契合分不開的。」

 

五○年代,下鄉土改,進行政治再改造,樣樣都來。喊口號,扭秧歌,沈從文樣樣都不在行,在人群間他覺得自在的只有兩處:一是茅房,二是廚房。他嘗試寫了一篇闊別已久的小說《老同志》,寫的正是廚房裡的炊事員,字裡行間仍憂心忡忡、綁手綁腳,放不開來,距離他巔峰時期的作品,有段落差。

 

下鄉土改,儘管每日都是批鬥地主這等醜事,但因為接近了自然,浸潤了山水草木,文人的度厄,變得不那麼難以忍受:「每個山坳或懸岩絕壁間,照例都有幾戶人家,一片竹子林,雜樹林,在竹木間揚起炊煙,田埂間有許多小孩子和家中瘦狗在一齊走動。山凹間沖裡都是水田,一層層的返著明光。有些田面淡綠,有些淺紫。四望無際天邊漸漸漾成一片青霧。一切溫和靜美如童話中景象,一切卻又十分實在。一切極靜,可是在這個自然靜默中,卻正蘊藏歷史上所沒有的變動。」

 

動與靜,變與不變,在沈從文的世界裡不是對立,而能兼存,平靜無波的水面下,埋伏著凶險,而時代狂躁的鑼鼓聲,終將被土地的平靜所吸收。地主一家十幾口人跪在屋前,等候發落,群情激昂,恨不得上前踩幾腳,都是原先沒有深仇大恨的人們,一旦上戲就要過把癮才罷休,整個時代的癲狂,沈從文是這麼轉化的:「到黃昏前走出院子去張望,丘陵地莊稼都沉靜異常,盧音寺城堡在微陽光影中更加沉靜得離奇,我知道,日裡事又成為過去了。」

 

然而,浪一波高過一波,還有更大的災厄要來,1966年文革開始,沈從文被抄家數次,後來被趕出北京,在湖北幹校住在漏雨茅屋裡,顛沛流離,苦不堪言,但只要回到鄉野間,他就能再度滌清自己:「日間執雨傘在室中來回走動工作,晚上則床下一片蛙鳴,與窗外田蛙相呼應,間以身長二米之錦紋蛇喀喀鳴聲,共同形成一生少經的嶄新環境。」

 

時代如激流,小舟上粟米般的人,載浮載沉,沒有人能自外於時局之外。沈從文喜靜,一向不喜喧囂的上海,他曾經這麼描繪上海江邊:「萬千種聲音在嚷、在叫、在招呼。船在動、水在流,人坐在電車上計算自己事情,一切都在動,流動著船隻的水,實在十分沉靜。」在翻騰的滔天巨浪間,沈從文的這座小舟,「實在十分沉靜。」


@《文訊》20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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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巧若拙的曲筆夾藏

出生於1911年,與民國同齡的楊絳,如今已104歲。她曾提過自己曾親身經歷五四運動:「當時我八歲,身在現場。現在想來,五四運動時身在現場的,如今只有我一人了。當時想必有許多中外記者,但現在想來,必定沒有活著的了。」

 

五四、抗日、國共內戰,以至於1949年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遊街批鬥……百歲老人過眼之事,太多了,如果照當代作家一年一本書的創作量,楊絳著作該不只一個等身了,然而她的創作量少而精,不輕易下筆,難得有本散文結集,書名《雜憶與雜寫》,一點也不炫目花俏,可見楊絳的平實謙沖、反璞歸真。

 

《雜憶與雜寫》多懷人憶舊,與《我們仨》寫丈夫、女兒的銘心刻骨不同,《雜憶與雜寫》除了一篇寫至親,楊絳的小妹楊必,其他多是寫傭僕、奶媽、流浪兒、三輪車夫等底層小人物。同時代的作品,不免讓人想到魯迅〈祝福〉中的祥林嫂,老舍的《駱駝祥子》,在舊社會的輾壓下,一張張悽慘無言的嘴,魯迅、老舍去寫這些底層人物,多帶有一種知識分子的愧疚。楊絳則不,她更多是一個主婦而非文人的身分,混跡其間,難得有種平等視角,呈現的不止壓迫,更多是生活細瑣的一面。

