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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危機，公視該有的態度？！

2008年12月9日，國民黨政策會執行長林益世提議要求公共電視等單位執行98 年度預算時，須逐項報請主管機關核可同意始能動支。不僅如此，97年度立委凍結公視4.5億預算，98年的預算一樣遭到凍結。

包括國際記者協會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亞太廣電聯盟（Asia-Pacific Broadcasting Union）、以及大英國協廣電協會（Commonwealth Broadcasting Association）等等，都對此事發展表達嚴正關切。

台灣媒體觀察教育金會、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媒體改造學社、台灣新聞記者協會等多個公民團體，也陸續進行幾波的陳情、抗議活動。2008年12月12日，20多個社運團體，200多位民眾赴立院抗議；22日上午，公民團體召開記者會宣佈將舉辦遊行；12月29日，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則要求公視基金會簽署承諾書，落實資訊公開、產業民主、公眾監督等三大原則；12月30日，公民團體拜會立法院長王金平與立委洪秀柱。

2009年1月1日超過3000人走上街頭，參與「搶救公視．監督國會大遊行」，用「人體骨牌」包圍立法院；1月3日下午，南台灣的NGO工作者、大學教師、藝文界、青年學生和家長，以行為藝術的方式，走上鳳山街頭，呼籲黨政止步，保留公共電視成為台灣難得的媒體清淨之地。1月9日，包括魏德聖、王小棣、蔡明亮、陳坤厚等一百多位國際大導演及藝文界人士齊聚自由廣場，發表「政治退出、全民監督--搶救公共媒體大作戰宣言」，要求立院立即解凍預算，公視落實產業民主與公眾監督。

這是繼1995年「黨政軍退出三台大遊行」以來，民間社會在媒體議題上，最大的抗爭行動。十多年來，民間社會為黨政軍退出媒體一起努力，追求媒體公共化，追求媒體獨立自主，然而，政治幽靈未曾散去，政治的黑手仍一步步地染指公共電視。

面對政治力的態度

不過，行動的目的不只是要解凍預算，抵擋政治力透過預算及節目審查的方式介入，更重要的是透過人民力量的展現，告訴鴨霸的政客，公視是人民的，不是政客的。進一步來看，「搶救」的目的，也不僅是要把公視從政客手中搶救回來，更要把公視從沈痾中搶救出來，因為，即使所有政治黑手都排除在外，公共電視就未必就是「公共」。

公視面臨成立十年的最大危機，但危機並不只是政治力量干預，更在於公視面對政治力的態度、與公民社會的連結，以及長年未解的內部糾葛。

無可否認，主要經費來自政府預算捐贈的公共電視，雖能保持一定程度的獨立自主，但面對立院對預算的杯葛，一向只有忍氣吞聲，低調進行政治遊說，希望立委諸公高抬貴手。然而，公視面對政客預算控制時的軟弱，卻造成如今「軟土深掘」的結果，甚至淪為政客耍弄的玩具。

公視作為台灣公共領域的象徵，面對政治的操弄，卻將問題私有化。但，公視的問題是公眾的議題，若不將其公共化，公開面對，任何完美的制度，也將會受挫於經營者的「私了」心態。另一方面，公視面對預算受控的軟弱回應，也顯露出公視對自己的社會基礎缺乏信心。

因為公視不只是要作好節目的「優質」頻道，民間社會才會有上述的期待與反思，進一步來看，對公視的批判，亦關連到我們如何界定公共電視的公共性？以及如何具體實踐？然而，什麼是公共？在學理上存在不同的見解，但在各國公共媒體的實務上，對外公開透明、接受公共監督；對內產業民主、專業共治卻是最基本的要求。

提公共監督時間表

2008年12月29日，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等團體公開要求公共電視董事長鄭同僚簽署「對社會大眾承諾書」，落實產業民主、公眾監督、資訊公開等原則，並於2009年1月23日前提出具體規劃時間表。

公廣集團董事長鄭同僚允諾提出對承諾書的具體規劃，以符合社會大眾的期待。在資訊公開部分，公民團體要求公視貫徹公視法第三十四、三十五條精神，在不違反相關法令或個人隱私前提下，將有關營運、財務、公部門往來等之相關文書上網公開。

