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蕪別坵穡

這是今年「海翁台語文學獎」新詩正獎的得獎感言；不是要炫耀什麼，反而都不是什麼太喜悅的心情。用中文寫而且匆匆就要交差有點對不太住，因為前幾天才知道，也沒有時間了。倒是最近感覺自己很「厚話」，別人邀稿都有限字數，我好像都超過差不多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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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歷史疑問，語言追問

去年年初南鯤鯓台語文學營始業式中，頒發「第十四屆榮後台灣詩人獎」及「第一屆海翁台語文學獎」，當時我也在台上，領的是新詩類評審獎。獲榮後台灣詩人獎的路寒袖老師在感言說：「雖然學界、文壇的歧見仍多，但心靈深處長久以來的呼喚再也忍禁不住，我甚至強烈的認為：用母語寫作是一個作家的天職。」這些話烙印在我腦裡，這兩年來那種深處的情感還不時糾結地召喚著我的心、我的手、我的筆。

猶記同時獲小說與新詩正獎的王貞文在代表得獎人發表感言時，我在台後聽得心海翻騰而熱淚盈眶。1989年抗議嚴控言論自由的鄭南榕與追隨的草根運動者詹益樺兩人的自焚事件，深刻在王貞文的心靈，其小說〈自由時代〉記錄的是被烈士感觸的人們，如何堅強地活下來面對新時代的動盪。而王貞文的詩則流瀉著鄭自財壯烈流亡的氛圍，溢發著其妻黃晴美的淳樸剛毅、守候的溫柔。

我常想，歷史究竟給殖民地人民怎樣的教訓？伴隨殖民制度而來的「國語政策」到底怎麼高招地讓在地語言消逝得無聲無息，且讓受殖人民都無感無覺也無怨無悔？長期關注島嶼的歷史及語言發展，一邊翻找一邊思考這些問題時，最終不免懊惱地想問，我們為何害怕並迴避去看顧原來的自己？哪個時間點上，我們漸漸變成某些時代賦予的某種既定模樣，導致我們開始不喜歡自己、甚至厭惡自己？

二、「我們的」嘉年華會

得這個獎我感到意外。我認為自己的詩還不夠好，理應有更多民間工作者、台文創作者寫得更為入裡，只是沒有機會被發掘。但得這個獎，我也並不那麼意外。這非狂妄之辭，反而是種悲傷感嘆。因為寫台語詩的年輕人就這麼少，且越來會越少，正接力書寫的人大概也和我一樣時常遇著力不從心的困境。

不免會沒自信地想，這個獎的榮耀有多高？因為我們拿不到「聯合報文學獎」、「中時文學獎」……那種「大獎」。甚至難以啟齒不知如何跟人分享這份喜悅與榮耀「我得海翁台語文學獎耶！」，很怕回應是「呃，那是什麼碗糕？『海翁』又是啥？」簡單的設問背後有很多價值觀等著我們重新衡量批判。甚且我們深怕別人仍認為這是「台文界」自己辦給自己的「嘉年華會」，是一些痟癲的福佬沙文主義者慣性的自我安慰。

到底何為「我們的」？我們很多人不也從小講著這個語言？為什麼變成「我們」一小撮人玩的遊戲與規則？我們都深愛土地、也還偶而言說鄉音，但某些「台文界」的人實在很像害群之馬真的很奇怪！？常常我在心裡既是矛盾而自我「滾陣」(kún-chūn，掙扎)一番，那種敏感有時還嚴重地近似灼身。然而，言說與書寫母語不該變成「信仰」，不該被視為一種只服膺民族主義的瘋狂，它要成為生活、習慣、成為最基本的教養，甚至根本無需意識要反抗什麼霸權才刻意強調，要變得就這麼自然而然、不需特別舉辦什麼要被「框框」起來的獎項，那才是最終的理想。

