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堡挑軟的吃

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我承認我一直在上課，像個小學生一樣在上公民課。今年這一課，特別令人「拍案驚奇」，但是附在課文後面的測驗題，艱難的程度，超過我的預期。

誰聽過競選國家最高官職的候選人會當眾扯謊「市長八年內，沒有一位政務官因貪污被起訴」？誰見過一個沒有攤商的圓環？誰見過一個對法律如此不知分寸、進退失據的最大在野黨黨主席？

誰見過媒體變成一種熱血賁張的「螢幕偶像親衛隊」，而司法機關又跟著媒體辦案？

誰見過一個候選人像五歲騃童一樣，對司法的追訴作兇狠負氣狀，連過往私交甚篤的下屬都報復性的控告？誰見過一個企求執政的政黨在八年的時間內還無法自權力的腐化生蛆中脫離？

誰又想過台灣竟然可能出一個美國籍的總統？誰又知道，碰到一個美國籍的總統時，人民該怎麼辦？

一個國家的元首，在我的理解，有四個核心的責任：

第一，不管國家處境多麼艱困，他要有能耐使人民以自己的國家為榮，使國民有一種健康的自豪感，而不是讓人民以為自己的國家快陸沈了。

第二，不管在野勢力如何強悍，他要有能耐凝聚人民的認同感，對國家認同，對社會認同，尤其是對彼此認同，而不是告訴人民稱為台灣人會讓人感到不舒服。

第三，他要有能耐提得出國家的長遠願景。人民認同這個願景，心甘情願為這個願景共同努力，而不是描繪虛幻的空中樓閣。

第四，他不必是聖人，但他必須有一定的道德高度，去對外代表全體人民，對內象徵社會的價值共識。小學生在寫「我的志願」時，還可能以他為人生立志的效法對象，而不是將他的推諉、卸責當作反面教材。

以這個標準來衡量可能帶領我們進入下一個四年或八年的這位元首，是的，他近乎災難性地不及格。

當他矯情地堅不承認要參選卻四處尋求支持的時候，當他讓BBC的主持人尖銳的質疑他的立場和心懷不軌的對岸一樣的時候，理性的中間選民沒有自豪感可言，只有沉默的屈辱。當他用充滿暴力暗示和誘引衝突的語言對人民說，「子彈已經上膛」、「會死得很難看」的時候，台灣的社會是被精心設計地撕開割裂，而不是和解和凝聚。當他對一件又一件的弊案無法澄清，前後矛盾，而同時又拒絕反省，以謝謝指教搪塞一切質疑的時候，他不是一個道德典範，他是一個典範的顛覆與嘲弄。

至於可憧憬的願景──誰說得出什麼是台灣的願景？這個社會，已經有好幾年，沒有人在談願景了。舉國的力氣，投擲在對一個人的爭執上。一個競選是解決問題的樞紐位置的人，卻是問題的來源。

我們賦予總統的任務，是讓他以超出我們的道德力量去做教育孩子的人格典範。是讓他以高於我們的眼光，為我們找到方向，指出夢想之所在。是讓他以遠比我們開闊的胸襟去把那撕裂的，縫合；使那怨恨的，回頭；將那敵對的，和解；把那劍拔弩張的，春風化雨。

而參與選舉的他帶給我們的，卻正好是一切的反面。

這個是非，在我眼中，是分明的。元首不是一個公司的總經理，只需談賺錢、執行績效和法律責任。對於總統，法律責任只是最低要求、最末端的一件事；他第一要擔起的是政治責任和道德責任。政治責任和道德責任都不是依靠法律條文來規範的。

規範政治和道德責任的，是一個社會的整體文明和教養。

當一個總統候選人成為「千夫所指」時，一個深層問題必須追究的是，這樣的候選人和他的裙帶集團，究竟是怎麼產生的？

他們的家庭和小學教育，有沒有教過他們，一介不取是基本操行，誠實是第一原則，一面譴責人民追求民主自主一面為自己辦移民是可恥的？他們的中學教育，有沒有教過他們，公和私的界線要嚴格分明，人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被起訴前說是公費被起訴後說是私費是不對的？

總統候選人的哈佛法學教育，有沒有教過他：最大的權力必須以最大的謙卑來承擔，官員或總統候選人沒有資格將少數民族「當人看」？有沒有教過他韓愈在一千兩百年前說過的話：「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而不是「一審有罪也要選到底」？有沒有教過他薩穆爾．斯邁爾斯在一百三十年前說過的話：「一個偉大的國家領袖在他身後留給國家的財富是，一個毫無瑕疵的生活楷模，是所有後人在形成自己品格時仿效的榜樣」，而不是有著當黑官的紀錄、編造桃色毛巾故事和不實的支持名單讓後人有樣學樣？

他所一路成長的社會環境──父母、長輩、老師、社區、媒體、整個教育系統，有沒有給過他一種薰陶，一種教訓，告訴他：沒有品格，權力可能就是災難？

培養了他的政黨，在台灣民主進程上曾經意外地做過偉大貢獻的這個黨，有沒有認識到，人民當初是因為對這個政黨的品格毫無信任才剝奪它的權力，而現在卻要人民迫切地相信它、需要它，重建清新的品格力量，去制衡可能腐敗的執政者？

今天拚命為他辯護的人，是為了什麼而為他辯護？品格和道德，在民主政治裡，究竟還算不算數？今天反對他的人，又是為了什麼而反對？是真正原則的堅持，還是黨派權力的便宜計算？

如果我們的家庭、學校、社會、政黨，從來就不曾把品格和教養看做教育的關鍵內容，如果一個有志於執政的政黨，從來就沒把公民素養看做國家的教育大計，如果有了民主制度，但是制度裡的人民本身是一個對於品格根本不在乎的群體，那麼選出一個無能、無識又嚴重缺乏恥感的總統，我們為什麼驚異呢？

任何一個政治人物，都是社會的整體文明與教養的產物。檢討他、批判他的同時，這個社會本身的公民教育和品格培養，恐怕更值得我們深深、深深地思索。

我的思索是：法律上，一個未被定罪、未被證明有外國國籍的總統候選人不必退選，但是如果在政治上，他已經成為嚴重的社會不安、政局動盪的根源；如果在誠信的道德上，他已經成為大多數人民不齒的對象，如果總統與大多數人民之間的一種相互信任已經解體，那麼，是的，他應該向人民鞠躬道歉，自動退選。

造成社會不安、政治動盪，他無法承擔人民託付的政治責任；家族墮落、親信腐敗，個人誠信破產，他不配人民賦予總統候選人的道德期許。政治責任和道德期許是無法寫進法律條文的，但是你不能說，凡法律條文不能表達的，就不存在。民主法治強調法律條文的重要，但是我們不能忘記，法律條文只是維持秩序和社會互信的最低標準 而不是唯一標準。

要求不適格的候選人道歉退選，不是因為他被證明犯了法律上的「罪」，而是因為在事態的發展過程裡，他已經徹底地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和尊敬；沒有信任和尊敬，就不可能有效地指揮團隊，領導國家。拿出最低標準的「依法行政」來充當為民主的全部，只顯現出這個候選人、這個政黨的民主理想的高度，還停留在哪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