 

例如〈阿福與阿靈〉:「阿靈是個極愚蠢的村婦…阿靈身軀榔槺,面目黧黑,相貌遠不如電視劇裡的豬八戒那樣『俊』。她一雙昏昏的小眼睛,一張大嘴巴,她數數只能數到二。」阿靈是楊絳小時候家裡的女傭,她用「極愚蠢」、「不如豬八戒俊」來描寫下人,非常「政治不正確」,卻如實描寫了在鐵屋子裏頭,昏聵度日的芸芸眾生。

 

阿靈名不符實,連最基本的打掃都不會做,致命的是又不知道自己笨在哪裡。「有一次,她聽同夥傳說,某家在物色一個姨娘,主要條件是要能生育。阿靈對我媽媽說:『我去吧。我會生。我生過。大家笑她,她也不知有何可笑。」阿靈當初被趕出家門,讓楊絳家裡收容的理由,正是因為「她生了個兒子,自己睡熟,把兒子壓死了。」這當然是不折不扣的悲劇,但因為阿靈的健忘與無知,毛遂自薦做姨娘,倒又像是齣諷刺劇了。

 

阿靈不止笨,也貪。她聽到別人買彩卷,也躍躍欲試,跟太太(楊絳的母親)借錢,阿靈自己有錢,卻要借太太的錢買,理由是:「中了獎呢,是我買的;不中呢,就是太太買的。」這樣一個蠢笨且貪婪的小人物,楊絳把她寫得活靈活現,甚至有了衣錦還鄉的結局,兩年後,阿靈「臉色也紅潤,人也不像以前那麼呆木了。媽媽已為她添了幾套衣服,還攢下許多錢,阿靈回鄉很風光,不再挨打。」

 

楊絳主要寫傭僕阿靈,其實也暗暗側寫了身為女主人的母親的體貼大度。等到楊絳自己做了主婦,她也並不冷眼旁觀,幫傭的順姐被家裡人虐待,午餐只有一個隔夜的冷饅頭,楊絳便留她在家裡吃熱飯,吃完才到下一個人家幫傭。順姐辛苦存起來的工錢總被家人搜刮,楊絳便幫她在銀行開了一個帳戶。接著文化大革命,主僕易位,楊絳成了要被打倒的資產階級,頭髮被紅衛兵剪得像狗啃,是不離不棄的順姐為她修齊頭髮,用爽身粉撢去頭髮楂子。

 

楊絳文如其人,文風疏朗通暢,全然不是張愛玲善用象徵譬喻,蜿蜒曲折的華麗一系。楊絳的散文雖易讀,在寫及敏感的政治事件,如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下鄉勞改時,則藏有許多夾縫、曲筆、言外之意,要在這麼直白敘事,鮮用文學比喻的文章裡「夾藏」,實屬不易,也可見楊絳大巧若拙的高深功力。

 

她寫到以前清華的同事高崇熙,是化工系教授,一九五一年正值三反運動,「學校裡的知識分子以為於己無涉,還不太關心。」錢鍾書楊絳夫妻也是,一天心血來潮去拜訪老友,高太太出城去了,高先生獨坐斗室,對他們的來訪有些意外,並不歡迎。敏感若錢氏夫婦,立刻起身告別,高先生不挽留,卻送了又送,直送到大門外還依依不捨。錢氏夫婦無法解釋此種矛盾現象,直到隔天傳來消息,高先生服毒自殺,他們無意間闖入了高先生正與死神拔河,進退維谷的時刻。也無意中提前預見腥風血雨的文革十年。

 

讓人斯文掃地的批鬥,在楊絳筆下完全不見血腥,也幾乎不見控訴。她避開直寫那些屈辱的時刻,她不寫高先生受了什麼冤屈,成了什麼冤錯假案,事實上在當時敏感的氛圍下,即使是摯友之間,高先生也未曾吐露給她知道。楊絳筆下凝結的片刻,是風暴欲來,一個徬徨的知識份子,心底的苦楚無人能說,「他勉強請我們坐,拿了兩只骯髒的玻璃杯,為我們斟了兩個半杯瓶底帶水鹼的剩水。他笑得很勉強,和我們的酬答也只一聲兩聲。」

