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蕪別坵穡

特別是女性位置及其觀點備受輕忽，僅管許多用心的學者於此範疇深耕久矣，我們在回視時猶能發現，即便是邊緣仍因著權力運作關係，使得邊緣裡還有更邊緣的弱者，尤其她們身為更所謂「大眾」（mass）的角色。例如范銘如《眾裡尋她：台灣女性小說縱論》自五○年代論至九○年代，對台灣半世紀缺席的女性小說作通盤檢驗，企圖走找、建構「台灣女性文學傳統」，一章章由年代順位，「女性」的文學腳跡分明，「台灣」這個符號卻拼裝得牽強；所謂「傳統」顯得不太道地，明確一點說是不太「在地」。范文所觀察乃自五○年代來台的女性小說、六○年代受現代主義教育的題材；六、七○年代出嫁、留學或則移民海外的女性作品，總之作者多為受過較高等教育之女性知識分子。

要建構這些邊緣的零碎著實困難，但也得再顧及整個台灣在戰前的殖民歷史環境及戰後政治社會變遷，甚至是在地人民的語言文化及價值觀。回顧台灣女性小說的發展，像袁瓊瓊這種走出「自己的天空」的小說，由女性自我詮釋還得等到八○年代，那台灣草根運動最為熱烈、本省籍女作家也漸受重視於文壇的年代；而李昂、廖輝英的小說對現實開啟較強烈的批判，不管是以情慾為軸或感情為線鋪陳，大抵也和主體自覺意識有所關連。九○年代的多元走向，武俠、言情小說雖受女性讀者歡迎，但文本呈現的視野顯然對台灣現實的凝視稍嫌遲鈍。因此，范書最終章以〈從強種到雜種：女性小說一世紀〉為題，所追尋到的傳統又回到中國的「五四」立場來看台灣的新文學及女性文學，如果「『通俗』意味著『從人民的觀點來看，而非從權貴的觀點』」(Dominic Strinati)，那麼這樣一世紀的女性小說不僅未「通俗」於台灣，且猶屬「權貴」者所構築的想像。

筆者無意以此批判范書觀點，更無企圖推翻如此努力的論述，倒是認為台灣文學的樣貌及意象在在因著歷史發展、權力鬥爭、政治環境而形塑，尤其與女性同為被長期壓迫、蘊含底層文化的「在地語言」應更加用心重新去翻找。所以回到最根本的現實，戰前戰後的鄉土文學論爭和台灣話文運動總相互牽扯著，若從「語言」出發來看整個大環境的種種「角力」，也許能嗅到一種更細膩而開闊的在地滋味。只是，「語言」這樣百年都紛擾不休的議題，在現今似乎仍然敏感卻也動輒得咎地使人冷感，乃至於我們要在廿一世紀的今天，要繼續「挑撥」這個剪不斷、理還亂的課題，不僅要開啟學術殿堂的對話，還得以反思性的態度，重新調整知識分子的眼界來凝視所謂的社會大眾。

台灣各地原本散居著眾多語族，消逝的平埔族聚落裡的女性地位嶄然異於漢人社會中的男性威權，而漢化過程中行為規範逐漸改變，加上不同時期殖民主的文化模式灌輸，使得女性位階愈趨矮化，演變到近一百年，文明化與現代化讓人類付諸最大的代價莫過於自我語言及文化的滅亡，而當歷史無法重演只能再現（represent），重新思考主體性的人民欲找回失落的傳統文化藝術或民族性格，若忽略掉語言本身就是種藝術且作為一重要媒介，恐怕尋覓過程也是霧裡看花而得不償失。

回到女性課題並置其於文學發展脈絡觀之，特別我們以小說來檢驗時，發現她總是「在場」得太古早讓我們難以追溯，或者於近代裡發聲得太少以致我們遍尋不著，何況是產量闕如的台語小說。試想，若將「女性」和「語言」加以「結盟」，也許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當女性論述抬頭，但語言議題被後殖民論者不慎遺棄時，為稍稍舒緩男性台語文學作家們被污名的負面形象，台語文學也有必要跳脫民族及政治框架來讓整個華文世界的本土論述能夠重新關照，清文的小說呈現有點「遲疑」的腳步，敍事及對話的語言富含著混雜及特定的時空，一種婉約卻強靭的風景微微透出，於是提供我們在新時代裡對抗著挾多元之名、行霸權之實的文化帝國主義的一些柔性而積極的思維。

