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難得看中時社論,也難得我會贊成中時社論中的論點。中時說:「與其說是『去中國化』,不如形容為『一邊一國』教育」,這句話說的有七分對。
「去中國化」本來就是個虛假而荒謬的議題。中國,在台灣人意識轉型的過程中,從「特殊的他者」變成「一般的他者」;從「竊據領土的武裝叛亂團體」成為「中國」,從「國家的一部份」變成「另一個國家」。充其量只是相對位置在改變而已。
喃喃唸誦著「去中國化」的人,一再宣稱去中國化之後,台灣,或者台灣文化,就會留下一個有待填補(或者難以填補)的空洞;諸如「關公、媽祖都變成外國人怎麼辦」之類的。可是中國不是一直在那裡嗎?難道中國會因為台灣看待他的方式改變了,就消失不見嗎(真的會這樣的話,也蠻不錯的啦 XD)?耶穌、阿拉也都是外國人啊,不也是好好的?
不過呢,中時社論說這叫「一邊一國教育」,畢竟也不是全對。應該說是台灣主體性的教育;一邊一國,只是揭示主體性後附隨的結果而已。中時社論這個錯誤,其實也就是一直以來的錯誤:改不了口的將中國當主詞。縱使中時的目光中有台灣,大多也是將台灣作為中國的反對者,離開中國即沒有意義的有限主體。
社論的作者顯然忽略了一件事;台灣主體性重建的過程,很大的成分是與現實重新契合的過程。這個錯誤在社論的標題就很清楚:「哪條法律給教育部長定義國家的權力?」奇怪,有誰在「定義國家」嗎?配合內文一起看:「國家定義卻往往是個政治決定,這個決定權大部分掌控在當權者手上,而且愈是霸權心態,愈不願給予不同聲音辯論、妥協與包容的空間」。原來國家竟然「往往是個政治決定」來定義,而不是依據一國的主權範圍作描述耶~。竟然要靠「不同聲音辯論、妥協與包容的空間」來形成「國家定義」,而不是國與國之間疆界的現實耶~。
對啦,要說「國家認同是感性而主觀的,各人有不同主張,很難彼此說服,只能相互尊重」,因此在國家認同的問題上要靠廣泛的辯論與包容的空間,我是蠻贊成的。過去七年民進黨執政也沒大興文字獄,反而還像是在野黨一樣在各種國家認同問題上爭取發聲空間。但說國家是要定義的、要靠廣泛的辯論與包容的空間,則根本是鴕鳥的逃避。
現實的來說,現在除了少數急統政黨還在說台灣與中國是「一個國家」之外,沒有人不認為台灣不是一個國家;連老馬對於「選特首」的指控都要急急忙忙否認。連中時社論自己都說,「台灣是個民主國家」、「台灣其實已轉化成一個以台灣本土為認同主體的國度,不管大家在廣義的文化血緣上有何看法,至少幾無人認為自己屬於中共那個集權國家」,那讓教科書上台灣的歸台灣,中國的歸中國,怎麼又會是個「敏感又高度衝突的議題」?既然台灣是個獨立國家的現實,符合大多數人的認知及大多數政黨的主張,甚至連中時都贊成,那修改教科書又怎麼會是「撕裂」、「粗暴手段強行灌輸台獨思想」?
我可以瞭解要寫一篇社論要有一定的字數,不過湊字數之餘,基本的邏輯一致性和現實感也該注意一下吧。既然中時也承認台灣是個國家,而經過李登輝與民進黨的中華民國式台獨、以及對台灣歷史地位的重新審視之後,哪有再次開展獨立建國運動的問題?而台灣主體性至今也早已確立,剩下的只是推展到各個領域而已;如同這次的教科書議題一樣。那修教科書怎麼會是「為台灣獨立建國打底的基礎建設」?而國家定位在過去十餘年的民主化運動中,更是從不缺席,中時社論卻指責:「在教育部推動「一邊一國」教育之前,我們不曾看到經過任何法定程序、得到任何形式的民意授權,不曾看到與全民溝通、對話、取得基本共識的嘗試,甚至不曾明白告知這些動作真正的目的與意義是什麼」,難道中時是被外星人綁架了十年,以致一無所知嗎?
現實有時候令人難堪,但是不承認現實,則只會帶來更多痛苦。也難怪中時會說這是一個「令人痛苦的議題」。不過呢,我想中時也不用太操心;既然中國時報自始至終都是名符其實的中國時報,應該不會有類似的改名問題啦。
中國時報 2007.07.23
哪條法律給教育部長定義國家的權力?
