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la' Blog

一直掙扎要不要發表自己的看法。
話先說在前:這兩張照片跟攝影記者都沒有關係。

邵曉鈴車禍的照片在蘋果日報頭版刊出後，引起不少所謂衛道人士的關注和抗議。
批評的聲浪不斷....

一開始我就說，這跟攝影記者沒關係。我相信任何一位在場的攝影記者，看到這樣的場景，如果沒有按下快門，你就是失職。
至於照片傳回報社後，編輯要如何處理，那真的不是第一線攝影記者的責任。

前些日子，收到同業傳來的信~~

「影‧像‧觀‧看‧紀‧實─新聞攝影的暴力與控制」座談會
時間：元月18日pm6:30~9:30
地點：台北市議會一樓交誼廳
台灣新聞攝影研究會與媒體觀察基金會將於本月舉辦
「影‧像‧觀‧看‧紀‧實─新聞攝影的暴力與控制」座談會，這項座談
是由媒觀董事長管中祥與台灣新聞攝影研究會合辦，主要討論內容是從日
前蘋果日報刊載邵曉玲車禍之頭版照片，以及後來社會團體前往蘋果日報
抗議事件，探討影像的暴力問題與攝影記者、圖片編輯等報社圖片工作者
的專業倫理問題。

目前預定參與來賓名單如下：

媒體觀察基金會董事長、世新大學教授 管中祥
政治大學教授 郭力昕
聯合報攝影中心主任　林錫銘
聯合報總編輯特助　溫禾
中國時報影像中心主任　黃子明
中國時報圖片編輯　王興田
台灣新聞攝影研究會理事長　鄭超文
台灣新聞攝影研究會常務理事　鍾宜杰

誠摯地邀請所有會員與新聞同業前來參加。

台灣新聞攝影研究會 敬上

我並沒有去查詢那研討會，討論出什麼，或結論出什麼?
因為我真的不認為攝影記者該被探討專業倫理問題。
我說過了，如果那位攝影記者在那現場沒有按下快門，他就不是個盡職的攝影記者。
至於後製的編輯或美編要不要馬賽克處理或選擇不用，那都不是攝影記者的事。
我真的很想知道，聯合與中時的攝影如果也拍到這畫面了，報社的決筞者要不要登?
算了，這是馬後砲的問題。
因為，蘋果是獨家。

再來看另一張照片~



一張平實無奇的照片???
高鐵試營後，狀況百出，一月初還發生售票機，會像吃角子老虎機器般的掉出大量的硬幣。
有家電視獨家拍到這畫面。平面媒體都沒有。
到場的各家平面攝影還是得等候會不會出現售票機凸槌的畫面，結果都沒有。
當日下午出爐的晚報，竟有一張嘩啦啦猛掉硬幣的精彩照片。

我還是重申，這不是攝影記者的問題。
每位平面攝影記者都只拍到二、三個硬幣正常找零的畫面。
這個精彩的畫面，竟是報社的美編後製合成出來的!!!!!!!!!!!

真實的畫面也許血腥，但造假的圖片，卻是讓人不齒。
衛道人士是否也應該為此照片開一場研討會，來討論一下專業倫理的問題??
是否更該去報社抗議作假的照片欺騙並誤導讀者?

補充一張聯合報的獨家照片~~



當初胡市長拒絕任何採訪，聯合報的記者不知是混在探視的訪客中，還是請訪客代為拍下這照片，反正就是搶先刊出胡市長受傷後的模樣。
獨家歸獨家，算你厲害。但不知這種沒有經得當事人同意的病房內照片，有沒有牽扯到專業倫理?
專業倫理??好沈重的四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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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魯言重了。也太重對媒體的批評了。
其實，很多像我這樣的人，知道記者不是人幹的工作。
其實，大家都是為了三餐。
大魯別想那麼多。
其實比起美國，我們的媒體是還好的。
至於所謂的客觀基金會，那是沒良心的臭教書匠踐踏百姓成就自己的
樣板戲。
站在教壇，對平民百姓指三道四。
他們和檯面上的政客沒兩樣，騙騙政府的錢，拐拐天真的學生，擺擺
道貌岸然的嘴臉，他們才需要自省專業倫理。

沈重的大魯 於 January 26, 2007 11:14 PM 回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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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各報大記者們趕緊去追那些大學校到底怎麼花費五年五百億的? 不要每天只會靜態地等
新聞, 炒已知!

拿了教育部的錢, 學費照漲, 可是教授的口袋呢?

我就知道有個學校的某學院某些教授們忽然每個月多了至少一萬五(15000-20000)的研究獎
金, 為期一年.