 

就算是寫自己下鄉勞改,艱苦的過程,在楊絳彷彿人類學家的眼中,都顯得生動活潑,每天都有發現不完的新鮮事。出身大戶人家的她,跟著農民兩個月才洗一次澡,她不以為苦,「有個老大媽初次見我,一手伸入我袖管,攢著我的手,一手在我臉上摩挲。十幾天後又遇見我,又照樣摩挲著我的臉,笑著惋嘆說:『來了沒十多天吧?已經沒原先那麼光了。』」簡簡單單的一段描述,把城裡文人和鄉村農民之間尖銳矛盾,包裹在村婦無心的話語裡,這樣的夾藏,端賴寫作者的寬宏氣度才成。


@《文訊》2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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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il 19,2015

愛過一個正當最好年齡的人

「你愛我,與其說愛我為人,還不如說愛我寫信。」──沈從文

 


1937
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8月,沈從文和一批知識份子逃出日軍佔領的北平,一路向南:南京、武漢、長沙、沅陵,最後抵達昆明。妻子張兆和帶著兩個幼子龍珠和虎雛,留在北平。沈從文先去探路,預計妻兒很快將南下會合。

 


9
9號,張兆和寫信給沈從文,這一天是他們的結婚四週年紀念日,別有意義。信裡多敘柴米油鹽等家用瑣事,借款多少,稿費多少,版稅多少,「我們這裡一切都好,儲米可以吃到年底。現在我們已實行節食儉用,若能長此節省,餘款亦可以支持過舊曆年。」戰爭時期,張兆和的務實個性更加表露無遺,出生於合肥殷實大家族,難得沒有嬌嬌女脾性,她常叼唸夫婿需反璞歸真,「不許你再逼我穿高跟鞋燙頭髮了,不許你用因怕我把一雙手弄粗糙為理由而不叫我洗東西做事了。」

 


張兆和務實,沈從文浪漫,向來如此。
1930年初相識,張兆和還是沈從文的學生,才子老師示愛,學生一點都不領情,還告狀到校長胡適那裏去。胡適欲勸退好友,「我的觀察是,這個女子不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愛,你錯用情了。」

 


兆和不解風情,從文執迷不悔,他尚且能將這份癡心,轉化為自我砥礪:「若果人皆能在頑固中過日子,我愛你你偏不愛我,也正是極好的一種事情。……我分上是慘敗,我將拿著這東西去刻苦做人。我將用著這教訓去好好的活,也更應當好好的去愛你。」讀沈從文的情書,自苦、卑微至極:「望到北平高空明藍的天,使人只想下跪,你給我的影響恰如這天空,距離得那麼遠。」彷彿苦行僧求道,精誠所至,金石為開,
1933年,張兆和畢業的隔一年,兩人成婚。

 


1934
年,婚後第二年,沈從文遠別新婚妻子,回鳳凰老家一趟,他選擇走水路,在小舟上寫了一系列的《湘行書簡》:「船頭全是水,白浪在船邊如奔馬,似乎只想攫你的照片去,你瞧我的字斜到什麼樣子。但我還是一手拿著你的照片,一手寫字。」沈從文寫撁夫拉船,寫兩岸人家,寫碧綠山水,寫小舟每擱淺一處,水手就到吊腳樓上找他的相好溫存,或寫或畫,都在信上說給三三(張兆和小名)聽。妻子的回信也情意綿長,分別不到十天,兩人都嚐到離別之苦,留下了大量往返的書信。

 


再回到
1937年,戰爭爆發,結婚進入第四年,多了兩個孩子,持家擔子更重。張兆和的信裡沒了柔情,代之以經濟上的憂煩。從8月到11月,妻子遲遲未動身,沈從文渴望相聚,心亂如麻:「要寫文章,不能寫,要教書,心不安,教不下去。而且我自己知道你同時也知道,就是我離開你,便容易把生活轉入一種病態,終日像飄飄蕩蕩,大有不知所歸之感。」

 


他甚至鼓勵妻子琵琶別抱:「有些人對於你的特殊友誼,能引起你的興味時,還不妨去注意注意!我不是說笑話,不拘誰愛你或你愛誰,只要是能讓你得到幸福,我不濫用任何名分妨礙你的幸福。」

