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la' Blog

（按：這是我前（2004）年在輔大一場研討論的發言稿，幫「媒希望影展」加油打氣！）

台灣1949到1986年戒嚴時期，國家及少數菁英集結成侍從結構，媒介受制於寡頭結構的政治生態（李金銓，2003：36）。不過，這樣的強控制形態隨著黨國機器面臨的合法性危機，以及自由化與民主化的進程而有了改變。 

1988年1月1日解除報禁，結束長達四十多年的報業控制，接著，1992年10月，新聞局公佈了地方調頻電台開放的時間表，隔年年2月公告開放二十八家調頻中功率電台，12月11日，新聞局電台審議委員會公佈第一梯次中功率電台審議結果，共有「全民廣播電台」、「台北之音」、「大眾電台」等13家電台獲准成立，這也是我國凍結頻道申請以來，首波開放的廣播電台。除了，開放無線廣播外，1993年也通過有線電視法，讓非法的第四台取得成為合法的有線電視系統，隨後於1994年開放第四家無線電視申請，由「民間全民聯合無線電視公司」拿到經營執照。 

新自由主義是促成媒體解禁的力量之一

無可否認的，台灣媒體解禁和民間社會及政治運動的衝撞密切相關，然而，有趣的是，這種衝撞黨國的反對力量，以及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要求媒體開放與言論自由的呼聲，卻巧妙地與新自由主義（neolibralism）的思維接軌。事實上，雖然過去國民黨國機器透過威權體制限制媒體自由，壓制反對言論，但此同時，國家卻悄悄地已開啟了自由化進程。以台灣的政治與經濟發展關係觀之，國家機器早期經濟政策的發展趨向以穩定中求成長為其主軸，在產業政策上採取管制措施，甚至直接介入經營。但1980年代以後，政府逐步採取開放相關產業，特別在1984年宣示經濟自由化、國際化的政策後，原本強控制的管制機制已逐漸鬆綁（趙揚清，1999：137）。而在1995年，當時的副總統連戰也提出「以競爭政策為主，產業政策為輔」的方針，競爭政策更成為經濟政策的主軸（管中祥，2003）。 

當然，這不只是口號，還有具體的作為： 

…新聞局因應傳播科技的變革，並兼顧「自由化」、「國際化」開放政策之可能影響，對於有線電視應作一階段性調整及放寬，刪除有關無線電視、無線廣播事業、報紙事業及其經營者不得跨業經營有線廣播電視事業之規定。

                                          （行政院新聞局，1998） 

       為推展「亞太媒體中心」，解除外資管制亦有其必要。有線電視係資本密集、技術密集之新興科技事業，在不影響本國有線廣播電視產業發展及便於管理之實際需要，宜適度開放外人投資比例，以吸引外資及技術，進而協助我國網路基礎建設，並符合我國ＷＴＯ談判承諾。 

                                         （行政院新聞局，2000） 

從國家機器相關的政策論述中，已經顯現台灣媒體政策的改變與解禁，不只是民間社會衝撞的結果，事實上，從官方的論述來看，傳播相關法規採取的開放措施，也同時是為因應資本全球化採取了新自由主義的思維與作法。換句話說，在民間社會的媒體改革呼求，以及國家自身所面臨的合法性危機外，如何配合國家發展擴大產業利潤，並進一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媒介解禁的另一重要考量。 

新自由主義以自由市場政策為主要特徵，鼓勵私有企業和消費者選擇，主張採取市場作用和利益最大化、非市場制度作用的最小化政策，強調民主的政府不該干涉市場，而應遵守經濟自由化、市場定價、和私有化等市場原則（Chomsky,1999），新自由主義的主倡者認Friedman（1962；轉引自McChensney,1999：148）甚至認為，營利是民主的本質，任何一個推行反市場政策的政府就是反民主，因此，在政府「干預」經濟盡可能少的情況下，社會運作才可能最佳。新自由主義提倡的解除管制原則也應用在媒體的規範上，（McChensney,1999：6），例如，市場經濟論者便強調，廣電媒體是一種經濟活動，不僅要去除內容管制及商業經營的限制，並且要重視經濟效率及市場競爭（Fowler，1984）。這樣說法認為，媒介自由化後，不但能因經濟效率將會促成經濟之外的可欲的目標--例如：能夠提昇多樣的意見市場，能展現專業主義，防止政治力量控制，同時也能讓閱聽眾有多樣的選擇，為人們的政治及社會生活帶來各種好處。 