^^^ 於 January 27, 2007 12:36 PM 回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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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有他們，所以冷水坑才會出名。
因為有他們，政客的倚紅攬翠才會曝光。
在抱怨他們的同時，更要感謝他們的無所不在，才讓那些假仁假義的
政客和學閥無法恣意欺暪。
很多政客和學閥非常期待把這些橫衝直撞的媒體納入他們的管制下。
那時候，不管有多少人燒炭自殺，不管有多少納稅人的錢都成了沒有
用的研究和國際合作計劃，
社會都會是一片祥和，燒炭的人永遠是愚蠢無知，學術研究和國際合
作永遠比小學生的午餐重要。
---我情願面對血腥的媒體，也比面對宣傳機器來得好。

橫衝亂撞的媒體 於 January 27, 2007 04:59 PM 回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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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wretch.cc/blog/haomei&article_id=6187820

可惜
大家沒去
那天的討論
沒有人認為和攝影記者個人有關係的呀
也沒有人批評單一的攝影記者
可惜

那天的攝影記者來的不多
少了對話

這是那天參與的觀眾寫的一篇心得文章
過兩天看看有沒有錄音檔再把放上來

大家的矛頭其實是在媒體主管呀~
:p


《媒觀論壇》影‧像‧觀‧看‧紀‧實 ─新聞攝影的暴力與控制　　參加感想


　　晚上去參加了媒觀的論壇：影 ‧像 ‧觀 ‧看 ‧紀‧實 ─新聞攝影的暴力與控制。思索很多事情，趁想說點什麼的衝動還沒消失，趕緊來寫一下一些想法。

　　這次論壇請來了很多人，除了常見到的公民團體戰友，特別的是請來了很多實務工作者，包括林錫銘（聯合報攝影中心主任）、溫禾（聯合報總編輯特助）、黃子明（中國時報影像中心主任）、鄭超文（台灣新聞攝影研究會理事長），這些人對於不是念廣電出身的我，過去也沒機會見過，聽這些人講話，覺得很有趣，一些編輯台、實務上的經驗分享，覺得聽到很多新的事情。我主觀上覺得這些人大致上坦白和誠懇，很多話說的也還算honest。


　　論壇從南洋台灣姐妹會的個案談起，做報導的人是善意，也自認做的很正面，但是姐妹還是大感受傷，既而談到蘋果刊登邵曉玲車禍照片引發公民團體抗議後，有攝影記者認為公民團體太”高尚”等等的批評。接著同志團體的代表、媒體主管(聯合報X2)、身障團體代表、媒體主管、新聞攝影研究會理事長輪番發言，我並沒有完整記錄下每個人講的重點，大概也只想講一講聽到一些點的心得。

　　比較有一些想法的主要是聽到主管談到很多時候照片的取捨、挑選，背後所依循的標準，主要在言談中提及的標準有幾個，而這幾個標準內有價值上的衝突，外有標準之間的扞格，落實在個案上就會有不同的結果。主要的標準大概談到了：遵守法規、考量對當事人的影響、對社會的衝擊、個案在新聞上是否涉及公益等等。

　　論壇參與者在發問時間李提到聯合報刊登其記者隨里長探病偷拍的胡志強照片，認為進入醫院偷拍傷者是不合法的。針對這點，聯合報的與談人談到，在這個case中，考量到那張照片並沒有很醜，登出來應該不會”讓當事人（胡志強）感覺不好”，所以認為可以刊登，此外也談到很多新聞來源都不見得是完全合法的，過度遵循法律，新聞中監督的角色是無法發揮的。

　　對於這一點的說明，我很不能夠認同，該主管前面說要遵守法律，但卻在這個case上明顯的覺得這個違法是不重要的，姑且不論是不是真有這一條（我現在手邊沒有相關資料），我也認同她所舉的水門案很多資料都不是完全合法取得的，但是這種可以阻卻違法的情況，是不是適合用在這個個案則大有疑問，胡自強傷勢如何應該沒有急到非得要用偷拍的手法取得照片吧？此外該主管用”我想當事人應該不會覺得感覺不好、而且他後來也有自己出來開記者會”來合理化我覺得也不足取，當事人後來出來開記者會，並不代表這種對拍攝的同意溯及既往，特別是在一個非公開的場合。整件事情的重點應該在於違反當事人意願、在一個非公開的場所，以偷拍的手法取得照片，卻被模糊焦點變成”當事人沒有很醜、很衣衫不整，登出來當事人應該不會感覺很不好”，完全忽略了前面該主管一直在談的，善意、尊重當事人意願等等原則。

