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la' Blog

前立法委員廖福本有個很出名的外號--「紅包本」，這位曾經立法院及台灣政壇的呼風喚雨六連霸的立委，卻在第七屆參選失利，從此淡出政壇。

廖福本為什麼叫作「紅包本」呢？據說是因為選民若要請廖委員幫忙需要「送紅包」，繳交「代辦費」、「手續費」才能打通關節。「送紅包」在台灣的政治文化中 是相當稀鬆平常的事，不過，「紅包本」的送禮可是相當制度化、系統化，會按照不同的請託內容收取紅包，辦大事送大包、包小錢辦小事，並且廖委員的服務處還 會用電腦幫選民建檔，建立制度性服務。 

其實，辦事拿錢的說法並不奇怪，有些媒體的置入性行銷理由也十分相似。例如中國時報總經理就曾表示，並不是所有政府置入性行銷都不能作，他指出以農委會的 經費進行寒害救助報導、客委會的五月桐花季及勞委會關於勞退新制座談等，就算拿錢做置入性行銷，也不失正當性，他認為「這是值得呼籲的事情」。換句話說， 媒體報導好的政府政策，政府提供金錢上的補貼有何不可？ 

有趣的是，媒體是個獨立的個體，也是主體，有其依循的價傎與立場報導新聞，如果覺政府政策是值得報導的事實進而報導，十分理所當然；若是不值得報導而不報 導，甚至加以批評也是理所當然。亦即，如果因為政府政策值得報導而報導，是本份、是自主，根本沒有必要拿錢，而拿了政府的錢才作報導，不僅是協助政府假新 聞之名，行宣傳之實，新聞的可信度大打折扣，拿人手短，媒體的獨立性與自主性也全然喪失。 

這樣的現象在選舉期間最為明顯，當新聞媒體接受政府／政黨的置入性行銷或者轉播候選人的造勢活動，就宣告了只要有錢就可以買下「新聞特區」，即使平常對特 定政黨嚴厲批評的媒體，在這個金錢交易的時段中，是完全自斷手腳，不會出現任何批判性的話語，不僅背叛媒體的本質，也出賣靈魂。 

民代為民喉舌，媒體報導值得報導的事實是天經地義的事，也是這個職業的本質與本份，就好比盡力治好病人是醫生的本質與本份，如果醫生在基本的醫藥費外，要求患者多給點錢才願意治好你的病，豈不是是非顛倒？！ 

這樣的現象一方面反應了對自我本質的背叛，另方面也展現出商品化的力量，在利益導向的市場驅力下，一切成了可販賣的商品。但這不全然是特定個人或組織的問 題，重要的是，我們的社會制度與媒體制度提供了這種文化與事實滋長的空間，而當事人或整體社會又有多少反制的力量？其實，以置入性行銷來看，媒體人也不是 不清楚這樣的事實與壓力，對於政治與經濟的壓迫也十分不耐，但可惜的是，媒體人、媒體主管機關卻很少，或無力面對這樣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