中時社論
教育部對中、小學教科書全面去中國化的動作,說穿了,是想在下一代腦中植下「一邊一國」的種子,從根源切除與中國的聯繫,逐漸建立起一個完全以台澎金馬為疆界的國家意識。但,目前這還是一個既敏感又高度衝突的議題,以粗暴手段強行灌輸台獨思想,將讓台灣社會進一步深陷於分裂仇恨中。
根據報導,教育部長杜正勝認為當前中小學教科書用語混淆,主動指示委託學者專家研究,受委託的「台灣歷史學會」提出了一份檢核報告,列出多達五千項的「不當用詞」,教育部隨即將這份報告函送國立編譯館及各教科書出版社「參考」。雖然杜正勝表示這不是「去中國化」,教育部函也只稱供「參考」,但任何人都知道,編撰教科書的出版社如果想讓教科書通過審查,當然必須非常「認真」地參考。
這份報告幾乎是針對國家定位而來,每個把台灣視為廣義中國之一部分的習慣用語,無論是基於文化、傳統還是政治,都要予以糾正。例如魯班不再是「我國」古代著名的木匠,而是「中國」,「國畫」應改成「中國水墨畫」,「國字」改成「中國字」,「兩岸」改成「兩國」,「明代」要講清楚是「中國明代」。這些習慣用語在我們日常生活中不勝枚舉,如果按照新的要求全部都改過來,恐怕大街上的「川菜館」也都得加上「中國」兩字,「國語」當然更得正名為「中國語」了。
很明顯地,這是一個目的性極強的政治動作;而且與其說是「去中國化」,不如形容為「一邊一國」教育,是為台灣獨立建國打底的基礎建設。看來杜正勝想趕在陳水扁總統任期最後的這段時間,以教育部長擁有的公務職權,把國家幼苗都教導成相信中國是和台灣相區隔的另一個國家,從源頭開始調整下一代的思考方向,澆灌一套完全把中國當外國的國家定義,為將來的台灣社會培養出愈來愈全面的台獨意識,終至讓台獨成為長久的主流、永遠不敗的政治正確。
國家認同是感性而主觀的,各人有不同主張,很難彼此說服,只能相互尊重。但國家定義卻往往是個政治決定,這個決定權大部分掌控在當權者手上,而且愈是霸權心態,愈不願給予不同聲音辯論、妥協與包容的空間。擁有歷史的解釋權與國家的定位權,是權力最極致的展現,能讓當權者享受到權力的得意暢快。藉此留下歷史地位及塑造未來走向,更給人極大的自我滿足。取得政權之後的民進黨政府,試圖改變國家定位,實現自己長久的主權理念,並不讓人意外。
問題是,台灣是個民主國家,任何決策都應該符合民主與法定程序,取得充分的民意背書,何況是國家定位這麼重大的基本問題。更別提對台灣已經嚴重撕裂的社會來說,這更是一個極端敏感,甚至痛苦的議題。但是,在教育部推動「一邊一國」教育之前,我們不曾看到經過任何法定程序、得到任何形式的民意授權,不曾看到與全民溝通、對話、取得基本共識的嘗試,甚至不曾明白告知這些動作真正的目的與意義是什麼。就算是弄成個公投案,或者總統候選人納為政見,讓大家有機會表示個意見也好,結果卻完全不走民主法治的正當程序。教育部長只負責推動教育,憑什麼權力替大家重新定義我們的國家?總統都未必有權片面決定了,一個教育部長和一個立場鮮明的學術團體,哪一條法律給他們這個權力?
而且,既然大家唾棄過去以一元思考強加於他人的霸道作法,反對以未經民意認可的政治論述進行洗腦式教育,在邁入自由開放的新時代後,我們應該學習尊重多元包容異議,讓不同的聲音都有平等的表達權,這樣台灣的文明才算有進步,過去的傷痕才算有代價。結果我們看到的是,除了強迫別人吞下的是另一套說法之外,手法和過去一樣專制,思考和以往同樣一元,論述依然只容一言堂。就思考的霸道性來說,民進黨並沒有比國民黨高明,而且還因自居族群多數而更自以為可以為所欲為。
台灣其實已轉化成一個以台灣本土為認同主體的國度,不管大家在廣義的文化血緣上有何看法,至少幾無人認為自己屬於中共那個集權國家。但這些年來,在挑撥下急速撕裂的族群關係,讓台灣社會付出了慘痛代價。操作國家認同時如果不願尊重其他族群,甚至刻意打壓,很容易引發生存被威脅的焦慮不安,導致對立益發激烈,和解繼續無望。這完全無助於求取一個共同的國家方向,也將傷害台灣的長遠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