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la' Blog

我對記者，以及記協一直充滿期待與想像。

由於父親的緣故，從事新聞工作一直是我從小以來的心願。那年參加大學聯招，不論是日大、夜大、三專，所填的志願都是新聞傳播科系，不過，後來我卻逃離了這個多年的期待。

碩士班一年級時，看到一份雜誌的徵人啟事，上頭寫著記者的條件之一要在28歲以下，那年，我28歲，雖然年紀不大，但畢業後似乎就不符合資格了。當然，這不是主要原因，而是在那幾年，我越來越感受到台灣的媒體是一個消人志氣、折人理想的地方，我害怕自己在這樣的環境裡，只能日日夜夜遵循老闆的命令，作一個沒自己的自己，即使那時參與了學運、社運，但我依然沒有勇氣加入記者的行列。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改變，自然和我的生命經驗有關。父親是新聞科系出身，從事新聞工作很長一段時間，待過官方、民間、「統派」、「本土」的媒體，也參與過報禁開放後幾家報紙的籌設的過程。從他的嘴裡聽過許多報社老闆打壓政治異己、壓榨勞工的故事，當他離職後，也因為勞動條件的問題和老闆打起官司。而由於自己唸的是傳播科系，週遭有許多記者朋友，在他們的口中也聽到許多類似的故事，只是這些故事到現在一樣發生。

雖然，後來沒當上記者，也沒加入記協，但以一個「外人」而言，和記者、記協總有著密切的關係。

1994年9月，我正準備唸碩士班，那年的9月1日發生了「九O一為新聞自主而走大遊行」，這個遊行不但是是空前的，還引發了「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及「傳播學生鬥陣（傳學鬥）」的成立，而我加入傳學鬥，自此和記者與記協有了另類的接觸。十年的時間，不論是參與過的傳學鬥、無盟與媒改社，或者是我個人都和記協有密切的合作關係，而我現在的從事的教職或媒體改革運動，也和記者密切相關。

自從擔任「學術長工」後，便成了「記者生產者」的一員，在學校裡接觸到許多和我過去一樣，對新聞工作衝滿熱情的年輕人，不過，他們熱情總是很快的被澆息。在課堂上，我們不談高調的新聞道德，但要同學知道新聞工作的生產過程、認清種種壓迫新聞自由與自主的力量，以及確確實實完成每工作一步驟的態度、知識與能力；我們不過度強調社會責任，但期待學生未來能有同理心與弱者同在，並尊重每一個採訪對象。然而，在一次次的討論，以及與媒體工作實際的接觸中，尤其是了解學長姐實際的工作情形後，學生的熱情總是被現實給打敗，心情有如美夢乍醒的失落，原來，記者工作必須不斷在良心與麵包；理想與現實中爭札，而勝利的卻往往是現實裡的麵包。

面對這樣的現實，學生會問，為什麼政治黑手逐漸退出媒體之後，媒體仍然沒辦法真正自主？為什麼總是要被迫在「良心」與「收視率」間作選擇，為什麼主管老是要求造假，無法清清楚楚地還原事件的真相？為什麼新聞工作總是要他們去傷害人、傷害觀眾？為什麼連對自己、對他人最起碼的尊重都無法作到？

當一個傳播科系教師一樣是挫折的，特別看到一個個畢業生，在只求利潤的商業媒體裡專業無法發揮、熱情逐漸消磨，我們心裡清楚，理想不僅與現實有段距離，現實還經常傷害理想。不過，作為一個媒體運動者卻不能只是感嘆，除非現實的價值是普世的，是對得自己良心的，否則，一個社會運動者就不該坐視現實的敗壞。

事實上，傳播教師及社會運動者必須回頭反省，我們的媒體環境到底出了什麼問題？我們的傳播教育還有什麼缺口？

參與推動台灣媒體結構改造工作，是期盼能在制度上建立一個多元的媒體結構，在商業媒體林立的同時，我們還可以有更多的公共媒體、社群媒體、非營利媒體，藉此，閱聽眾能有多樣的選擇、不同的群體能平等享用傳播權利，讓這個社會充滿多元的聲音與多元的文化。不過，上述的原因外，在私心裡，身為傳播教師的我，也希望能有個正常的媒體環境，讓有志於媒體工作的朋友能一展長才，否則空有一身武藝，卻只能在現實裡折翼。

另一方面，傳播教師也要深切反省，傳統的傳播實務課程大多偏向技術的操作，和職場中真正會遭遇的工作情境仍有大段距離。因而，傳播教育除了強化專業知識、多元思考、人文關懷的態度或技能外，也必須告訴學生未來如何在媒體老闆、廣告主或消息來源壓制下仍然享有工作自主權？或者，如何還能記實避禍？另外，媒體工作者如何籌組工會以面對資方惡意對待的知識與能力，在傳播教育中仍是一片空白，因此強化勞動意識的培養、專業智能維繫的能力是必須立刻進行的工作。

我相信，這一路走來，我所感受到媒體問題，以及有過的挫折與期待，記協的朋友一定也能感同身受。記協裡是一群有理想的記者，但也是一群經常遭遇挫折的社會運動者，記協十年，對一群在工作上已經相當忙碌的朋友而言，還得經常為文批評自己的工作，甚至要對自己的老闆，真的不是件容易的事。去年，傳學鬥十年，傳學門的老老少少聚在一起回想過去，也討論未來的媒體改革之路，今年，記協十年，在現實中遭受衝撞的記協又要如何走下去，不只是記協，相信是每一個關心媒體的朋友都需要關心的問題，但無論如何，媒體改革之路雖然長且遠，但這條路上總有一群朋友相伴同行，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