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堡挑軟的吃

這件事，在施明德作亂的時候我就想寫了；現在寫，也非常適合。

那時，有位署名卡維波的哲學系教授，在聯合報的民意論壇（2006.09.30）上這樣說：

新公民要堅持舊公民政治中的理想原則，就是人民的各種自由與人權絕不能因為各種藉口而打折扣，例如我們有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我們有絕對的免於恐懼 的自由。長久以來，政客與政府會隨著他們統治的需要來限制人民的自由人權，說什麼「言論自由不能無限上綱」、「人權不是絕對的」，以「國家安全」為遮羞布，或者說「社會不能動亂」、「保護兒童青少年」、「考慮治安與社會成本」等等來壓制人民的自由。然而，這些說法都不能構成剝奪公民自由的理由。
同樣的，新公民也要堅持，法律的存在是為了保障自由人權，而不是為了管理限制人民。像集會遊行法，是為了保障集會自由，讓公民更方便有效的表達意見，而不是阻擋公民發聲。目前的集會遊行法因此有修法的必要，而充滿封建意識的侮辱公署罪也應該廢除。

結論中的「侮辱公署罪」應該廢除這點，雖然在原文中是天外飛來一筆，沒有交代理由，但我還蠻贊成。除開這點之外，「百分之百的自由」的理想，恩…………是在作夢吧？

很少有什麼自由是百分之百的，思想自由大概是其中之一；只要不使用藥劑催眠術之類的手段，一個人要怎麼想還真的沒人可管；反過來說，一個人腦子裡要想些什麼，想把很討厭的某人槍斃三次再拖出去阿魯巴，想把某輛呼嘯過街的跑車放火燒掉，想組織惡魔黨消滅旋風小飛俠征服世界，只要不付諸實行，也妨礙不到誰，又何必管。

不過呢，思想產生信仰，信仰產生力量，如果腦子裡這些好的或壞的念頭，真的被付諸實行，怎麼辦？

這位哲學系教授似乎沒有想到，基本權的主體，是人，而人是複數的存在。不同主體的權利和利益之間，會有互相衝突的時候，才是每個人的權利都會受到限制的原因。

最小最小的例子，當你在使用道路的時候，看到紅燈要不要停下來？紅燈是不是國家剝奪了你一分鐘的行動自由？如果要百分之一百的自由，是不是紅綠燈都該取消？

十幾年來，台灣已經沒有政治獄或文字獄了；因為言論文字而獲罪，僅僅出現在誹謗、公然侮辱等狀況。如果卡維波教授認為該要有百分之一百的言論自由，那麼我現在公然的說：「卡維波你是豬啊？講這種蠢話？」或者「講這種沒有大腦的話，卡維波的博士學歷不知道是不是假造的」，想必卡維波教授必定也會捍衛我百分之一百的言論自由嘍？

而當「新公民運動」的領導人施明德，以誹謗為由對他人提出民、刑事訴訟時，卡維波教授不知又作何感想？

又或者為了百分之一百的出版自由，卡維波教授一定也聲援獨家報導隨刊附贈美鳳有約光碟的行為吧？

對啦，統治者有時候會依照自己的需求而限制人民權利；但把所有的權利限制都當作統治者的需求所致，完全無視其他人的存在，就實在太可笑了。

同樣的問題，在樂生也存在（最近越來越覺得樂生派和紅衫軍的味道和行事風格還真像） 。高舉著「人權」大旗的樂生，恩，老實說，我不知道樂生眾們說的人權是什麼。

之一所引用的中央社報導中有提到「（政府）有關國際人權法下的義務，包括保障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國際公約中有關健康及充分居住的權利」；姑且擱置台灣雖是締約國但卻未經立院批准的問題。這個公約的內容中，僅有國家提升人民生活品質的概略方向，並沒有關於居住權、或健康權的具體內涵。也就是說，該公約並未保障任何締約國人民的任何權利，而僅只是促使締約國朝某個方向行為而已。到底遷移樂生院民的行為是如何的違反了該公約所保障的人民權利？或者該問，遷移樂生院民的行為，在理論上如何可能違反該公約？真是令人百思不解。

