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去來　 棚頭傀儡　 一線斷時　 落落磊磊

回憶湧現
信義路走到仁愛路那頭
就是為了
燒燙燙的蛋餅
一次 打開包著蛋餅的廢紙
原來
那是我零分的數學考卷
真是滿滿的回憶....................

蛋餅伯走了 希望您載著滿滿的回憶 驕傲的走

以下為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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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天‧後門‧蛋餅伯

文／朱和之（746班）

原載於《杜撰的城堡——附中野史》卷八‧良心紅茶蛋餅伯世家

在附中超過半個世紀的歷史上，讓人懷念的對象很多，除了殷殷教誨的師長，也有許多校內的行政與庶務人員，像是護士阿姨、工友伯伯等。他們和附中人度過每一個晨曦與黃昏，也和大家留下許多美好的回憶。然而在此之外，有一群人在附中校友的記憶中，幾乎可以用「刻骨銘心」來形容，一提起他們，大家無不拍腿稱快，就像提到一個多年不見的生死之交。他們就是學校附近一些賣小吃的攤販。

想想看，高中生涯中最痛快的時光無非是在球場上奔馳的時刻吧，而在玩得汗流浹背、熱得冒煙時，一回頭就看見在操場邊上微笑的紅茶和酸梅湯小販，這是多麼舒暢的一件事情。打完了球，難免飢腸轆轆，此時如果能夠手握一包熱騰騰的蛋餅或者香噴噴的炸雞排，人生又復何求？於是，一道冰酸水線流過喉嚨的觸感，以及混著蘿蔔味的煎蛋香，就悄悄佔據了附中人記憶中最愉悅也最燦爛的那個角落。

由於附中早期後操場還沒有用圍牆圍起來，外人可以自由進出，所以有許多小販就直接把攤子擺到操場邊。無論是下課無聊，還是打完球飢渴難耐，附中人的飲食大慾都很容易得到滿足。民國五十八年進入附中的王志孟（高二二三班，現為中華電信工程師）還記得當時後操場一個令人難以忘懷的景緻：「九、十月初秋入冬放學時，後操場有時會飄起一片淡淡的霧，小販三三兩兩沿著馬路兩邊列隊，微暗的天色，淡淡的薄霧，加上攤販的電石燈，一燈如豆，閃爍明滅，形成一種很特殊的景象……」

當然，小販們這樣的做法對於照規矩向合作社租用攤位的商家並不公平，對學校的校容與秩序也有負面的影響，因此學校漸漸嚴加驅趕，小販們也就只好離去，或者改在校門口繼續經營。

　

良心紅茶

早期最著名的小販莫過於民國五十年代的「良心紅茶」了。這位紅茶老闆總是頭戴斗笠，穿著汗衫短褲，騎一輛日式的腳踏車，後座上扛著兩大桶冰紅茶。在攤販大多配合學校勸導離校的時候，紅茶老闆卻理直氣壯地說他和附中籃球場有多年的感情，豈可說走就走，因此依然獨自騎著腳踏車在偌大的學校裡漫遊。

這位紅茶販之所以標榜「良心」，歷來有幾個說法。一說是老闆保證使用開水而不是生水，而且堅持使用砂糖，不用化學糖精﹔另有一說是他顧及學生的消費能力，以接近成本的價格供應，而且無論第一口喝掉多少，都可以再加滿。實情如何，眾說紛紜，總之老闆強調本諸良心在做生意。而在老校友的印象中，他的紅茶口味甘美，非常好喝，因此成為附中早期的名攤販。直到民國八十年代末期，一群在建築界引領風騷的老附中設計西樓的復建與空間再規畫時，還曾提出將其中一個空間作為「良心紅茶店」的構想，可見此輩茶鹼中毒之深。

攤販撤出校園半年以後，良心紅茶孤單的身影終於也還是從附中消失了。可惜的是這位有良心的老闆如今已不詳其姓字，也無從聯絡起。（若有仁人君子知其消息者，見本文請速與附中校友會聯絡，敝校數萬校友不任銘感，定當湧「茶」以報。）