自己書寫：「跨語『文』」的女性

清文，本名朱素枝，亦以A-ki（阿枝）、Sò·-ki（素枝）發表文章，最常以父親之名「清文」發表小說。1959年7月生於高雄，高職畢業並在婚後與夫婿北上行商，現居台北。喜讀小說但原無寫作經驗，1997年左右於TNT（寶島新聲）電台聽到主持人介紹陳明仁「台語小說」後，以想一窺究竟的心態，前往TNT探問，然後開始閱讀從未料想竟有存在的、以台語寫成的小說，進而因緣際會於1999年進入「李江卻文教基金會」擔任行政人員，並偶然地寫出一篇篇動人的台語作品，於《台文通訊》及《台文罔報》曾發表小說〈虱目仔ê滋味〉、〈昭--a〉、〈Khiàng姆--á beh起行〉、〈勝吉ê離緣書〉、〈查某孫á〉、〈米國ê『巧克力』〉、〈Phah面者〉、〈生kap死ê Melody〉等，另有散文〈洗身軀〉等數篇。

清文有種聽一次就不會忘但無以名狀的口頭禪，大概是容易緊張的關係，她說這個習慣自小就養成，已經無法改變。雖然學歷不高，卻非常喜歡廣泛閱讀，有陣子迷戀台灣史特別是二二八，也有兩三年幾乎科幻小說不離手。但台語文學於她而言是相當晚的啟蒙，甚至以母語書寫還是西元2000年以後的事。

我訪問一些台文作者時，發現很多人從不提筆寫作，卻在機緣下接觸台語文學作品，學習「白話字」（教會台語羅馬字）後嘗試書寫，有些以「漢羅」方式為文，有些甚至完全以羅馬字紀錄生命，他們多數是一般階層百姓，母語意識受啟蒙後，進一步的母語書寫讓他們找著「抒發」方式，不必再被動等待別人為其詮釋，計程車司機的洪錦田、國小教師快退休才學電腦的蕭平治，原皆無寫作經驗，卻因「白話字」的關係，讓他們尋回自我的「發言權」。而清文受囑目的特別是小說，尤其又是個少數、不太起眼的女性，於是成為相當具代表性的例子。是否可以這樣假設，找回「母語使用權」，很多普羅大眾都是天生的小說家。

草根台語文運動仍然持續進行，清文可能自己也未知覺捲入這場聖戰式的長征。官方和主流媒體對母語作品的支持相當少，民間團體形成的氛圍也不受學院重視，激烈式的運動不談，拿柔性的出版贊助來看，林央敏成立的「火金姑台語文學基金」2004年第一屆通過補助的四位都是散文集，終於2005年通過的五位作者有兩位寫小說，一位是開頭便提及的王貞文（《天使》），另一位就是清文，總算兩本小說集在2006年夏天也在非主流的出版社幫忙下踉踉蹌蹌自食其力地趕著出版，這似乎是台語文學一向的窘境與困境。

而兩位都屬「跨語『文』」且難得的台語小說女性寫作者，但兩人出身背景和經歷及寫作內容迥然不同。王貞文留學德國取得神學博士後回台，並在封牧前出版華文的基督教小說集《當第一道光突破黑暗》及散文集《櫸樹裡的基督》，正如前一節談及的，王貞文小說較宗教性也較政治性、較介入性、較有企圖地想和社會及歷史對話、較以「公領域」為基調，且不難發現其台語小說幾乎多使用「漢字」，這是她的「跨語文」經驗。而清文的「跨語文」經驗，是大量的閱讀（華文）與書寫（台文）的急速、大幅度轉折。短短幾年間寫出這麼多深刻動人的作品。她既非知識分子，簡言之就是一般庶民，連書寫什麼政治短論的經驗都沒有，她的筆自然地抒發自我，全然從「私領域」的現實出發，跳脫台語文學不時強調的政治實踐性，她的寫作也並未意識自己有何策略，稱她「素人作家」並不為過。