　　另外在該個案是否涉及公益這件事情上，我覺得也很有討論的空間，雖然新聞倫理上談公益或私利似乎是兩個可以明確區分的概念，但是我自己做為一個觀眾，此刻仔細想起來，對於”公益”（公眾利益的簡稱）的定義好像也不是很清楚，邵曉玲的車禍到底算不算是"事涉公益”呢？至少我自己嚴格想起來，除了他們兩個是公眾人物以外，好像想不出”車禍”這件事本身有多”公益”，它就是發生在胡邵兩人私人行程的一個意外（幫黃俊英助選並不是市長的職責，頂多是”有聲望有地位的國民黨員”的職責，個人政治傾向算是私事），但是看起來現在是把它當成是”公益”（所以可以”有一點違法”），那也就是說，如果他是公眾人物，出車禍的事就是公益，不是的話就不是？還是說，因為大眾關心，這次車禍就是公益？聽起來都有那麼一點怪；還是說，車禍這件事本身就是事涉公益，那也就是說，任何車禍手術都可以偷拍囉？這也不可能被同意，所以”公益”與否也是很吊詭。

　　回家的路上我想了想，或許就像女性主義對公私領域二分的批評，公或私本來就很難以完全界定，常是有互相涵括重疊的時候，即使這次車禍事涉公益，整個事件裡也有跟公益不能完全涵括的地方，例如胡志強的健康狀況可能事涉公益，但是我們知道他目前只有輕微擦傷(之類的)無生命危險似乎也就足夠了，至於他到底現在長成什麼樣子，有沒有嚴重到要偷拍以了解，似乎就不是必要，也就是說，並不能什麼都扣上”公益”的大帽子合理化所有事情，在侵害個人隱私這件事情上，手握侵入式武器的攝影記者和後面的編輯台，既然也同意要尊重當事人隱私，在把關上沒有用更嚴格細緻的衡量標準，我覺得終究是不能自圓其說。

　　其實這一次論壇我覺得還有一個重大的點始終沒有詳細的被面對和討論，也就是媒體對弱勢族群的報導上的問題。論壇的引言所舉的兩個例子，一個是針對弱勢族群的報導常有複製強化刻版印象的問題，一個是對於腥羶色，或者是對隱私侵害的問題，兩者當然多有重疊之處，但是在具體舉出來被討論的例子上，還是在展現不一樣的面向，整個論壇時間大多在討論對隱私侵害的問題，卻很少討論前者，也就是對弱勢族群的報導中的暴力、歧視的問題。

　　或許這是因為侵害隱私這件事情擁有一個被高度正當性的原則吧，大家都知道也同意不可以侵害他人隱私，剩下的是一些比較delicate的判斷問題，也或許是因為這次集中討論的case是個”形象正面的公眾人物”（quote與談人語），所以特別容易引起大家的同仇敵慨，主編主管們的壓力也比較大。但是對於弱勢族群例如同志的拍攝，就如同志諮詢熱線的多多所說，有很複雜的處理，一下可以拍、一下不能拍、要怎麼拍也不一定，感覺很個案，好像沒什麼放諸四海皆準的SOP，總之只有一個與談人提了一個所謂”善意”的操作準則，然後大家就覺得好像不必談了。

　　可是就如引言所說，這個問題tricky的地方不正是在於，拍攝者覺得他很善意，但是被拍攝者還是覺得大為受傷，顯示出這中間有”善意”也不能彌補的落差嗎？事實上，很多做出偷拍、歧視性報導的記者，我相信他也很”善意”，他也無意透過他的鏡頭或下標讓某一個人覺得受傷害、被歧視，但是事情還是一樣的發生，精障者照樣被污名化變成不定時炸彈、同志照樣被刻版化變成都是會轟趴喀藥的雜交者，所謂”善意”的標準太模糊、太訴求個人良心，我覺得不能夠做為一種倫理準則，但是這部分不知道是一個太難回答的問題，或者是因為這正反應了報業從業人員在身份上所反應出的中產性格(如相關研究所指出)，以致於對於minority的狀況既不了解，也不覺得是個big deal，以至於在整場論壇中成為一個無解卅被遺忘的問題，這也讓我有一點失望，意識型態的問題好像在主流新聞業的討論中一直被當成一個”新聞自由”的範疇而pass by，但是這種意識型態上的爭奪，往往是少數族群最根本要爭奪，卻也最無法與之抗衡的一塊啊！

　　每次談到媒體的問題，感覺都像是個無解的題目，每個人都很有壓力，每個人都說是因為更大的東西：上面的老闆、商業體制、敵報等等。就這點上，這次邀來的主管比較讓我覺得舒服一點的地方是，相較於新聞台主管言必稱收視率”廢”我良多，這次的主管雖然還是說”決定權不在我、那天我正好休假”云云，至少不會把所有的問題都怪給看不到的體制，或者是”一切都是因為消費者愛看蘋果”，對於尖銳的問題也會正面回答（回答的是否泛道德化而不符現狀則非我所能知），總之讓我覺得稍微有一點擔當。雖然照樣說詞都是”大家都是好人、大家都堅守專業倫理、大家都對下屬很好不會給下屬壓力”，但我大概也可以理解，總不能自打嘴巴吧。

