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穎怡的台北大耳朵

　【 女性觀點下的音樂製作與觀察 ─ 何穎怡答客問 】
　　　
　　　資料來源： 搖滾客復刊第六號　「女性 音樂」專題
　　　作　　者 ：劉智濬 　　2001.09.01

問：這些年來，你做很多事情時，「女性」這個角色，充分自覺嗎？或者說，有那麼清楚嗎？
何：應該是很清楚的，包括翻譯書籍、製作唱片、主持電台節目、文章寫作，它都是存在。因為從性別的角度，比較容易看出整個建制對人的影響力，由於女性和小孩位居社會底層，所受到的衝擊是最大的。比方說，文化的交流，或者文化的殖民，對原來民族體系的衝擊，從女性的角度去看，有些脈絡會比較清楚。
　　　
問：你的意思是說，當女性都身受衝擊時，這種影響已然及於文化全體？抑或是這樣的觀察，可以達到某種拆解的作用？
何：具有拆解的作用。因為你可以看到那種衝擊最重的部分；例如當年製作"女人在唱歌"時，我去聽世界各國女人唱的歌，包括非洲原住民，北歐原住民，就會看到主流文化對這些民族的衝擊，這些遊牧民族在西方殖民帝國侵略、建立帝國邊界的時候，同時喪失了他們遊牧領域及其遊牧文化，遊牧文化的崩解，同時也崩解了原有的氏族與家庭結構，而這種衝擊最大的，就降臨在女性和小孩的身上─經濟體系的改變，讓你看到很多男人必須到礦場、農園做事，遠離家鄉，生活型態之改變，留在家鄉的剩下女人、老人、小孩，女人不僅支撐家計，甚至變成文化的傳承者，台灣的原住民社會也是這樣！