媒改運動對新自由主義結果的回應

雖然新自由主義有如此的假設，不過台灣媒體市場自解禁後是否達到上述正面效益卻是值得深思的問題，事實上，雖然解除戒嚴，新聞己不在受國家檢查，但以前受到國家壓制的市場在能量解放之後，卻反過來壓抑財力較弱的新生聲音，嚴重背離民主的理想，台灣的新自由主義國家機器與資本相互滲透，關係愈形錯綜複雜（李金銓，2003：36）。這種複雜且相互滲透的情勢除了政治與商業力量交錯外，原本新自由主義所讚揚的專業主義、免除國家控制、多元選擇等理念卻受到嚴格檢驗。 

事實上，新自由主義驅力下的媒介行為、表現除了與其聲稱背離外，同時也帶來的其它的問題，包括，新聞工作者的勞動條件受到剝削、商業力量形成新的壟斷勢力、媒介經營以收視利潤為前提，不僅將閱聽人視為消費者，同時也強化腥煽色內容的生產，博得閱聽眾的更多注意，以換取商業利益。 

面對這樣的現象，台灣民間社會也有相關的回應（表一），有些是媒體生產者對其勞動條件及專業表現受限的回應；有些則是是針對媒體內容表達不滿；也有企圖透過新的科技術形式在遭資本壟斷媒體環境中殺出一條新的言論通道；也有社會團體轉而從事媒體素養教育，培養閱聽眾的媒體識讀與傳播能力。不過，除了上述針對各別現象所採取的反應外，民間社會也有團體強調媒體的改革必須從媒體的結構改造作起（媒改社，2003），亦即，媒體的問題關鍵出在於新自由主義下的媒體制度，在解除管制，強調自由市場機制的前提下，原本該於公眾的公共空間以及台灣民眾辛苦建立的民主基石，在財團及政治勢力的結合下遭到嚴重侵蝕，因此，解決媒問題就需要從改變新自由主義下的媒體制度開始。 

表一：媒介自由化的現象與民間社會的回應

製表：管中祥、張時健

對於媒體改造，美國傳播政治經濟學者McChensney也有類似的看法，他為文提醒我們各類媒體改革運動所隱藏的保守主義的問題外，也強調媒體改革運動必須擴大全民參與，同時指出媒體改造的重要關鍵在於結構的改造，甚至應形成為政治運動。他指出，媒體的結構改造可以從下列四個面向著手：1.建立非營利與非商業體系的媒體；2.強化公共廣電媒體的規模與功能；3.對商業媒體涉及與公共利益有關的行為進行規範；4.反托辣斯（McChensney , 1999：305-314）。不過，即使是主張結構改造論者也認為，包括媒體公共化在內的結構改造主張並不是媒體改革的萬靈丹，即使公共廣電集團的成立，也無法解決台灣媒體的所有問題，包括：傳播教育、傳播工作者專業與勞動意識的養成、媒體識讀能力的培養，以及更多改善不良商業媒體的民間動能，都是台灣媒體改造運動必須同步進行的要項（管中祥，2003）。 

傳播師生不該缺席

事實上，台灣的媒體問題雖不是千瘡百孔，但也是百病叢生，而媒體特殊的公共、文化、娛樂、經濟混雜特性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媒體改革運動的行動者並不該僅侷限新聞傳播學院，也必須擴大更多的公民參與。但身為傳播學院的成員，不論是學生或教職員與傳媒體工作關係密切，對自己、對社會而言，媒體改革自然是無法推諉的工作，近年來傳播科系已逐步脫離黨國的影響，有越來越多的師生投入媒體改革的工程，1992年10月政治大學18位傳播學院專任教師聯名發表《我們期望公視實至名歸》公開信，呼籲回歸公共電視的公共服務獨立自主精神，是為民間反對力量的首度發難。1993年3月，部分政大、輔大、淡江與文化大學的傳播系所學生，組成了「學生公視立法觀察團」，隔年9月，由傳播科系學生組成的社運團體「傳播學生鬥陣」成立，1997年時，多位傳播學院教師與學生奔走各方，終於保住了當時「命在旦夕」的內湖公共電視。最近則有2002年將近100位的傳播教師發起成立「無線電視民主化聯盟」，以及，2004年，142位傳播科系教師參與「媒體要改革、公民來連署」，此外，也有多位傳播科系教師經常針對媒體現象發表評論，或參與社區大學及民間社團相關的媒體素養工作。 

傳播師生不但是傳播體系中的消費者，也是生產者，從事此業，不僅符合專業，是責任與義務。媒改工作不僅應該全面，也需要全民參與的工作，然而，傳播師生即使有心，也無法面面俱到。即使如此，學院中的傳播教育仍是無法規避的工作，對傳播教師而言，雖然不盡然都必須投入媒體改造的實際行動，但其每日於課堂、研究中所遭遇的對象，未來都可能是媒體內容的生產者，自然責任重大；對傳播學生而言，媒體工作是未來的出路之一，什麼樣的媒體環境才能發揮所長，什麼樣的條件才能成為稱職的媒體人，都與自身的發展密切相關。因此，傳播教育要培養出什麼樣的媒體人？媒體人何種面對環境的態度與方法？以及，們需要什麼樣的媒體環境才能實踐理想？都是傳播師生必須面對的重要工作，換句話說，傳播學院除了可以投入媒體改造的各種面向外，對於未來媒體人的培養也是十分重要的。 