三、落雨彼日、洗、點菸

上研究所後我的詩產驟減，除了不願再如大學時代總是青澀地為賦新詞，尤其母語意識啟蒙後，我就漸漸不太寫華語詩。不過這次得獎的三首都有附標應是偶然。

〈落雨彼日〉為替二二八罹難者寄未亡人的書信，後來我的朋友易叡將它譜曲並錄成歌。二二八是很多人認識台灣的鑰匙，而我是從台灣文學了解台灣歷史，又因緣際會親身訪問過受難者，震驚與衝擊非常大，後來期許自己每年要為二二八寫一首詩。除了還原時代語言，特別想翻找更多不為人知的故事作為題裁；許多受難者家屬一生隱然也從未控訴，最希冀的只是他們經歷的苦難別再發生，他們有更多動人的親情、愛情和友誼不被看見。所以我想重新營造一種即使時不我予卻還有濃濃愛意的氣氛，感染更多年輕人主動回顧自身土地的過往。

〈洗〉寫給西拉雅族漸逝的女祭司--尪姨。台灣至少有六百萬人是平埔後裔卻因漢化太深自認是漢人，我總想怎麼用台語書寫消失的平埔族。寫很多平埔族的詩的思嫻向我邀詩，我才在甘為霖牧師(William Campbell，1841-1921)於1903年出版的《荷據下的福爾摩莎》看到西拉雅祭典遠古記錄，於是想去追憶腐逝飄渺的尪姨，然而我們不該忽略的還有更多霸權入侵壓迫島嶼，消失的也不只尪姨。

〈點菸〉寫給最愛的親人，我國一時便離世的阿公。我低潮時總會夢到他。那天夢中他蹲在後院默默無語，臉上泛著戒不掉的菸癮正如我對他的思念。詩裡的場景則移到他長眠的山上，和著星光和晚風，陪他抽菸到天亮。若在異地讀書的我真有鄉愁，那最深的召喚應該是來自我的阿公阿嬤。也或許因此，我常在翻看史料、盯著日本時代台灣人的舊照片時，總有一種近似迷戀的情感。

這三首詩差不多已概括我寫詩的生命。故事背後龐大的歷史變遷與族群記憶，以及發自親情的土地認同所交織出的繁複課題，涵合成一種重量，若我還寫得出詩，希望未來都能用我最熟悉的母語來承載。

四、以「歌詩」相互褊狹地取暖

「如果我有什麼褊狹／反而是對於立足的土地／愛得不夠深沉」，這是我敬愛的詩人吳晟的詩〈角度〉最後一段文字。我也常感自己的褊狹，跟不太上所謂全球化，也因此很多不固定的週期我有很多「滾陣」，自我掙扎。很具體的感受是在2005年幾個朋友鬥陣完成賴和音樂專輯《河》，我在裡頭寫了兩首以賴和小說為腳本的歌詞，參與專輯製作的幾些深夜，我常處在一種時空錯置的歷史和語言纏繞的「滾陣」情境裡，久久無法抽離。

但每個階段的「滾陣」卻都形成一些力量，讓我憂悶之後還能繼續堅定意識勇往直前。台灣有自己（各語族）的詩歌傳統及美學標準，而福佬話裡就有很多不同時空、且富含「音樂性」的召喚，我喜歡的文夏或伍佰都有其流行的時代且不衝突於創作的深刻。我們應該寫更多「歌詩」，而「詩歌」除了傳唱與共鳴，我覺得台灣應該有更多音樂創作者像愛爾蘭的U2樂團一樣，對其文化的自覺與屬於他們年輕的世界觀，縱橫地極盡才氣將如詩的情歌與政治作更適切的連結隱喻，讓詩歌不斷流行並能保持深度地被反覆高唱。

在面對根本無法推翻的重重強權時，人多人少的各族都是弱勢，應當相互對歌彼此取暖，即使我們被視為如此的褊狹，也都要再拼命地紮根所立足的土地。這是這個階段我對自己的期待。或許還有更多滾陣等著我，我想我已不再畏懼，感謝一直以來總是那麼勇敢的島嶼。

2006/07/02，風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