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學期轉往中正大學任教，為了讓自己能更快進入嘉義的生活，除了到處走走，熟悉地理環境外，也和同事拜訪了幾個在地文史團隊、草根組織與獨立書店。

去年總分十八分即可進大學的新聞，引起社會一片譁然，直呼高等教育素質直直下降，媒體也譏諷十八分就能考取大學的學生程度不佳，不過，今年更可能寫下「零分入大學」的紀錄。面對這種尷尬場面，有論者指出，廣設高中大學是個錯誤政策、這種教育制度會害慘學生。

• 來源是這裡

事實上，根據美國媒改團體Free Press所作的研究顯示，美國女性人口占總人口百分之五十一，但只擁有少於百分之六的全功率廣播與電視台。有色人種占美國總人口百分之三十三，卻僅擁有百分之七點二的廣播電台。Free Press也指出，如果 FCC想要維持促進媒體多樣性的使命，就應該考慮採納減少媒體集中狀況的政策，而非不斷讓財團擴張與壟斷。

那天在「電視四甲」的謝師宴上終於見識到洪老師的超強記憶力。洪老師輕易地叫出在場每一位同學的名字，哦，不，不只是名字，他還是知道同學來自那裡？有沒有來上課？有沒有被當？他都能輕而易舉，毫不出錯。

這是電視四甲的謝師宴，人來的不少。再過幾天就畢業典禮了，他們就叫作「電視五甲」、「電視六甲」、「電視七甲」....

這個問題被問了好幾次，現在連以前的學生也十分關心，何冬瓜前兩天及在周主席的婚宴上也問過，我的回答是：生孩子比升等還快。

其實，我跟信漢說：我很希望自己有空，但事實總與願違（靠杯，才剛說，三立就出包，一大早就被媒體叫起來，orz）。其實，我更搞不懂的是，為什麼社會系統在評價學院工作者的表現，透過研究升等幾乎唯一的路？這不是變相把社會培養的人，關在學院裡？是自己太遜，不懂得「知行合一」？還是這個體制大有問題？

廢話多了，看一下下頭黃老師的文章吧！

我的看法如下：

不過，如果你問新聞傳播科系學生：「未來想當記者的請舉手？」你會發現現在的學生比過去少，大四的比大一少，而且比例低的驚人。到底是什麼樣的原因，使得原本對新聞工作懷有憧憬的學生，一夕之間改變自己最熱情的初衷呢？

是的，是國科會的遊戲。作為一名學院裡的學術勞動者很難不加入這個棋局。

台灣1949到1986年戒嚴時期，國家及少數菁英集結成侍從結構，媒介受制於寡頭結構的政治生態（李金銓，2003：36）。不過，這樣的強控制形態隨著黨國機器面臨的合法性危機，以及自由化與民主化的進程而有了改變。 

1988年1月1日解除報禁，結束長達四十多年的報業控制，接著，1992年10月，新聞局公佈了地方調頻電台開放的時間表，隔年年2月公告開放二十八家調頻中功率電台，12月11日，新聞局電台審議委員會公佈第一梯次中功率電台審議結果，共有「全民廣播電台」、「台北之音」、「大眾電台」等13家電台獲准成立，這也是我國凍結頻道申請以來，首波開放的廣播電台。除了，開放無線廣播外，1993年也通過有線電視法，讓非法的第四台取得成為合法的有線電視系統，隨後於1994年開放第四家無線電視申請，由「民間全民聯合無線電視公司」拿到經營執照。 

新自由主義是促成媒體解禁的力量之一

(繼續閱讀...) ]]> http://blog.roodo.com/benla/archives/2494186.html http://blog.roodo.com/benla/archives/2494186.html 走唱校園 Sat, 18 Nov 2006 22:43:35 +0800 　7月1日，台灣公共廣電集團將正式成立，依據「無線電視事業公股處理條例」，原本官控商營的華視，將加入公共媒體的行列，這除了代表台灣媒體改革往前邁出一步，更深一層來看，媒體公共化運動也提供了國家政策發展的另一個思考方向。

　媒體公共化的目的之一在於矯正媒體商業化所造成的亂象，提供民眾在商業媒體外的另一種選擇，透過媒體結構的改造，進而促成媒體達成公共與多元服務的目的。

台灣立報社論2006/06/28

他們為什麼不愛聽

多元文化的課程該怎麼教的確是個很大的問題，要談理論、談觀念、談知識並不是什麼太難的事，有許多很棒的書籍、教案以及前輩的教學經驗都足以成為不錯的教材，但多元文化的課程難道只是處理理論、觀念、知識的問題？或者，它更應該是生活態度與實踐？如果是後者，就不應該只是課堂的知識堆砌，或許更應該是日常生活裡的真實遭遇。

我在世新大學有兩門和「多元文化」相關的課，一門是廣電系大三的「跨文化傳播」，另一門則是世新大學多元文化學程的「文化實習」課程，他們雖然都著眼於「文化」與「傳播」，但卻帶給我不同的學習與震撼！

在有線電視合法化初期，系統業者基於執照取得需要、競爭壓力、關切地方文化、建立社區關係等不同的理由，製作了不少地方節目。不過，就在法規逐漸解禁、有線電視集團化，利潤獲取成為經營者的主要目的後，這些能夠彰顯地方文史與生活的節目已逐漸消失。

面對這樣的改變，傳播研究者該如何自處與回應，是透過學術的理論與論述，冷靜地描述、分析、評價、解讀、批判在地文化在資本全球化下所遭遇到的災難或生機？還是，能在全球文化體系中，採取另一種積極的行動，透過所學與實踐，參與在地文化思維與生命經驗傳承與生產，進而作為全球多元化中的另一種價值？

先說個笑話，一個發生在我身上的黑色笑話。

有一天在計程車上，司機問我「教什麼的？」，我說：「新聞傳播」，接著，運將大哥毫無遲疑地迸出了一句話：「按呢，你活不久哦....」

司機先生向我抱怨媒體的諸多不是，他覺得今日的媒體亂象學院裡的新聞教育要負很大的責任。他的批評也是身旁朋友常有的評價，相信在許多朋友的眼裡，傳播科系的教師似乎造了不少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