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堡挑軟的吃

這週聯合報記者高年憶因拒絕證言，遭台北地方法院裁罰的事情，媒體按照慣例，又抬出新聞自由的帽子來，疾呼記者關於消息來源，享有絕對的拒絕證言權。且讓我們看看，此一主張在法律論理上是否站得住腳。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二條規定：「證人為醫師、藥師、助產士、宗教師、律師、辯護人、公證人、會計師或其業務上佐理人或曾任此等職務之人，就其因業務所知悉有關他人秘密之事項受訊問者，除經本人允許者外，得拒絕證言。」其中不包含記者或新聞媒體業者。

據報導，台北地方法院裁定書中，認為本條規定不包含記者，屬於法律漏洞；亦即法律對於相同事項應作相同規定，而漏未規定之情形。我必須要說，台北地方法院這部份的見解，顯然錯誤。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二條所規定得拒絕證言之人，都有一項共通的特點：依據職業分工，當事人必須向這些人透露自己的隱私，以獲得這些人在職業上的服務，並藉由這些人的幫助，當事人因而能（正確的）參與社會生活或保障自我權益。

譬如說，病患必須向醫療人員告知病情徵狀等個人隱私，始能獲得正確診斷；或訴訟當事人必須向律師透露事件經過，以獲得訴訟上協助；或業者必須告以營業秘密，以便會計師正確估算；教徒必須向神父告解懺悔，以完成宗教儀式。

本條中涉及的，不僅只是當事人的隱私權而已，更涉及數種憲法所保障的主、客觀基本原則，包括人格自我開展權、無罪推定與不自證己罪原則、宗教自由、（傳統意義的）制度性保障等等。由於這些具有本質重要性的憲法價值，因此刑事訴訟法賦予這些人得拒絕證言的權利；更進一步以法律科予守密之義務。除了行政上懲戒之外，並有刑事處罰；刑法第三百十六條規定：「醫師、藥師、藥商、助產士、心理師、宗教師、律師、辯護人、公證人、會計師或其業務上佐理人，或曾任此等職務之人，無故洩漏因業務知悉或持有之他人秘密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萬元以下罰金。」

那麼記者保護消息來源，是不是與上述理由具有相同或至少類似的原因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從高年憶一事來看，記者報導的，是當事人自己的隱私嗎？不，他報導的是金管會因懷疑某公司財報不實而即將對該公司展開檢查的消息，亦即該公務員將其因職務而知悉之國防以外應秘密事項，透露給記者；而非某公務員將自己之隱私告知記者以尋求記者諮詢、協助。這是資訊持有者的不同。

這正是記者拒絕證言權與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二條意旨最最不同的區別所在。透過記者揭露者，通常是透露資訊者以外他人之秘密，而非透露資訊者自己的秘密；亦即記者取得之資訊並非出於資訊所有人之主動提供或同意；反而是揭發某些未公之於眾、且資訊所有人並不樂意公之於眾的內幕消息。這是獲取資訊是否經當事人同意的不同。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二條所規定的各種從業人員，其服務是每個人參與社會運作時所必須；人皆有生老病死而不得不求醫；面對龐大而繁雜的法律制度，尋求律師專業意見；帳目千頭萬緒，請會計師協助整理；以上皆是正當、正常，且作為一個社會參與者不得不尋求之協助。那麼，找記者將非屬於自己之不公開資訊、甚且揭露者本即負有保密義務之資訊，在媒體上揭露，是否是揭露者參與社會運作所必須的正當行為？這是資訊提供者洩漏消息有無正當性的不同。

醫師、律師、會計師等等從業人員，需經過相當的訓練，並通過考核取得證照；經由嚴格的專業養成過程，使我們可以大致信賴相關從業人員具備相當程度的職業道德；且除了執業前的訓練外，並有執業中的行政監督與懲戒制度，加以控制。那麼，記者呢？哈！

如前述，得因業務關係而拒絕證言的制度，可以直接上溯到憲法的基本原則；記者呢？現在學界普遍認為，新聞自由乃是源於憲法明文之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等規定，為維持民主體制所不可或缺之制度，但這與記者是否有權拒絕透露消息來源，乃是兩事。

記者和私家偵探，畢竟是兩種不同的職業；獨家匿名報導，固然是新聞報導中所難以避免的一環，但絕不該是常態；客觀的記述與報導，負責的引述與具名，合理的分析資料並加以評論，才是記者的職責所在。

要知道，匿名消息來源，等於是以記者和新聞媒體之聲譽為擔保，以現今記者與新聞媒體名譽之敗壞，其擔保是否值得信賴？再者，所謂的獨家匿名消息，通常來說，不但與透露訊息者之個人隱私無關，且涉及他人之權利或名譽；賦予記者有絕對的拒絕證言權，無異於容忍新聞業者所發佈之消息無須提出佐證、新聞業者得任意發佈足以損害他人之訊息而不受事後究責；如此豈能謂合於憲法意旨？

由此可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二條與記者的拒絕證言權，不但在理論基礎與規範目的上不同，單就法條釋義上來說，主體、客體、性質，亦無一相同。絕非如台北地方法院所持見解：是相同事項應作相同規定而漏未規定之法律漏洞。

但記者拒絕證言權，在某些狀況下，仍有其合理性，此乃後話的啦～ 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