在良心紅茶以外較為著名的小吃還有酸梅湯和炸雞排。雞排的出現大略已在民國七十年代以後，最有趣的一家位於學校西側圍牆外。附中整個西側沒有任何邊門可以出去，如果學生循「正常管道」，必須從緊臨信義路的正門或者面對仁愛路的後門出學校，走幾百公尺繞一大圈才能買到雞排。不過附中學生當然沒有那麼笨，大家都是直接越過圍牆向小販訂購。攤販之所以設在這個地方，是因為圍牆內就是附中排球場的所在，香酥現炸的雞排對打球的學生特別有吸引力。而牆內又恰好有一排極為濃密的樹叢，可以完全遮蔽學生攀牆的身影，於是這樹叢裡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就有人放置了一組桌椅，學生們想買雞排，只要爬到桌子上倚牆而呼，牆頭下自然會有親切的聲音問道：「同學要幾份，加不加辣？」

不過說到近二十年最受學生歡迎的小吃攤販，則非蛋餅伯莫屬。如果有人從附中畢業卻不知道蛋餅伯是何許人，那麼這位可憐的傢伙附中三年絕對是白念了。

藍天‧後門‧蛋餅伯（2）

蛋餅伯傳奇

「蛋餅伯」的本名叫黃建成，但是絕大部分的附中人都以蛋餅伯或者更親暱的「餅伯」來稱呼他。黃建成民國二十五年出生於三峽，五十三年自空軍退伍後，就開始在附中附近擺攤子做生意。剛開始的時候他和一位山東老兵合賣蔥油餅，賣了半年以後經過學生建議，兩人才開始改賣蛋餅。他賣的「蛋餅」並非一般中式早餐常見的薄餅，而是揉雜有蘿蔔絲的厚麵餅，加上一個煎蛋，風味獨特，非常受歡迎。到後來，也應學生要求增加了諸如「兩餅一蛋」或者「兩蛋一餅」的變化作法。

「一開始的時候，我是在市立高工（今大安高工）前面賣，」蛋餅伯回憶：「那時候你們的中興堂才剛開始蓋，我看常有學生從竹籬笆之中探頭向我買蛋餅，就乾脆把攤子擺到中興堂前面來。」這一賣下來，就在附中旁度過了三十多個寒暑。

那時候蛋餅一個只賣一元，雖然歷經幾次物價變動，蛋餅伯卻一直到民國六十五年才漲價為十元。「不要以為我賺得多，一個只賺一塊多，很辛苦呢！」蛋餅伯一天最多可以賣掉七、八百個蛋餅，盈餘頂多只有一千塊上下，而且有週末和寒暑假的漫長淡季。別說以「文化商品」的角度來說相當便宜，就是以一般小吃的行情來看，利潤也太薄了些，不過蛋餅伯樂呵呵地說：「沒關係，開心就好！」

為了準備一天要賣的蛋餅，蛋餅伯每天凌晨兩點就要起床準備麵團和蘿蔔絲。早上五點鐘左右出門，到了附中後門先作一部份，讓早到的同學有蛋餅可吃（很多人是拿蛋餅當早餐的），然後九點的時候收攤休息一下；下午一點半左右繼續營業，到晚上六、七點才結束工作。回到家裡以後，還要削蘿蔔、擦絲，一直要忙到晚上十點多才真正結束一天的辛勞。

早期的時候，蛋餅伯在早上不賣蛋餅，而是從中午才開始營業，然後一直做到晚上。但是後來生意不好，才改成現在的販賣型態。生意下滑可能是因為學校曾經把整個後門封上一層大鐵皮，「學生都看不到我們有沒有來，也就懶得過來了。」蛋餅伯說：「等了一年多實在沒辦法了，才改到早上來當早餐賣。」民國八十四年從附中畢業的吳伯佑（高七九一班）提到：「高一的時候鐵門還是整個封住的，每次蹺課去買蛋餅還要猜蛋餅伯來了沒。到了下午兩三點，我們常常一邊往後門走去，一邊跳呀跳的，看到鐵門後有冒煙，就跑過去買蛋餅，從門縫裡一手交錢一手交貨……」而附中在八十五年重修的後門採用柵欄式，使得想買蛋餅的學生不必再碰運氣或者裹足不前，人人稱便，咸認這是附中當年最大的德政。