　　哎，什麼時候大家可以把social的話都快轉掉，可以在一個自我批判的狀態進行討論呢？

（本文作者王正彤為婦女新知基金會媒體與教育部主任）

是的,在今天的媒體環境下與記者談「專業倫理」確實沉重，就是因為這個職業有問題了,所以沉重。這就像跟一個失業又殘障的父親或酗酒的母親談家庭倫理與責任一樣,會令他們感到沉重。當然,這不代表錯在記者;只是,在有問題的環境中,會讓記者更容易犯錯(當然,我不是指拍邵曉玲或者拍員警跳樓身亡的記者有錯)。但是,顯然這樣的環境造就了不少要求王進展(毒蠻牛事件)下跪、問許瑋倫父親「會不會擔心許瑋倫回不來」這種話的記者。那麼,這是什麼樣的環境？大家都知道的,商業競爭。
就是因為商業競爭,所以讓記者有很多「不得不」的行為,最後「習慣成自然」。據了解,媒體觀察基金會的用意不是要批評記者,也沒有批評記者,否則,當天就不會找主管而應該是找記者列席了。那用意是,從記者的採訪行為來談媒體現況。上面仁兄說得對,現在記者只是混口飯吃,換言之,就是一種勞動力。此時讓我們回頭去想想十年前我們對記者有什麼樣的期待?二十年前又是何種期待?唸新聞傳播學院時是什麼期待?初入此行時又是何種期待？記者朋友們,當你在對孩子或實習生闡述自己工作時,又會怎麼說？我想,答案不需爭辯,各自心裡有底。我相信多數人不會說，我在唸書時,老師就告訴我記者是一名勞工,很操。多數人也不會說,記者就是要嗜血,要捏造,要安排,要設計。這意味者,我們多數人對記者這份工作,心裡都還有一份理想與期待,只是現在比較遙遠而已。
基金會學者邀請公民團體共同來舉辦這樣的座談,目的就是要慢慢深化這個問題的探討,讓大家知道這個問題的嚴重性,讓大家共同來解決問題。他們不是把記者當敵人,而是當朋友,因此,很多攝影記者誤解了學者的用意。有趣的現象就是,當媒體機構犯了錯,受到批評,記者就把自己和公司綁在一起,捍衛公司;更經典的就是,公司不用下指導棋,記者自己就會蹲下,讓水淹到胸口。當然,職業認同是正常的現象,但是如果某些「甘願」是被「製造」出來時,那就需要有人提醒了,學者們稱之為「勞動意識」。如果學者與公民團體把資本家當朋友,將記者當敵人,那麼就應該置之不理,任由資本家繼續操弄一群沒有勞動意識的勞工們,這樣就能擴大資本家朋友的積累,搞不好還能分一點錢。但顯然不是,他們是站在我們這一邊的。
所以,我們不必太焦慮於被檢驗,健康檢查是好事,檢查出有什麼病,才好醫病。所以,大可不必急著將學者與人民團體妖魔化。何不多聽聽學者怎麼說?多溝通了解彼此,尤其,台灣學界對攝影記者的研究還很匱乏的情況下,我們應該多讓學界了解我們的狀況,才能讓他們有線索研究,提出更好的意見。
〈座談譯文,基金會應該會公佈,但是還在趕工〉
(本文作者為資深攝影記者)

基金會學者良莠不齊---針對媒體，邀請了誰呢?在座有那一個老板?沒
有找這些老板，是因為不懂業界的生態?還是柿子挑軟的吃?如果是前
者，這座談會有什麼水準?如果是後者，會不會更讓記者和老編擔負起
難以承受的社會責任，反而讓其他也該承擔責任的老板繼續談笑風生
(連他們自己人都說是編輯和記者的責任了，出了事，大不了叫編輯和
記者滾蛋走路，以示本報對社會負責的態度。)
公司不用下指導棋,記者自己就會蹲下--基金會就不會下指導棋?學者就
不會畏懼既有勢力?因為是基金會和學者，記者和編輯就得跪下?那是不
是先成立學校改革基金會，檢討那些外務特多的教授?
聽聽學者怎麼說?多溝通了解彼此--他們來問過嗎?他們問過自己的學生
嗎?要聽的事多了，如果學者自己不敢橫挑強權，嫌現場採訪太累，那
就別以為他的意見比民眾重要。
多讓學界了解我們的狀況,才能讓他們有線索研究--學界要了解業者，
那是他領薪水該作的事，他自己要想辦法，那是他的責任。如果留學回
國整天只是高談國外如何如何，沒有盡到讓學生了解現狀的工作，那是
不適任!這幾年學生來媒體是什麼德性，大家心中有數。
如果學者與公民團體把資本家當朋友---你確定他們不會出賣你??那天
是那位點名要編輯表態的??他有沒有膽量去抗議老板?
不敢，是輿論壓力還是良心發現---社會的共識，是記者和編輯跟老板
說不的後盾。




