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蕪別坵穡

前陣子回到細漢生長的舊厝，和媽媽整理完菜園後，作伙散步到幾百公尺遠的堂伯父家，大家族年紀與輩份總是懸殊，許久不見、多了幾根白髮的阿伯阿姆竟已七旬有之，但依舊硬朗。曾聽媽媽說起阿伯參與過二二八之役，我僥疑著，不會吧！阿伯十歲就去革命了嗎？好奇使然地就向阿伯詢問，原來媽媽聽錯，阿伯說，他是到金門參加八二三砲戰，在離島生活過兩年。

沒多問阿伯參加砲戰的記憶，倒是言談裡勾起目睭窟仔超深、一副平埔族輪廓、不識字的阿姆，她比較日本時代和戰後初期的經驗：

「永過住尖山（更內山的村子），歹賺食，拄好tsia有穡（sit）通作才搬來。」

「Sit？Sit是啥？」我聽到陌生詞彙就問。

「Sit你毋知？就是「穡」啊！穡頭ê穡，田（tshân）ê意思啊！」阿姆不可思議地望著我，然後繼續說著，「光復了後土地重割，本來著納租，納久就變咱ê；是足散赤啦，毋閣若日本時代是愈艱苦喔！日本警察kài歹，不時來巡來lé（辱罵），逐家kài驚，光復了是較袂。」

（角度不同感受就相異，但殖民性與現代性猶原是交叉進行的啊！）聊著聊著，跟我很「生份」但要叫我阿姑的堂甥女們在庭院裡準備溜冰，國一的教小四的溜，小四的跌倒在地但沒哭，阿姆轉過頭去喊：「著細膩啦！」國一的說：「袂啦，有『護膝』（中文），袂『成孔』（tsiânn-khang）啦！」我震驚著，因為『成孔』（比受傷更具體）連我都幾乎忘記怎麼講了。我愜意地跟阿伯說，怹會曉講台語，真好neh！阿伯直接而簡單地回講：「啊台灣人本來就愛講台灣話啊！」

台灣人？台灣話？我在學院裡習得歸納台灣性的方法，還真想問阿伯心裡如何「想像」台灣人、「定義」台灣話。然而我卻直接低估阿伯的思想，所以作罷。言說空間來自庶民的真實情境，長年在外地念書的我，實在少遇見過，溫暖之餘，在心裡感到羞赧；阿伯阿姆曾都是務實的台灣青年，而我自覺對台灣史熟稔，之於他們幽微而平凡的記憶，卻似乎異常陌生。

我倒不認為阿伯阿姆有什麼強烈而分明的「台灣意識」，至少，阿伯曾經成為「中華民國陸軍」對抗著中共解放軍，守護這塊反攻大陸的基地；而阿姆則當過鄰長夫人，配合著「新生活運動」幫助推展鄉村清潔的政策。只是，生長在這塊土地的底層人民，勞農階級如他們，就這般自然而然操著慣勢的父母話，並用這個語言教育著他們的後代。不曾也不需如智識分子們的分裂與錯亂。

我對時空交替的敏感應是來自重讀土地的歷史。重回家鄉，再重新檢視那些越來越陌生蒼白的臉孔們，腦裡則形構著一張張年輕與年老的面貌，在一座宛如展演廣場的島嶼舞台上相繼亮相，承載的不只是個人的青春歲月，隨意抽他們幾根逐漸變粗的皺紋拼貼，會排成共生共相共同體驗的歷史容顏。特別是名不見經傳的他們，會偶而不經意地說話，為他們逝去的青春補述。這些故事，反映著生命無常卻也如常地反覆，在同一塊土地上不同層次的流轉印刻。

台灣，青年，台灣青年，《台灣青年》。年節午夜，我繼續啃著一堆與論文有關無關的資料，想起這一百年來，多的是比阿伯阿姆勇敢的台灣青年，在曾經的殖民母國求學或流亡，他們有人曾於日本發行刊物，名叫《台灣青年》；戰前有蔡培火，戰後有王育德。對台灣人來說，他們將畢生青春奉獻給他們熱愛的台灣故土，他們曾都是意氣風發、熱血沸騰的青年，他們後來老去，但留給台灣人的，仍然是長久的生份、永遠陌生的印象。

史冊的繁複終竟缺少許多我想要的。我想多回到舊厝，拾取更多即將消逝的語彙，來與那些老去的青年對話，卻終究無人回應。但也偶然地讀到一篇悼文，那是台灣語言學家王育德先生去世時，曾資助《台灣青年》發行的日本人，遠山景久先生所寫：「即使在你生前，台灣未能獨立建國，但只要台灣人繼續說台灣話，將台灣話傳給你們的子子孫孫，總有一天台灣必將獨立……」。

感動過後，頭殼內不斷浮現舊厝阿伯阿姆的身影、堂甥女們年幼的溜冰畫面，我知道，即使紛紛擾擾不斷、即使重重壓迫未減，我們總是沒有悲觀的權利。因為，島上會一直有那樣曾經年輕而陌生的台灣青年，在殖民地時而慘烈時而平淡的歷史長河中，鋪著幾絲縫隙，讓台灣人存活的光線找到不滅的理由與出口。

2007/02/20

刊於2007/03/01北社《無界之島》電子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