若我們說，居住權的內涵之一是自由選擇居所的權利；那麼，我看上郭台銘的家，選擇郭宅為我的居所，是不是居住權應該保障的？答案和上面一樣，幾乎沒有什麼自由、權利是百分之一百的，尤其在涉及他人的時候。我喜歡郭台銘的家，可郭台銘又不欠我的，幹嘛要給我住？

是不是所有的強迫搬遷都是侵害居住權的行為？若是，那麼對不動產強制執行點交不動產，也是一種強迫搬遷；一個屋主辛辛苦苦打民事訴訟打到定讞聲請執行，結果國家卻說，「喔不不不，強迫搬遷是侵害居住權的行為」，那屋主的權利，又到哪裡去了？

換一個情況，假設是我自有的房子，我的家就是我的城堡，這權利是否是100%？恩，回答是的人，請你從今以後出門不要搭火車不要搭捷運不要走四線道以上的馬路，因為這些都是邪惡的國家機器徵收人民私有財產而來的血腥的建設啊！

樂生院民是依據行政契約而住在國有療養院（恩對，國有，不管省有署有縣市有，都是國有啦 XD ）中；依據契約所生的請求權，效力比不動產所有權還弱，如果徵收補償不算是侵害居住權的強迫搬遷，那麼樂生療養院遷移，又怎麼可能算是侵害居住權？

且中央社報導中的兩位特別書記官雖說「強迫搬離不符公約條款」，但也說「只有在特別的情況下才可以實施」、「必須要提供受影響居民法律救濟及程序，同時對財務損失給與充份的補償」、「實施時必須嚴守國際人權法規」，卻從沒有看到樂生的相關議論中，曾經將論點指向政府的「拒絕提供法律救濟及程序」或者「拒絕補償院民因搬遷所生的損失」或者「實施時違反了國際人權法規」；既然如此，藉聯合國之名大呼「強迫搬離不符公約條款」，豈不是斷章取義？

方針性的規定，不論是公約或憲法，在未經法律制度加以形成之前，並不是個人得據以向國家請求的權利。在之二的大暴走中，米那娃之梟這麼說：「至於公共資源的分配，我們都沒有聚寶盆，世上也沒有所謂的無限資源，事實上人類從來都沒有過！資源的稀缺性，注定我們對於投入資源必須有所選擇，這不但是 效率所要求，也是不得不然的現實。如此，如何選擇？該怎麼設計或決定選擇成為學問，這就是分配。擴大資源當然很好，但是向私人或企業的募款是一門長期的功 課，有時候更是一種專門的領域。而國家所能掌握者，其實就是公共資源而已！考量現代國家任務繁多，資源的有限更加明顯。有效精明的選擇與合理得分配更顯重 要。對於國家而言，國家終究不是國民風險的保險物（講得有點難了！簡單說，國家不是聖誕老人），不可能概括承受所有的苦難與不滿。如果希望國家就此投入， 那麼，就必須讓國家知道某事某物國家必須投入，而且也值得投入，並且有可以折衝的方法。看起來俗不可耐，但是，若不知道這樣的現實，建築空虛的假設上，理想是沒有辦法實踐的。」

簡單點的比喻：為什麼某些人總會埋怨伴侶不肯許下「五十年後我還是一樣的愛你」（星野達郎調）之類的美麗許諾？因為當許諾空泛到難以確定內容時，義務就是不定量的。輕易的許諾，若非敷衍的空話，就是昏頭到連自己在說什麼都不曉得了。

如果方針性的條文或者像「免於恐懼的自由」可以作為具體的權利，國家該有多少資源？該準備多少人力？當小叮噹要求「我有免於恐懼的自由，請消滅全國的老鼠」時，國家該如何應對？如此，我們面對的只會是更龐大的國家組織與官僚體系，以及更少的個人自由，而絕不會是什麼天堂。

至於搬遷侵害院民健康權的部分……………，唉，蠢到我已經不想寫了 恩，有空再來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