問：剛才我問的是女性議題，你卻自然的談到有關第三世界、被殖民者、弱勢族群的現象，所以你的觀察裡，這兩個東西是經常碰到一起的？
何：是這樣沒錯，比方挪威薩米〈Sami〉人女歌手Mari Boine，成名之後，挪威政府邀請她在冬季奧運演唱，她就拒絕。因為她在成長過程中，政府經由教育一再告訴她原住民是落後的，未開化的，這使她在認同上活得非常辛苦，所以成名後，她不願意做主流文化的裝飾品，她說挪威政府找她去演唱時，為什麼不去檢討自己的原住民政策。今年六月二十日是第一屆世界難民日，我在電台節目中製作一個音樂特輯；根據統計，現在全世界難民有一千三百多萬，大多由於戰亂的關係，而且因為戰爭而死的，大多不是男性，當男性因戰爭而在軍中得到國家基本照顧時，女性和小孩反而在流亡的路上受到武力和飢餓的夾擊，她們的死亡佔難民死亡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女性和小孩才是戰爭最大的受害者。
　　　
問：「女性」意識的萌芽，在妳自己身上，是如何形成的?
何：我其實是成長得很晚的人，從求學到結婚生子，可謂一路平順，備受呵護。後來，我在報社工作，主編家庭生活版，五年考績特優後，被送出國唸書，想唸一些和家庭生活有關的東西，去了美國，唸比較婦女學研究，我的老師來自非洲，他給我們的不是像西方世界自由主義的女性主義那種東西，他比較側重第三世界的國家發展理論和女性主義之間的關係，左派運動、左派女性解放理論、第三世界勞工運動…，這些他花了很長的篇幅討論，這帶給我不同的視野，和我後來涉足世界音樂、田野採集的領域，有很大的關係，這個世界上有百分之八十五的人生活在所謂的第三世界，但是我們卻習於以美國等西方文化來思考。後來我們在水晶做「台灣有聲資料庫」時，我們側重的是文化在時代洪流中的現況，文化和政治、時代如何互動等等的思考; 像「鐵獅玉玲瓏」，我們就看到民粹如何在時代的潮流中尋找出口。
　　　
問：所以那次(美國求學)的啟蒙，女性意識和民族學是一併發生的?
何：嚴格說來，我更感興趣的是人類學和社會學，而不僅止於民族學，如果說水晶那些東西在台灣受到某種重視，那是因為我們注入了人類學和社會學的觀察。
　　　
問：你在水晶製作的系列作品中，有無女性意識較為著力的呈現?
何：「女歌製樂」吧! 我想提供一種和主流商業有異，不拍MTV，不上節目玩遊戲的女性音樂，這些音樂不強調Face，但與生活有較多關係，比方雷光夏的哲學性思維，或者紀淑玲的人與自然的思考。
　　　
問：這些女性歌者和商業主流女性歌手的區別在哪？
何：他們能夠自己創作，表現自己的思想，而且他們不必去做一些和音樂無關的事情，比方說拍MTV、打歌。專注於音樂，在比較單純的創作環境裡，有比較長的音樂生命；給他們屬於自己的空間，讓他們掌控自己的創作，他們的思想自然而然就出現了。
　　　
問：你如何看待近來商業主流音樂裡的女性形象？
何：八○年代之後的女性，在流行音樂裡往往被塑造為經濟獨立自主，可以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像CoCo、蕭亞軒，但是我覺背後有陰謀，這些女性似乎在獨立自主之後，其餘的問題就不存在了，例如國家事務，社會參與，在她們所謂獨立自主的生活裡都是不存在的。
　　　
問：所以，這些女性即使獨立自主了，她依然是小女人，國家大事依然掌控在男性的手上？
何：政治議題永遠是雄性的議題，台灣抗議歌手裡不存在女性──家庭暴力這種和女性息息相關的議題，不會被提昇到國家建制、國家機器運作的層次來討論，諸如此類父權結構的問題，主流社會還是漠視的。
　　　
問：在過去和音樂相關，例如田野採集等等的工作過程裡，你的性別曾經被質疑或挑戰過嗎？
何：我是特例，或許不具代表性，總之，這方面的情形較少發生；第一，我的身體不便，在田野現場人家會比較照顧我，其次，我記者出身的背景，大部份時候我扮演聆聽者的角色，而且是不預設立場、問題的聆聽。通常我問什麼不重要，對方說什麼，以及我從旁觀察到什麼比較重要，我在田野現場，不錄音、不做筆記，只是聆聽，或許這樣我很少被挑戰。
　　　
問：回到都市，在寫作或電台工作裡，曾經遭遇男性類似不服氣的回應嗎？
何：直接的不服氣較少聽到，但是常聽到「你們這些女性主義者」的話語──大部份是男性講這種話，而且是有知識的男人，位居媒體要津的男人，這種面對女性主義的反挫，大多表現在四十幾歲的男人身上，他們往往對女性主義稍有涉獵卻又持著某些對女性主義的刻板印象，以為女性主義只是要求兩性平等、同工同酬等等簡化的概念，或者持女性主義的女性就是不事打扮、十分強悍的女人。
　　　

○ 訪問後記：

　　這是第二次和何穎怡對話，上一次是為自己的廣播節目訪問她，由於兩次都是我問她答，所以她其實是被迫一直講話，我則靜坐一旁，偶爾引個話題。從旁觀察，她的口若懸河、辯才無礙，讓我有種課堂上聽講的愉悅，事理分明、層次清晰，常讓我忘神的傾聽下去；其實我蠻欣賞這種女性，我家裡就有一個這樣的女性，並不缺乏這種經驗的訓練。唯其意外的是，當何穎怡談到四十幾歲、有知識、稍涉女性主義思想，卻在心理上存在反挫情緒的男人時，我隱隱然感到一箭中的之痛，是嗎？我是這種男人嗎？或許是吧！否則怎會隱然作痛呢？阿達安排我訪問她，大概料不到也順帶送給我這番自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