在「轉進」後門之前，蛋餅伯也曾經在籃球場邊賣過一段時間。「那時候幾乎所有的攤販都在那邊賣，」他回憶當時的狀況：「蠻熱鬧的，生意也不錯。後來福利社的食品部就一狀告到教育部去了，說附中像菜市場一樣。」第二天經報紙報導之後，學校只好派幾個工友把攤販們請出校園，不過之後有一段時間他們依然在學校裡「打游擊」，像蛋餅伯就把攤子擺在側門外，早上預先做好一批餅，再用保溫的盒子裝著帶進學校，在東樓邊販賣。蛋餅伯笑著說：「那時和現在一樣，買餅的人自己把錢投進箱子，自己找錢，自己拿蛋餅。」

「曾經有老師建議我到學校裡的合作社去賣，可是要交福利金，這樣的話原來的售價就不夠成本了，我又不想漲價，考慮了好久，還是打消了這個念頭。」所以最後他才決定在附中後門「定居」下來，就這樣一直賣到現在。



附中人的「精神食糧」

在民國七十年代以前，蛋餅伯已經是學校附近最受歡迎的小販之一，不過還不像後來那樣具有全校性的知名度。直到八十年代初期以後，附中蛋餅才逐漸成為童叟皆知、眾所公認的附中名產。

近年來，蛋餅已然成為附中生活中的一部份，堪稱是附中人的「精神食糧」。有些班上會選出「蛋餅股長」，負責在每天下午到後門幫大家買蛋餅。不少附中人生日時，常會請班上同學吃蛋餅，和人打賭也很自然地會以蛋餅當賭注。遇到這種情況，蛋餅伯就會接到一筆大訂單，「還有人一次就訂一百個的，我忙得頭都抬不起來了，好像暫時休克的那個味道。」而對生日的同學，蛋餅伯還會煎一個特大號的蛋餅，「給小朋友祝壽，就像蛋糕一樣，不過比蛋糕好吃」他開心地說。

蛋餅伯自己也慢慢融入附中，成為這個學校的一分子。他說自己很喜歡跟同學打成一片，有時候都忘記自己是賣蛋餅的了。和小朋友談天、說笑，日子過得非常快樂。他喜歡賣蛋餅給附中的同學，覺得大家相處在一起很溫馨，「我賣蛋餅是要交朋友，不是要賺錢啦！」

在漫長的附中歲月中，有些同學和蛋餅伯十分投緣，讓他印象深刻。最為他津津樂道的是一位在國外拿到博士學位的校友，八十四年暑假回到台灣時第一件事就是到後門去找蛋餅伯。但是他忘了此時學校在放暑假，蛋餅伯自然也在休息。這位附友以為蛋餅伯不賣了，於是一連幾天在早上五點多Call in到教育廣播電台呼叫蛋餅伯，真是無巧不成書，蛋餅伯就在這幾天「不小心」聽到了，兩人也因此取得連絡。「上了年紀的人要有溫馨，才會真正快樂。」這是蛋餅伯對這個窩心回憶所下的小註腳。

就因為如此，蛋餅伯很樂意幫助同學。如果有人買蛋餅忘了帶錢，下次再給就好了，「我從來不說誰欠我錢，我都說多退少補！」甚至有時候同學忘了帶註冊費，他也毫不猶豫地掏出腰包幫忙代墊；有一次一位同學在操場上受了傷，大家還不及通知老師和教官，蛋餅伯在一旁看到，立刻義不容辭地將學生送往仁愛醫院，並且出了醫藥費。

蛋餅伯說附中學生都很懂事，「我常跟教官說，教學生要用愛的教育，懂事的就會聽話了。」所以「附中學生都很聽我的話。」附中老師和教官們很多也都是蛋餅伯的忠實顧客，他們也認為蛋餅伯其實不是在作學生生意，而是在照顧學生。

蛋餅伯曾在畢業典禮當天請畢業生免費吃蛋餅，當作臨別贈禮，而許多人在畢業後也依然會不時回到附中後門來買蛋餅。這幾年，台北幾所大學的附中校友會辦「附中週」活動時，會派人在一大早到附中來跟蛋餅伯「批貨」，然後用保溫箱帶到學校去賣。大學附友往往聞風而至，爭相購買。幾十個蛋餅通常在中午以前就會銷售一空，讓來晚的人扼腕不已。

