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仍每年前往日本的老師墳前上香的「少年工」－宋定國阿公。（轉自

《台湾人生》官方網站）
　　第二次和酒井導演碰面，是在新宿的一家居酒屋。我問她，《愛情萬歲》與《台灣人生》完全是兩種風格，何以看的是《愛情萬歲》，拍出來的是《台灣人生》？（當然，我也知道《愛情萬歲》也是一種台灣人生，且蔡導也不是台灣人。）酒井小姐笑著說，是啊！很不一樣，難以比較；但真的很喜歡蔡明亮的電影。而來台之前，其實她對台灣史一無所知；與那歐吉桑的偶遇成為一個開端，抱著很想知道「那位歐吉桑所存在著的台灣，到底是個什麼樣的國家？」的心情，2000年春天，酒井結束北海道新聞的工作，一邊在東京從事電影紀錄片相關職務，一邊到台灣調查訪問，並積極閱讀與台灣相關的書籍；2002年起正式拍攝，從「地毯式」的掃街方式開始，前後歷經七年之久，完成取材及後製，終於2009年夏天，其記錄片在東京放映後引起許多迴響，憾動了許多老老少少的日本人。而後，《台灣人生》更在日本全國巡迴放映，但她在2008年夏天於台北發表的完成報告裡說，未能在台灣上映之前，她的「台灣人生」也還不算完成。

　　《台灣人生》主要的受訪者是五位經歷日本時代的台灣前輩，他們分別是戰後加入國民黨軍隊擔任公職卻念念不忘日本教育的排灣族原住民、曾以志願兵身份到東南亞作戰並控訴日本政府將他們遺棄的二二八受難家屬，也有受到日本老師鼓勵而努力往前，至今仍每年前往日本的老師墳前上香的「少年工」。另外兩位女性，一位是當年「北一女」畢業、日語講得比日本人更好聽的高材生；一位是幾乎沒受過日語教育，卻是自小在日本人的咖啡農場打工而習得日語、樸實地貼近台灣大地勞動、戰前摘珈琲、戰後挽茶、曾與所謂外省人結婚的「福佬客」阿媽。而事實上，取材過程中，以日語向酒井訴說台灣故事的老前輩們還有好幾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