結果最尖銳的問題只是要編輯回答，

非學者 於 January 31, 2007 10:32 AM 回應 |

這些團體不是有罵過媒體老闆嗎？
也當眾批評過媒體總編輯，不是嗎？

不太理解~~

應該到現場，或者，主辦單位趕緊把活動錄音放上
理解就會多一點
對話也會清楚一點~~

看來有些朋友敏感了點,激動了點
我還是要說,學者沒有把記者編輯當敵人,而是當同盟朋友
而且,也有很多學者不是出國留學,而是在台灣辛辛苦苦唸完的
同時,我們也有很多同業一邊工作一邊唸書,他們也在做相關的研究
這就是為什麼這個問題開始被關切,因為,我們自己人開始發起了
要處理一個很大的結構性問題,必須計畫性地一步一步做
所以沒辦法辦一個包山包海的大型座談,把全部的人都找來,
仁兄講的沒錯,有些人該找來談,但是要有策略,對話對象也要對

我個人意見是,希望同業們多一點理性對話,少一點情緒發洩,這樣
才能逐步解決我們的問題

關於benla所談的問題,個人表示某程度的同意,也希望盡量廣泛討論

在對許多弱勢團體/族群的採訪過程帶有刻板印象的報導,甚至暴力式採訪,個人認為,多數同業不是壞,只是知識上有所限制,這是可以透過社會教育、在職教育解決的問題,只要同業願意接近知識就好。
新聞倫理這個議題,事實上,在台灣的大學教育課程比例當中,並不算高。到了業界,新聞倫理只是一種不被言明的行規之一,彈性極大。因此,台灣的記者容易不知不覺當中犯錯,雖非故意,但容易積非成是。
目前,國內研究所已經有一些關於新聞記者的研究成果,雖然不多,但是慢慢被重視了,同時,研究內容不再侷限於過去較多的量化研究與效果研究。這些研究偏向「記者」這個個體的勞動狀態、勞動場域、勞資關係、個體意識、能動性...等方向,值得高興的是,裡面有的是新聞同業寫的。

簡單介紹,只是對這同業們還是抱著希望,希望大家一起努力,用各種方式努力。

未必是知識是否受限的問題，我覺得這其實和「知識」並沒有太大的關係
原因之一，可能在於，
媒體主管/老闆到底給媒體工作者有多大的空間與時間，了解他所要採訪的對象。

嗯,benla還是把問題帶回我很想討論,但是同業未必喜歡討論的範疇。我同意,空間與時間是原因之一,但那天我說過了,沒有空間與時間,就是為了效率,效率就是為了服務商業邏輯。不過,我還是認為知識問題是存在的;因為,了解採訪對象就是一種非學院的學習過程,而新聞從業人員對人權的了解並不是很深刻,對正義的真諦也多半停留在市民層次。如果我們對記者有一定程度的期待,那麼記者對於這些事情的認識是不夠的,可能,還要更進一步去了解,這就是我指的知識層次。但是,我相信同業不是沒有心,只是沒有時間與空間,沒有方向,更沒有太大的能動性與意識。我好奇的,欲了解的,就是什麼機制促成了這種制約,什麼結構操控得這麼細緻,我們有沒有方法破解？

如果,
基金會辦一場學者與記者的談話會,不是那麼嚴肅的座談會,就談話會就好,
有多少攝影同業會參加? 我們可以嘗試做做看,大家把立場與想法敞開心胸
談談嘛!

