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堡挑軟的吃

按照最高法院的見解，領土變更屬於國民大會的權限，而國民大會迄今不曾為變更領土之決議或複決；另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一條，又將台灣與中國規定為「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再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二條第二款規定，所謂大陸地區是指台灣地區以外之我國領土；均已明示中國仍屬我國之領土，從而在中國犯罪，仍屬在我國領域內犯罪。此一見解雖然不是判例，但是在二、三審各相類案件中均加以援用。

最高法院上述見解，在憲法史上亦非無據。現行的憲法本文固然在1949年即移植到台灣，但長時間未曾真正施行。直至1991年，由李登輝前總統主導，前後六次修憲，才使僵死了四十餘年的憲法活化，真正開始運作。在1991年制定憲法增修條文當時，我國主權及於事實上所及的台灣、事實上所不及的中國、還有台灣與中國皆事實上與法律上不及的外蒙古，是主流且不可挑戰的主權觀。故而在增修條文的前言就表示「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並且由立法院通過相應的法律。

至2000年政黨輪替之後，主政的民主進步黨固然高舉台灣獨立的理想，但由於政治實力不及，只能在實際施政上，以兩國的關係看待台灣與中國的關係，而無力修法，遑論修憲或制憲。至今中國國民黨再度執政後，再度恢復以往的主權觀，不論實際上的政策作為如何，但可以確定更不可能更動上述憲法或法規的內容。

雖然陰謀論總是伴隨著令人著迷的氛圍，不過在這類的案件上，不論政黨如何輪替，法律的內容不曾有所改變，而法院的見解也始終一致。既不是法官的錯，也和誰執政無關，純粹是憲法明文的主權觀與現實狀況脫節而已。更進一步的說，許多人會在這個法律見解感到驚訝與不滿，其實也就是台灣人一向與歷史和法律脫節的必然結果。

如此和現實脫節的主權觀，當然會引起一些有趣的狀況。在2003年，曾有人向高等法院提起自訴，以其為法輪功信徒，至中國時遭受迫害為由，控告當時的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犯了我國的「殘害人群治罪條例」。結果，高院和最高法院的處理方式，是以刑事訴訟法第五條之規定，案件應由犯罪地或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法院管轄，該案被告、犯罪地均不在台灣高等法院轄區，自訴人等又未於訴訟中聲請將案件移轉於有管轄權之法院，故而諭知管轄錯誤判決；免去了台灣高等法院通緝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的窘境。

不過，最高法院的判決中有一句耐人尋味的話，說：況中國目前為我國法權所不及，實亦無從為移轉管轄之諭知，原判決未為此項諭知，顯難認為違法。這一段話究竟是什麼意思？按照刑事訴訟法第九條的規定，當找不到有管轄權法院時，應該由直接上級法院指定管轄法院；當案件無法依一般的管轄權規定決定管轄權法院時，本條也規定，應由最高法院指定管轄法院。顯然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是一定要有法院受理訴訟，而不得依事實上無從移轉管轄為理由，拒絕受理；最高法院所說無從諭知的說法，只是在陳述當前的事實？或是在表明法律見解？若是後則，則明顯違背了刑事訴訟法的規定。

那麼，當最高法院堅持在中國的行為有我國法律的適用時，發生在中國的刑事案件，譬如法輪功信徒遭到中國政府迫害，譬如中國在東土耳其斯坦進行核彈試爆致維吾爾族人死傷，譬如四川地震中被大舉揭發的工程偷工減料使得許多學生枉死等等，都應該有我國法律的適用，若有人再次向台灣各法院提起訴訟，並請求高等法院或最高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九條指定管轄法院時，最高法院該如何處理呢？

個人雖然由衷期待台灣人發揮集體的智慧，早日正視從制度與現實間的鴻溝並且加以解決；但對於最高法院將展現何種高超手腕與深厚的法律見解，再次避免台灣法院通緝中國官員、介入中國內政的難局，亦是滿心的期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