難以想像一位女性小說寫作者，只是「自然而然」地書寫，不像李昂、廖輝英刻意以女性自主的角度去批判男性和政治霸權；另外難以意料的是她年紀其實也不老，使用的語彙豐富到要用這麼多「註解」來讓人閱讀她的小說，縱然是因為台語文有太多羅馬字的關係，確然還因這些詞句當中承載著更多歷史及文化意涵。當然，愈是有意識地從事書寫之後，在文句的經營上就更加斟酌，挑剔的用字譴詞能夠看出其「非自然而然」的介入性，也刻劃了她人生的轉變軌跡。

從成長經歷及其所看見的現實寫起，詳細描繪身邊所觀察體會的事物和情感，並自然地將時代變遷帶入，於是未受學院影響並不講究太多既定審美技巧的清文小說呈現一種素樸風貌，也因其成長環境未有過多「正規」教育的「鍛鍊」，那些保留諸多在地的、外來而本土化的語彙，讓行文與男性台語作家強勁的「力道」相當差異，更表現出主流華語女性作家寫不出的特殊美感。

若真用心讀清文小說，某些苦澀的感覺先暫放，很多用語總讓人會心一笑。舉個例子，清文雖在台北住久了，高雄腔保留得還是濃重而明顯，像是語尾的「nih」，或往往「和」或「與」，台語常說「kap」(kah)、「ham」或「chham」，清文硬是用她最習慣的「kam」；而台南腔混進來時，也看到有「kiau」的說法。我自己對語言學沒研究，倒是從閱讀中品嚐到許多由語言出發所鋪展的差異之趣。

註釋中許多「日式台語」，像是「sangsou」（酸素，さんそ，氧氣）、「當番」（tong-hoan，とうばん，值班）、「出張」（chhut-tiuⁿ，しゅっちょう，出差）、「sebiloh」（背広，せびろ，西裝）等等，再遲鈍的讀者都能聯想到戰前台灣「國語運動」讓日語教育深根，使得台語產生訛變，吸納外來語後內化成自己的質地，這也算是日本時代的「台灣國語」。甚至高雄腔又出現了，好比「giotoh」（上等，じょうとう，最好的），清文總將「J」的音發做「g」，這跟「尿」字常發做「jiō」或「giō」甚至是「liō」的邏輯相同。文中也不難發現平埔音或漳泉音混用的情形，僅使用漢字則無法表達其「方言差」的特色，這也是Donaldson所說：「只有透過人們的語言才能夠追尋世界各地早期人類的遷移過程及其歷史；所有其他的方式都只能建立在臆測與假設之上。」這些詞彙之於觀察島嶼各地發展的文史變遷就顯得更加重要。 

我們既然要定位多元國家的走向，就不該空口白話只以華文來追尋翻找或記錄一切，何況學習漢字實在太費時也太難，且無法完整承載母語，以「漢羅」作為書寫形式就更為必要。《虱目仔ê滋味》和作者自身的種種「跨越」遠超乎我們原有的想像，而出版的很大意義是做一個良好示範，讓未來更多人從這樣的方式進入閱讀母語的樂趣，甚至啟發更多不分階級的人們能以母語書寫自身經歷。而一本台語小說集的問世，以及她日式台語、英式台語、台灣俚語交雜運用乃致需要繁複註解，有其重要意義之外，甚至提供學院在教育及語文價值觀或對現實生活，顛覆更多既定想像，也重新開啟被潮流忽略或淹沒的廣大視野。

當處在私角落的同志議題、第五大族群的新移民女性都被觀看及討論，反而原本存在卻被輕漠久矣的台灣底層民眾，特別是在經歷百年變動卻猶是默默堅靭地撐持在台灣男性背後的福佬語族女性，發聲管道和被書寫關注的還是太少。《虱目仔ê滋味》透過自己熟悉但多數人已經忘卻或不知怎麼運用的語文，傳達著許多在地女性生命經歷，而她所開啟的一扇小窗，需要更多來自外界的對話，更希望影響或帶領更多溯源的腳程。（下篇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