傳播教育另一種可能

已有不少研究提出傳播教育如何強化未來媒體工作者的知識、專業與智能，也有許多文章指出媒體工作理論與實務的關連。不過，本文仍要提出三點以往傳播教育論述中較少觸及方向，針對上述的提問，指出傳播教育除了在傳統與現有的知識、技能等專業訓練外，未來可以發展的面向。 

1.      破除虛幻，認清現在與未來。

長久以來，新聞傳播科系和學生給人的印象，除了文字和語言的表達能力強，多少還帶有一點摩登時髦多采多姿的感覺。而隨著傳播媒體在日常生活裡的角色愈來愈重要，新聞和媒體的愈趨娛樂化和商業化，人們似乎也更覺得，新聞傳播科系學生就是未來光鮮亮麗的明星、呼風喚雨的記者作家，或是長袖善舞的公關人員。

不過，現實上是否真是如此？光鮮的背後是否存在著更多的無奈與剝削？以及未來工作該如何面對老闆冷不防出現的：「收視率與良心那個重要」的痛苦與捶心肝的問題，都是傳播教師必須告知的未來現實。 

事實上，根據1111人力銀行所作的「媒體辛酸大調查」顯示，記者平均工作時高達10.56小時，平均睡眠時間只有6.19小時。而有88.07%的記者認為工作壓力大，而平均的壓力指數為75.23分。而請記者們為自己健康狀況自評分數時，健康指數更是「慘烈」，連及格分數都不到，只有57.29分。

工時長、睡眠少外，其實記者們對自己的薪資也普遍不滿意，調查顯示，有高8成3的記者不滿意薪資，雖然，記者的平均4萬出頭的薪與資工業及服務業受雇員工每人月平均薪資不相上下，但依記者24小時都得待命的狀況來看，這樣的薪資並不會比速食店打工好到那裡去。 

換句話說，媒體工作真的不如想像的美好，傳播教育除了應該都告訢學生在專業技能與知識外的媒體現實，讓學生能夠及早準備與應對，也同時也可以學生早一步思考理想的在現實環境中的實踐之道。
 

2.      我們都是勞工

傳播教育雖已脫離黨國陰影，但商業化的影響卻日益嚴重。傳播教育除了著重在專業技能的訓練外，更應該強化相關專業智能與專業態度的培養，不過，要進一步思考的是，即便具備了專業智能與專業態度，一但進入職場遭遇到無理的對待時，該如能持續專業的堅持？傳統的傳播實務課程大多偏向技術的操作，和職場中真正會遭遇的工作情境仍有大段距離，在學校裡頭學到專業意理有時反而成了妨礙老闆與私人利益的工具。例如，新聞人如何在媒體老闆、廣告主或消息來源壓制下仍有工作自主權？或者，媒體工作者如何籌組工會以面對資方惡意解僱等基本的工作須知，在傳播教育中付之闕如。 

不少的調查都指出，記者很少會為專業與公共利益與媒體老闆正面對抗，也很少會有記者面臨老闆不當對待時，會與透過自己或集體力量據理力爭。只是一個在外面對官員及小百姓裝腔作勢的記者，回到新聞台卻成了溫馴小貓，實在讓人難以想像。記者相當清楚自己所遭遇的不當待遇，不論是勞動條件或專業表現，記者都很明白問題的癥結所在。不過，根據「台灣記協」去（2003）年所作的調查指出，受訪的新聞工作者中只有三成左右加入工會，而這些受訪者遭遇不當待遇時，會尋求工會協助的卻不到2%。不僅如此，「大眾傳播工會聯合會」在2002年12月所作的統計也指出，全台灣只有十二家媒體成立工會。看來，大多數的記者對於能夠展現自主與集體力量的工會還是興趣缺缺，甚至不少人只是低著頭忍氣吞聲。換句話說，記者缺乏勇氣與集體的力量，願意透過工會或專業組織向老闆爭取合理與平等的對待，反而畏縮地自怨自艾，或者抱怨老闆所帶來的傷害，或者甘於作為老闆的賺錢工具，若是如此，記者將失去社會的支持，不再同情其在新聞室的遭遇，那麼，媒體工作者將會更孤立無援。 

事實上，如果沒有工作權，那來的專業自主？其實，台灣並不缺乏具有自覺意識的媒體工作者，少的是媒體勞動者的集體力量。因而，學院的傳播教育除了傳播智能的培養，也必須強化勞動意識的培養，並且告知學生面對老闆不當對待的種知識和技能，以及專業智能如何維繫的能力。 