這裡有當日的實錄
http://www.mediawatch.org.tw/modules/news/article.php?storyid=651

請參考

喝酒聊天也很好呀

1月6日有一場座談會:從民生報停刊事件談記者工作權益與校園勞動教育http://myblog.pchome.com.tw/_/myblog/?blog_id=photopress2006&y=2007&m=01&an=44019&acn=2917)
記者是什麼？勞工階級還是白領階級：記者常常有機會近身採訪所謂的「VIP」，這造成了記者本身的錯覺，以為自己也是somebody」，其實記者在報社或電視台裡只是一個「nobody」，或頂多是一個白領勞工，認清這樣一個事實才能讓自己清楚自己的定位，能夠思考如何面對媒體環境的轉變。

舉辦座談會的人士動機可以是好的，但是不代表不會誤導大眾，比較兩個座談會，可以看到截然不同的面貌，台灣新聞攝影研究會的邀請函已說明了記者往往只是媒體業一個可以隨時被替換的工具，而編輯往往是媒體老闆長期篩選下存留的"家臣"。這也許更接近臺灣媒體目前和未來的真相。
在這樣的背景下，探討攝影照片的取捨，可以是攝影記者的反省，卻不等同於他們能為這一切推動改變。
社會的共識和民意的反彈，是唯一能使媒體老闆稍微收斂的機會，座談會當然可以促使大眾注意，但是參與人也應注意座談會能否使重要的議題被揭露，否則對解決真正的問題沒有幫助也就算了，一旦造成社會認定要由第一線的記者負責，那恐怕不是大家所期待的結果。
媒體基金會的學者也參加過一月的座談會，對民生報停刊時記者所面對的冷酷產業生態和媒體老闆對媒體掌握如何應無庸置疑，但相隔一個月的座談會，媒體老闆的社會責任為何並未被反覆提出，反而是記者和編輯的角色被反覆討論，相較於媒體與政治勢力的勾結互利、媒體與廣告主的相互包容，記者和編輯只是海上的波浪。---這樣的座談會對大眾是揭露真相還是誤導?學者是健忘還是另有所思?
記者和編輯當然有待改進，只是媒體老闆手握生殺大權，他自然會選擇最符合他利益的團隊，記者和編輯最多只能偷偷踩煞車，不可能期待他們在這樣健忘的社會裏揭竿起義。
老闆為自己的利益有所不為，學者有所不為是為了什麼?

見樹不見林 於 February 6, 2007 05:39 PM 回應 |

我相信,也能肯定,學者沒有忘記,只是這問題很複雜,經討論過後,覺得需要細分來談。
市議會那場座談,很多人誤解了媒觀的意思。現在學界關於這類的討論很多,若同業有時間,希望多看看相關研究與討論。我會多與媒觀研究,盡量讓大家了解我們在談什麼,想處理什麼問題。可以肯定的是,媒觀不會把記者當妖魔,當敵人,希望大家別太敏感。也期待大家的討論別太過情緒,流於謾罵,這樣不能解決問題。
舞影者 於 February 6, 2007 09:47 PM 回應 |

大眾媒體受利益團體左右是現代社會的重大挑戰，政治團體的干預與商業利益的污染，都是第一線工作人員所深知而無奈的事實，但即使對現狀的改革心力有限，也不意味基層的人員應屈就於別人廉價的同情。
任何團體試圖為社會「樹立典範」就應面對挑戰，如果對普遍可知的事實視若無睹，也難怪有人質疑。公聽會的性質不同於網路討論，個人以為公聽會在目前臺灣的社會仍具有向公眾宣示議題的重大意義，是以針對大眾媒體受重大利益團體左右的事實應該被明白揭露，主導的團體如果沒有做到，反而只是在枝節的問題上討論，那是模糊了焦點。
利益團體對大眾媒體的左右在歐美國家是常被談到的重大社會議題，相關的研究不計其數，何以這類議題在國內始終未聞學術界有人如歐美學者犯顏直言，國內學者要求媒體基層工作人員的專業倫理與社會責任，是否也已善盡其本份?是否也以歐美學者的社會期許自省?
對任何團體尊重但也保持客觀的評價是媒體從業人員的基本專業，媒體工作人員要努力的事很多，即使在職業上有不得不然的屈就，但在公餘之時與其他團體往來，無需自眨身價任人指揮。
媒體工作人員要自尊自重，如果把非從業人員的建議與指示當成核心，那是無法發展客觀公正與獨立思考的專業倫理。
平民百姓 於 February 7, 2007 02:35 AM 回應 |

這裡有當日活動的報導，也許可以更清楚媒觀的想法是什麼？
媒觀長期針對媒體老闆的批評從未少看，也很少批評單一的記者，這是一個基本的事實。

《媒觀論壇》之影像觀看紀實 ─新聞攝影的暴力與控制 座談實錄
發表者 admin 於 2007-02-03 18:58:27 (78 人氣)
元月18日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台灣新聞攝影研究會舉辦「《媒觀論壇》之影像觀看紀實─新聞攝影的暴力與控制」座談會，邀請公民團體代表、實務工作者、媒體主管一同討論新聞攝影與照片處理議題。