在產業民主方面，則希冀公視以最大誠意與行動，檢討並解決既有之勞資爭議。對於內部之管考、績效評估、協商與決策機制，強化員工參與，力求展現產業民主之精神。而公眾監督的部份則要求公視在既有基礎上，更積極建立、強化公眾參與之外部評鑑與監督機制，落實公共價值評量，並定期透過節目及其他形式，與公眾進行溝通。

公民團體之所以把矛頭轉向公視，是希望不要將事件的焦點侷限在「搶救公視」的單一面向，更期待能藉由此事刺激公視及社會面對長久以來的弊病與沈疴。

落實內部公共化

公視不是一般私人企業，內部問題必須某種程度的公共化，而從公共媒體在民主社會的角色來看，公視要自主，就需要先讓公視的員工有更多獨立自主的空間，公視要能象徵台灣的民主，就必須先產業民主，這是公共媒體對自己最基本的要求。

公視內部的問題或許可以透過建立內部機制解決，例如，建立一套員工參與、共同決定，符合產業民主的管考、績效評估、協商與決策機制都是解決內部問題的重要方法。不過，再好的機制也需要參與者彼此的信任與溝通。有趣的是，如果一個組織不斷強調自己具有公共性，但卻沒有對內對外的溝通能力，不願傾聽、不願公開辯論、內部問題不願面對外界檢驗、員工與管理階層彼此無法信任，甚至流於黨同伐異，無疑是對公共價值的最大諷刺。

另一方面，公視諸多的內部差異與爭議也需要員工、管理階層關切與反思。例如，長期以來，節目、製作、新聞、公服、策發、工程、新媒體等部門，不僅勞動條件相異，對於公共的想像有所不同，員工之間的疏離嚴重，很難形成內部共識，也難以同理，更難團結；而近兩年管理階層雖提出革理念，但未能充分溝通，作法未獲得員工充分認同，並形成內部嚴重衝突。凡此種種，都是公視成員不容迴避的問題。

除了產業民主，公民團體更關心如何落實公眾監督。長遠來看，需要透過社會討論，修改公共電視法，在制度上建立公眾參與及公共監督的機制，但在此之前，公開透明是最好的監督方式，公視必須先徹底落實公視法第三十四、三十五條精神，將有關營運、財務等資訊公開。雖然，目前公視已把部分資料上網，但諸如薪資結構等內容，仍需對外界進一步說明。透過此種方式，讓民眾有機會了解公視的財務及運作，也避免公視及政治勢力相互指責，各說各話。

公共監督拒政治力干預

透過自律及民眾監督是免除政治介入的必要手段。公視若不要政治力的干預，相反的，要透過節目或其它方式向人民定期報告，說明公視在推進媒體社會責任上，目標是什麼？做了什麼？沒做到那些？如何改進？並且在節目中與觀眾直接對話。

傾聽是擴大公眾參與的第一步，也是經營公共媒體的必要態度。媒體工作者經常以專業者自居，專業精神與能力亦是媒體工作的基本要求，然而，公共媒體工作者若只將自己定位為「專業者」，而忽略與公民社會的密切連繫，則與商業媒體沒有兩樣，至多只是個相對的「良善專業者」。相反的，公共媒體需要更進一步地站在公眾的立場，反應公眾觀點，並促成社會對話。而公視高層也應放下身段，與民眾實際接觸，了解真實生活，節目製作納入民眾意見，甚至開放時段讓民眾直接經營（例如，最簡單的作法就是每週開闢時段播出PeoPo的公民新聞）。

我們支持公共媒體，但公共媒體也要虛心接受外界的批評，要懂得如傾聽公眾的聲音，並且要作到資訊公開、公眾監督與產業民主的基本原則。過去十年，媒體改團體關切的大多是外部結構的改革，希望透過立法遊說擴大公共電視規模，建全公廣集團體制。這是改革台灣媒體必走的道路，但，若僅將氣力放在制度建立，而忽略關切公廣集團體自身發展，內部問題叢生，與公民社會關係薄弱，恐怕也是媒體公共化運動必須檢討與批判的。（作者為台灣媒體觀察教育金會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