 


年終,張兆和終於來信,焦灼的還是家中負債。沈從文不希望妻子為人母後,不再精進自己,他建議三三藉由翻譯找回讀書和思考的習慣。她回他:「你說譯書,現在還說譯書,完全是夢話。一來我自己無時間無閒情,再說譯那東西給誰看?誰還看那個?」

 


在沈從文的書信集中,我反覆閱讀的不是《湘行書簡》,而是
1937年的戰時書信,漸漸可看出兩人個性上的巨大分歧,沈從文後半生的抑鬱,或肇因於此。隔年4月,妻兒不知為何還滯留北方,丈夫信裡無怨,只細筆描繪鄉村景色,「家中紫荊已開花。鐵腳海棠已開花。筍子蕨菜全都上市,蒜苗也上市。河魚上浮,漁船開始活動,吃魚極便利…將來也許可望你們都來住,你們一同來住。這地是為小虎小龍準備的…在廊下看山,新綠照眼,無法形容。鳥聲之多而巧,也無可形容。」

 


野菜、河魚、鳥叫、新綠,這裡是邊城,是翠翠與爺爺的擺渡口,是一個原籍湖南鳳凰「鄉下人」的靈魂紮根之處。
19388月,離沈從文離開北京已有一年,眼看著故舊知交紛紛南下,三三仍沒有蹤影,一向溫和的沈從文,去信也不免氣急敗壞,「正當兵荒馬亂年頭,他人求在一處生活還不可得,你卻在能夠聚首機會中,輕輕的放過許多機會。說老實話,你愛我,與其說愛我為人,還不如說愛我寫信。總樂於離得遠遠的,寧讓我著急,生氣,不受用,可不大願意來過一點平靜的生活。」

 


張兆和也曾抱怨,為何在信裡的描述,丈夫是一個愛乾淨,生活齊整之人,真正生活在一起,卻常常因為創作而不梳洗換衣,邋遢度日。「你愛我,與其說愛我為人,還不如說愛我寫信。」沈從文所想像的張兆和只在信中,張兆和想像中的沈從文也只停留在信中。愛情以書信始,在生活終,又起死回生於兩地書,還是讓我們讀信吧:「我行過許多地方的橋,看過許多次數的雲,喝過許多種類的酒,卻只愛過一個正當最好年齡的人。」

 




@2015.2
香港《明報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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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il 18,2015

貧窮的永劫回歸

人類學家Oscar Lewis寫於1959年的《貧窮文化》,分別記錄了五個墨西哥家庭一天的生活實錄,其中〈墨西哥城的邊緣〉一章,紀錄的是香吉士一家從早到晚的生活,主人翁是四十八歲,在餐館擔任採買食材工作的赫蘇斯‧香吉士。

 


赫蘇斯在餐館工作三十幾年,日薪只有一美元,然而卻要養活三個家。第一個家住著他的現任嫩妻黛利拉,兩人的女兒,以及黛利拉和前夫所生的女兒,黛利拉的母親,以及赫蘇斯和前妻所生的大兒子馬努埃爾的四個小孩。黛利拉原本是馬努埃爾的小姨子,後來成為他的後母。馬努埃爾喪妻後,偷渡到美國打工,爛攤子便由父親來收拾。

 


第二個家住著赫蘇斯從前的情婦露碧塔,她是赫蘇斯在餐館的同事,兩人育有兩個女兒。露碧塔總是遇人不淑,在赫蘇斯之前她也曾和另一個有婦之夫生下兩個女兒,很長的一段時間裡,兩個男人都不照應她,她獨自帶著四個女兒,過著慘淡的生活。在墨西哥城,女人出去工作,總會遇到雇主或男同事的騷擾。從事勞力工作的露碧塔是其一,與她同住的還有赫蘇斯和前妻所生的大女兒康蘇薇若,小學畢業後還念過兩年的商校,在當地屬高學歷
(許多人連小學都沒讀過),商校畢業後她謀得體面的秘書工作,卻還是不免雇主性騷擾。

 