主持人媒體觀察基金會董事長、世新大學助理教授管中祥開場先從外籍配偶的新聞談起：台聯立委廖本煙稱外籍新娘「有生化武器毒物殘留」的言論事件中，電視台記者對南洋姐妹會的姐妹進行訪問，站在學者的立場來看，那篇報導是很友善的，但播出後，被訪問者還是覺得受到傷害。可以顯示出在新聞畫面的拍攝中，站在觀看與被觀看的位置，感受上會有不同。

去年二月，聯合報一則新聞以「又是精神疾病惹的禍」為標題，污名化精神疾病，引發公民團體抗議，當時聯合報表示，報導沒有惡意，只想提醒社會大眾精神疾病可能造成的社區危險。用意看來良善，卻會傷害到被拍攝者。去年，蘋果刊出邵曉玲車禍受傷的照片，公民團體前去抗議引起攝影記者不同的看法，管中祥認為，這是媒體工作者與公民團體良性對話的開始，新聞影像的構成與使用是雖有爭議，拍攝者未必能理解被拍攝者不舒服的感受，但在攝影記者這端，拍與不拍都是無奈，因為新聞圖片的生產是個複雜的過程，攝影記者往往只是負責影像最初的拾取，背後複雜的權力關係，甚至主管及老闆的偏好才是左右圖像如何呈現的最重要關鍵，希望透過這次論壇讓促成不同位置群體的對話。

同志諮詢熱線文宣部主任巫緒樑表示，媒體處理同志議題，過去會有偷拍的狀況，現在已有改善。但有些同志議題的社會事實，在拍攝的過程上卻是有瑕疵的，例如上次同志轟趴事件，新聞畫面就是在警方的「教唆」下，被要求要蹲著、坐著、動一動呈現更多畫面而拍攝出的，雖然事件是事實，但新聞畫面的取得卻是一種妥協的結果，這是讓公民團體所不能接受的。一張照片往往有他背後更豐富的情境故事、意義，給予故事意義時，必須要小心、精緻地處理。巫緒樑表示，他們不是不准拍攝，而是希望與媒體有更良善的互動，媒體在畫面的處理其實是有不同的選擇和操作方式的。

聯合報攝影中心主任林錫民認為，攝影與圖片的問題，最重要的是攝影者本身的「善意」。對於拍還是不拍、拍到什麼程度，是可以溝通的。林錫民表示，蘋果的畫面問題，他不直接評斷，而因為台灣的報紙都是綜合性報紙，沒有進行「分眾」，所以圖片的使用容易有爭議。這次邵曉玲事件的照片，並不能責怪第一線記者，對於第一線記者來說，遇到畫面一定會拍。拍完後，要不要做含蓄處理，包括選哪張照片、擺哪一版、大小等視覺效果是編輯要處理的。林錫民說，無法評斷蘋果，因為他們是同業，了解這個狀況是在商業機制下會有的結果，但在報紙還沒有分眾的狀況下，對圖片的處理還是要存有善意。

聯合報總編輯特助溫禾表示，「善意」的確是最重要的，一些有特殊需求的團體，媒體也樂意尊重。談到蘋果的圖片事件，溫禾認為，這位記者是很好的攝影記者，因為他在第一時間執行了任務，至於圖片要不要用是另一回事，因為邵曉玲是名人，照片又是獨家，會不會使用還有別的考量。在蘋果日報進入台灣後，使用照片的尺度漸漸開放，而且現在的小朋友都是玩電玩長大，習慣畫面的刺激，這些因素都是使用圖片的考量。此外，還要考慮到閱聽人的接受度，以日前的自殺事件為例，有更血腥的照片，但考量到閱\\聽人觀感，最後沒有使用。

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秘書長孫一信表示，在新聞處理上，蘋果使用很多模擬圖片，深化大眾對新聞事件的印象，但使用圖片本身就是經過加工的事件。孫一信說，機構曾以孩子的照片作為書的封面，事前家長已簽過同意書，彩色頁也已做好，出版前，家長忽然不希望刊出，機構也予以尊重。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是以美好的樣子出現在攝影現場，新聞工作也許不能做到那麼精緻的處理，但在圖片的使用上也應該謹慎。

中國時報影像中心主任黃子明認為，應從兩個面向來看，第一，台灣媒體的編輯政策是模糊的，新聞處理原則不夠明確，沒有標準可遵循。第二是台灣媒體記者的挖角情況，個人的成長都是靠經驗累績，忽視媒體工作者的專業訓練、在職教育。問題在於，媒體在自由市場的機制下應該便演什麼角色？而閱聽人要扮演什麼角色？若是一個成熟的社會，閱\\聽人對媒體回應的力量就會是相當巨大的，而且我們也不可能要求商業媒體遵守新聞道德、長期虧本也無所謂。所以市場機制和媒體角色間，應該要抓出一個平衡點。此外，在社會事件中，執法人員和媒體間的份際都應該要有更明確的規範。

