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la' Blog

相較於過去而言，現在的台灣媒體較會遵守上述的遊戲規則，在爭議的事件上，呈現對立的意見，不過，這樣的作法只是形式上的公平與中立，有時反而無法讓事件清楚呈現。

事實上，新聞是一種選擇與組合的過程，客觀便是找出對立的兩個面向，給予平等的陳述機會。每一次的選擇與組合，記者／媒體本身的立場與價值無形中便成了重要的判準，這樣的結果，不僅暴露了「客觀」只是荒謬的空話，並且限制了不同意見呈現的可能性。

例如，過去有關蘇建和案的報導，媒體選擇的是「加害者」與「被害者」的對立，希望透過兩者意見的陳述，達到客觀的原則。然而，是否只有選擇「加害者」與「被害者」的對立面向，才能突顯不同立場的意見？換個角度來看，如果選擇的是「蘇建和」與「司法體制」，我們對此案的看法將會轉向「蘇建和」對抗「司法體制」，或「司法體制」壓迫「蘇建和」的觀感，因此，事件對讀者的意義便和過去截然不同。

近日有關核四的討論也顯露出相同的問題。雖然，每天的Call in節目充斥著核四相關議題的討論，節目也試圖讓不同立場的來賓有表達意見的機會，然而，從參與來賓的屬性來看，媒體選擇了「政黨」作為兩面並陳的分界點，使得這些節目充其量只呈現了不同政黨利益的觀點。然而，核四並不只有政治的面向，如果媒體選擇的是擁核／反核專業者、貢寮／非貢寮居民、勞工／資本家、宗教／非宗教，以及核電廠所在地（核一、核二、核三）／都市能源享用者等不同的對立面向，我們對核四的觀點便不至侷限在狹礙的政治鬥爭，也會有不同角度的理解。

不論是「蘇建和」或是「核四」的新聞，媒體選擇性的「客觀」結果，讓我們只看到事件的單一面向，限制了從不同角度了解事件的可能。其實，「客觀」只是癡人的囈語，因為，當決定以何種準則呈現雙方意見時，媒體／工作者本身的價值便已涉入，而「客觀」反而成為掩飾立場與偏頗的藉口。

2000-11

媒體遵循了過去採訪特殊新聞的慣例，對他們緊追不捨，就連到了午夜12:00，記者仍不肯離去，守候在蘇建和家門口，深怕遺漏任何可能的反應。

除了蘇建和等三人，媒體的另一個關注焦點就是吳銘漢的家屬，不論是吳家大哥的不滿、吳家老母的無奈以及吳家小弟的無助，或者相關人士準備提出上訴的言辭，都在鏡頭及版面的安排下，與被釋放者的喜悅相互對比與對照。

這其實就是媒體慣有的兩面並陳手法，將衝突的兩造作對立的描述，不但能夠陳述雙方的意見，也方便媒體辨識衝突對立的面向以便快速與簡單作業，而這也是媒體強調客觀中立時的常用準則。

不過，這種源自於商業目的而存在的客觀中立意理，雖然是媒體口中有時才提起的圭臬，實際上卻可能成了簡化事實的輕率手段，因為，當我們選擇如何客觀與兩面並陳的當下，其實就已經不客觀了。

將「蘇建和」與「吳銘漢」對立，便是隱藏了前者是「加害者」，後者是「被害者」的假設，除了少數媒體與新聞人肯用時間與勇氣追查真相外，大部分的媒體十幾年來幾乎都採用了這種對立關係來報導這則新聞，因此，當蘇建和等人無罪釋放後，媒體很自然的期待看到吳家人的反應，因而又再一次強化兩者的對立，間接的影響了觀眾的判斷與立場。

但這樣是不是就意味著真相就能因此還原？如果我們換一種「對立」關係呈現此案，你可能會有不同的思考。蘇建和等三人因罪証不足而被釋放，但十一年的牢獄生涯卻是司法審判下的祭品，另一方面，吳銘漢命案一直無法作最後的定奪，使得一家人仍舊活在悲慟的沈重中，這同樣也是司法審判的祭品。也因此，吳銘漢、蘇建和、劉秉郎、莊林勳等人及他們的家庭都是受害者，顢頇與無能的司法體系才是真正的加害者。

除了期待吳銘漢命案能夠真相陳明，冤案終止，也該期待媒體不再只會死守著表象的客觀中立與兩面並陳，而是能更有憐憫之心深入探求各種可能，否則悲劇與對立不會就此停止。

200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