對許多附中人來說，蛋餅伯所做的蛋餅就是附中的味道。而在放學時走向後門，大喊：「蛋餅伯，一個蛋餅」，或者在綿綿細雨中撐著傘看煎鍋裡的蛋餅冒出熱氣，滋滋作響，也就成為附子們難以忘懷的附中風景。

藍天‧後門‧蛋餅伯（3）

搶救餅伯大作戰

蛋餅伯三十餘年的小販生涯中，曾經數度遭遇挫折，差一點賣不下去。所幸一路走來，都能一一克服各種不順利的事情。蛋餅伯是一個非常堅持靠自己力量生存的人，他常說「我自己能做到的事情就不假手他人。」有時候和他要好的學生想幫他收拾東西、倒垃圾或推攤子回家，他都會加以拒絕。

不過在他遇到較為棘手的問題時，也會有朋友適時伸出援手，或者暗中幫他解決。譬如說每當管區人事調動，新來的員警對地方民情尚不熟悉的時候，常常對蛋餅伯加以「威力掃蕩」，甚至一天開上三張罰單，讓他大感吃不消。這時候，便會有附中的師長或者「有辦法」的家長從同學那裡得到消息，然後到派出所去「溝通」一下，讓警察先生們瞭解蛋餅伯在附中後門的特殊意義，以及他生活上的艱困。於是通情達禮的警察先生們念在蛋餅伯「其情可憫」，也就會將巡邏重點移到別處去。

民國九十年初，蛋餅伯遇到一個大難題，他在捷運大安站附近長年居住的土地銀行宿舍將要收回，不再出租。於是他開始在附近尋找新居，然而經過三十幾年的發展，附中一帶已然成為市內的黃金地段，蛋餅伯尋遍各處都沒有合適的房子。如此拖了好一段時間，蛋餅伯日漸感到絕望，一方面年紀也大了，遂開始有歇業退休的想法，蛋餅攤子則是多作一天算一天。而這件事情很快地被他的忘年之交蔡宗翰知道了。

高一○○○班蔡宗翰是在民國八十九年進入附中的。起初他和所有的附中學生一樣，只是偶爾去買個蛋餅，和蛋餅伯也僅止於隨口哈拉兩句的交情。後來他當上糾察隊的中隊長，每天早上值勤時，都會到前、後校門等各處糾察哨去巡察，到後門時偶爾也就順便和蛋餅伯聊起來。蛋餅伯很喜歡針砭時事，或者是反覆闡述「知足常樂、高興就好」的人生哲學，更喜歡講笑話。不過提到餅伯的笑話，蔡宗翰皺著眉頭說，「呃，還算好笑啦。」私底下又偷偷表示其實真是一點也不好笑。

兩人交情日深，蔡宗翰待在後門的時間也漸次加長，除了和蛋餅伯閒話國家大事之外，也會很有道義地在蛋餅伯說冷笑話時很配合地面露微笑，有時發揮糾察本色，叫「不懂禮貌」的同學一起跟著笑。最後他甚至幫蛋餅伯拉起客人來，只要看到認識的同學，劈面就喊：「喂，過來買蛋餅！」幫蛋餅伯增加了不少銷路。

蔡宗翰在高一下學期的五月裡聽說了蛋餅伯將要收攤的消息，先是一陣錯愕，繼而便想做點事情來幫助蛋餅伯。當時距離期末考只有三個星期，他跟好朋友張書桓討論起這件事，兩人矛盾了半天，最後決定「管他的期末考」，開始積極奔走。他們在校內發送傳單，也在網路上披露消息，讓大家知道餅伯的困難，並且希望有人能夠提供租屋的情報。

很快地暑假來臨了，他們透過班聯會號召學權組許多熱心的同學一起幫忙，從輔導室借來早期的畢業紀念冊，鎖定畢業三十年左右的校友，一一打電話去說明蛋餅伯的狀況，並且詢問有無房子可租。整個夏天，他們總共打了數百通電話，很多校友都對此表示關心，然而遺憾的是沒有人能夠幫得上忙。

蔡宗翰和張書桓並沒有放棄，他們在高二開學後轉而希望透過學校的力量來解決蛋餅伯的問題，一方面也向高一新生大力推廣蛋餅。蔡宗翰向學校詢問讓蛋餅伯在校內食品部營業的可能性，但是近年來合作社的攤位都經過透明化的公開競標，蛋餅伯限於財力無法與別的廠商競爭，學校也不可能違法破例；蔡宗翰等人又逐一和提供附中學生租屋的房東們洽詢，然而由於蛋餅伯的需要特殊－－必須半夜開始準備（可能會吵到別人）、房間可能會弄得比較油膩……因此多數房東無法接受，少數同意租給蛋餅伯的，要求的租金又遠超過蛋餅伯所能負擔。