台灣新聞攝影研究會理事長鄭超文說，記者在陳幸妤婚禮時開車進入官邸、在SARS期間進入被封鎖的和平醫院，都是有法律責任和風險的，在這背後，記者背負什麼樣的壓力？而媒體內部又是將什麼樣的暴力加諸在記者身上？所以應該要關注的，是新聞工作者的勞動問題。如果報社下了指令，你不從就要你走路；如果堅持專業的結果是丟掉飯碗，那你還會堅持你的專業嗎？這是進入工作場域中很快就要遇到的問題。鄭超文還表示，電視台間的同業競爭更是激烈。友台有的畫面你就必須要有，主管會隨時打電話來遙控，新聞現場非常緊繃，要觀察別人做了什麼動作，在狀況不明的狀況下，一個人喊殺，就會毫不考慮衝過去，沒有思考的時間和空間。在新聞現場，記者判斷的時間和空間是被壓縮的，不得不作反應。大部分的記者都有足夠的能力判斷該不該拍，但在台灣媒體環境中，記者沒有時間去思考判斷，只能直接去反應。

管中祥表示，影像生產過程中的暴力，以及媒體工作者如何面對那個暴力過程是更重要的。記者的處境被壓縮成一個個環節緊密扣住，不明確的編輯政策、媒體的商業機制，也都形成了一種暴力。針對以上的討論，現場聽眾，路透社攝影記者鍾宜杰詢問：溫禾在發言時提到，「很血腥的照片更棒，但沒有用出來」，為什麼是「血腥更棒」？這樣是不是在教育記者「血腥更棒」？另外，在邵曉玲照片出來的第二天，聯合報頭版刊出里長在病房內探望胡志強的照片，顯然是記者偽裝成里長偷拍的，而且這張照片是違法的。當媒體指稱蘋果錯時，自己有沒有做好？而在剛剛的討論中，各位長官都說記者是自由的，但記者又稱有莫大的壓力，這是什麼樣的狀況？而「怕漏」又是什麼樣的機制造成？

在公家機關當攝影師的劉姓先生也回應，邵曉玲事件現場的指揮官說，蘋果日報就只拍到刊出的那張，想問編輯台上有權力的人：如果你的記者拿到這張照片，你會不會發？會怎麼發？有別於蘋果嗎？

溫禾回應說，他不認為血腥的照片是好照片，好的社會新聞是表達氣氛而不是屍體和血塊。溫禾說，如果是我，我一定會建議編輯不要用邵曉玲這張照片，因為他是形象正面的名人，愛護他的人會希望保護他，希望他難堪的樣子不要登出。溫禾表示，胡志強那張照片，雖然是偷拍，但並不反對使用，因為那不是一張不堪的照片，不會讓當事人不舒服，而且也是一個競爭壓力下的結果。

黃子明回應說，如果有這張新聞照片也不會用。因為一張好的照片是不需要寫實，並要考慮任何一個讀者的觀感。他表示，蘋果有值得學習之處，例如對待照片，會細緻地處理小細節，以及繪圖的應用，都是台灣傳統報紙美編人員無法做到的。

巫緒樑表示，最大的媒體是網路，能動性的討論不只在於記者，閱聽人本身也能擁有能力，身為公民團體，面對媒體的錯誤再現，有沒有可能創造出自己的媒體，將理念傳達給群眾？除了要求媒體自我檢討外，公民也需要思考，在現狀下要如何突破困境，創造更多可能性。而孫一信也談到，競爭社會和專業品質不見得相同，報社的機制應是防止兩者正相關，專業不只是技術，而是有很多價值蘊含其中。鄭超文說，最近蘋果又推出「全民狗仔」，過去璩美鳳事件是在思慮不周全的狀況下傳播出去的，而現在，每個人只要使用手機就可以做到，「全民狗仔」會有什麼效應，是我們都必須去思考的。

鍾宜杰追問，主管所談的跟第一線記者的實際狀況有落差。而他的觀察發現，因為高度的勞動分工，攝影記者從按下快門、送出照片後就無法多管照片的動向。溫禾則回應，攝影記者可以跟長官建議使用什麼照片，有很大的討論空間，站在第一線的人才是最重要的，有前線人員才有後製，在現場，報社傳達的訊息通常只是參考而非絕對。

最後，管中祥表示，成熟公民社會最重要的就是對話，藉由這些討論，至少彼此都聽到了不同位置的思考，更重要的是後面的反思，希望藉由這些反思可以刺激更多的想法與了解。

（「媒觀」志工汪倩如記錄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