第三個家是赫蘇斯當初來到墨西哥城所建立的第一個家庭,在這裡他和前妻蕾若育有四個子女:馬努埃爾、羅貝托、康蘇薇若、瑪塔。兒女大了之後,赫蘇斯幸運中了彩票另蓋兩間新屋。小女兒瑪塔最為父親鍾愛,卻早早結婚,接連生了四個小孩,丈夫不負責任,形同棄婦,只好又回老家投靠父親。遊手好閒,時常出入監獄的二兒子羅貝托也還賴在家裡。

 


以赫蘇斯為中心分支出的家庭樹狀圖,組成分子複雜,有同父同母,同父異母,或者同母異父的孩子。
Oscar Lewis在完成《貧窮文化》後,續貂的《香吉士一家人》則是在五個家庭裡選中香吉士一家,從「一天」的浮光掠影到「一生」的盤根錯節,用第一人稱口述歷史的方式,縱貫一個底層家族無法翻身的宿命。輪番上場說書的是赫蘇斯以及他和前妻所生的四個小孩,在父親眼中孩子懦弱無能,在孩子眼中父親自私冷血,從不給予親情撫慰,多重視角,眾聲喧嘩,交織出一幅都市貧民窟版本的《百年孤寂》。

 


「一生」從赫蘇斯的過去開始回溯,他怎麼來到城市邊緣,努力紮根,生下婚生、非婚生十幾個孩子。香吉士家的孩子結婚後,因為貧無立錐之地,也時常脫離不了原生家庭,孩子馬上又生孩子,人口暴增,美其名為一個「家」,充其量只是一個「房間」,房內擺兩張床,就再無空間,睡不下的就鋪著麻袋或紙片睡在地上。一大家子有大部分人都睡在地板上,像罐頭中的沙丁魚動彈不得。

 


空間上的擠壓,讓彼此充滿嫌隙,廁所只有半邊門,完全沒有隱私可言。男女雜處一室,康蘇薇若從小就要為如何在家中換衣服而苦惱,她通常等到晚上熄燈,躲在毯子底下才換。大兒子馬努埃爾曾有一度搬去妻子娘家住,斗室裡容納了五個家庭十三個人,年輕夫妻如何在眾目睽睽下維持性生活,是一大難題。

 


貧窮是無法翻轉的宿命嗎?馬努埃爾曾試圖做生意,卻一敗塗地。康蘇薇若努力讓自己受教育,但在墨西哥,未婚女人出外工作,形同「蕩婦」,人人可欺。羅貝托因為皮膚黑,從小在學校被霸凌,因此能罩他的哥哥畢業後,他就不唸了,只讀過一年小學。羅貝托時常進出監獄,有時因為血氣方剛和人械鬥,更多的是被警察栽贓,莫名繫獄。么女瑪塔未成年就和男友私奔,男人寧願把錢拿去喝酒作樂,女人以微薄的三、五披索養活一大家子,貧窮宿命輪迴下去,成了墨西哥的常態。

 


馬努埃爾嘗試突圍,扒火車,塞貨櫃,匿漁船,非法偷渡移民的處境很苦,但不離開更苦。他說,「去過美國以後,這裡的一切看起來又髒又窮,我發覺原來我們活在貧窮中。我去市場,看到橘子和蕃茄堆在地板的報紙上,心裡就覺得難過,想要立刻回美國。我不是崇洋媚外,但我希望我在美國,或在其他歐洲國家出生。」

 


薛西弗斯推石上山頂,石頭又應聲滾落。一輩子為家奔忙的大家長赫蘇斯,好不容易將子女養育成人,到頭來,又有一大串嗷嗷待哺的孫子、外孫壓在他肩上。在《香吉士一家人》中,來自美國的人類學家隱身幕後穿針引線,不提供任何觀點或批判角度,只讓人物自己說話:

 


「我努力又拚命地工作,不分日夜做,只為了蓋自己的家。就如你看到的,一個寒酸的家。我要蓋一個小房子,有一、兩個或三個房間,這樣每個小孩都有家,還能夠住在一起。我不會太快衰老,也許可以把房子蓋完。我只是要弄一個簡單的空間,讓孩子們不會流落街頭,還會在周圍安上籬笆,別人就不會來煩他們。等我躺下,再也起不來時,家會保護他們。」

 




@
《文訊》2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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