其實蛋餅伯的需求說難也不算很難，他只要一個十坪的空間可以工作、睡覺，有瓦斯可以燒開水，並且在戶外有一小塊地方能夠擺他的攤子就行了。但是在高度都會化的台北市區，這樣一個簡單的場地竟然反而是最難找尋的。



寂寞和溫暖

十月三十號，蔡宗翰一如往常在放學時去找蛋餅伯，後門也依舊聚滿了買蛋餅的學生，氣氛相當熱絡。然而蔡宗翰卻看到另一個和蛋餅伯很好的同學，神色落寞地站在一旁，他立刻猜想到，蛋餅伯已經下定決心要走了。

那一天是蛋餅伯的生日，恰好蔡宗翰也在前天生日，蛋餅伯就特地煎了一個兩倍大的蛋餅給他。

「我安靜而不發一言的啃著蛋餅。

心想著。終究。我們的努力還是失敗了。

在賣了38年的蛋餅之後。蛋餅伯。終於光榮的退休。

今天的天氣微涼。但蛋餅的攤位旁卻是熱著的。

我在天色暗下來之後。難掩心中的難過。

跑回學校裡。延著社團一個接一個的跑

遇到我認識的人就叫他們趕緊去買蛋餅來吃。

不然。以後你們可就吃不到了。因為今天。是最後一次……」

他和三兩好友回到後門，默默陪蛋餅伯做生意。一向開朗樂觀的蛋餅伯，言談裡難得透露出深深的無力感，蔡宗翰在一旁聽到他對來幫忙的老兵朋友感嘆，老來還必須要這樣奔波真是苦。

那幾天原本都很熱，不過當天夜裡卻出奇的冷。七、八點以後人潮散去，大家坐在地上開始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起來，才知道當天早上蛋餅伯家已經被斷水斷電了。言談間蛋餅伯還是一樣講著一個又一個難笑的笑話，蔡宗翰這次沒有裝出笑臉，只是安靜地站在旁邊什麼話也沒有說。

「餅伯的笑聲。在寂靜的附中後門。竟顯得十足的滄桑和，寂寥。」

按照往例，這一天蛋餅伯依然自己收拾好全部的東西，蔡宗翰等三個人則陪蛋餅伯推攤子回家。他們走過樹影幽密的仁愛路，走過捷運列車呼嘯的高架軌道底下，走到餅伯住處附近的大安站。

最後，他們就在捷運站前告別。蔡宗翰從皮包裡拿出好友送他的「永保安康」火車票，給餅伯作紀念。從來不喜歡「欠人」的蛋餅伯，起初硬是不肯接受，但禁不住蔡宗翰的堅持，終於還是笑著收下了。

互道過一聲再見，蛋餅伯從此離開了附中，結束了賣蛋餅的生涯。蔡宗翰臨別回頭看了看餅伯最後一眼，瞧見餅伯正伸手悄悄抹去眼淚。



在這一段漫長的時光裡，蛋餅伯陪伴附中人走過無數寒風烈日，用美味的羅蔔絲蛋餅填飽附中人的肚子，也讓附中人的回憶裡充滿了香味。蛋餅伯用三十七年的歲月，參與了無數附中人的生活。而附中人在他推著蛋餅攤子的最後一小段路上，總算也沒有缺席。



部分改寫自：

張世文〈藍天‧後門‧蛋餅伯〉，《附友季刊》29期，民國八十五年。

A

註一：蛋餅伯曾在民國九十年將售價調漲為十五元，但是不久之後旋即歇業。

註二：自從蛋餅伯退休後，台北市區曾出現打著「附中蛋餅」招牌的攤販，然而都並非蛋餅伯所經營。

註三：蔡宗翰的故事係於民國九十一年三月訪問本人所得，引文部份則轉錄自蔡宗翰在BBS發表的文章。

................附中蛋餅伯(黃建成先生)於九十四年六月十二日於嘉義大林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