3.      下鄉：向人民學習

去年北京電影學院到世新大學參訪，在一場座談會中，該校老師提及他們有個讓學生暫時拋開書本，到蒙古或其它偏遠的地方生活一段時間，體驗當地的文化與生活的課程。當時心想，這門課實在有趣極了，不僅可以到外遊歷，同時經過這段時間的體驗與學習，相信會為學生帶來不同的視角與生命經驗。 

雖然，大部分傳播科系的學生沒有機會到蒙古體驗生活經驗，但每個學校大多有「實習課」，學生歸可以暫時離開書本、體驗生活，不過，他們實習的地點幾乎都是媒體。到媒體實習能讓學生在畢業前了解職場運作與工作場域的點點滴滴，未來工作時不致手忙腳亂，並且能及早適應。然而，這樣的方式也容易養成僅從「媒體」的角度思考現象，有時也會沾染職場上的各種習癖。 

事實上，媒體工作者不能只從自身的「專業」角度來看待問題，如此不僅容意有專業者的驕傲，也容易出現專業者的盲點，難以設身處地的從當事人的角度思考問題。特別是新聞工作者高學歷、中產階級、具社會聲望的特性，佔據了社會較優勢位置，對其它的弱勢的群體不僅了解不夠，更可能產生偏見，因此，對新聞工作者而言，如何在進入職場前彎下腰來，存著謙卑的心，了解各類社會群體，向不同文化者學習、體驗不同生活景況的相關課程便顯得格外重要。 

世新大學多元文化學程的「文化實習」課程便是要學生有機會向不同生命經驗者學習，體會到不同的生活經驗。「文化實習」的精神在於透過田野考察和參與，親身體驗多元文化差異的狀態、形成機制與問題，培養了解文化差異的能力和胸襟，並磨練社會觀察、研究、反思、溝通與行動的能力。簡單的說，這個課程是要讓學生能在課堂以外的場域接觸不同的群體，進而了解差異、尊重差異。 

今年是世新大學第一次開課這項課程，修課學生雖然不多，但卻有不少的體驗。他們分別到馬告國家公園、苦勞網、遊民工作坊、美濃愛鄉協進會、南洋姐妹會、永和社區大學、同志諮詢熱線，以及大文山傳播與發展資料庫等地方實習，過程中學生不但能對不同的文化群體有更多的理解，同時也對自身有所反思與反省。例如，有位參與課程的同學便說，「以前對同志存在著某種『光茫』，但接觸後就覺得並沒有什麼不同，他和我們一樣都是正常人」；也有人說：「雖然現在看到『遊民』多少還是會害怕，但至少會更注意到他們被媒體忽略的部分」，還有同學在實習點看到媒體對弱勢者的粗暴態度，反身提醒自己未來不該成為那樣的人。 

就像一位同學在課程結束時所說的：「真的多元文化是在實踐過程中學習」，同樣的，一位能懂得了解差異、尊重差異的媒體工作者也必須在拋開自己的專業的眼鏡向不同的文化群體學習，若是如此，台灣的媒體報導也能存在開啟多元視野、減少偏見的新盼望。 

代結語：說得太多，行動太少

Golding與Murdock在1991年發表的《文化傳播與政治經濟學》一文便以指出：「批判政治經濟學和主流經濟學的不同…最後一點，也是最重要的，則是它超越效率等技術性議題，進而關心一些根本的道德問題，例如：正義、平等與公益。」然而，除了有明確的立場與道德基礎外，走入群眾、自我反思更是必要的過程。McChesney（1994）強調，批判的傳播學者最優先應該要做的便是將自己看成是公共的知識分子，而非學院式的專家。傳播學者必須與運動團體及一般公眾一起工作，與他們共同批判地「解讀」媒體，利用現存媒介體系發揮最好的效果，以及製作他們自己的傳播。這種實踐方式，也能使得批判傳播學者不致沈迷於他們自己的冗長學院廢話，或只關心學院裡對他們工作的回饋。McChesney（1994）提醒我們，「即使，幫助一個工會、環保或婦女團體的媒體工作，可能不會在教職聘任考核時加上幾分，但做為一個批判學者，究竟什麼才是重要的？固然我們都應該留心於專業事務，但我們必須記得不要本末倒置。」 

對許多人而言，台灣傳播學院的媒體批評似乎只是一門知識，甚至只是考上研究所的工具，說真的，必須承認，在這裡的批評與討論是很難改變什麼的，特別當媒體批評與改革如果只有說嘴而沒有行動，那麼，今天的座談之後，也不過只是泡沫式的空谷迴音。真的，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媒體與你的生活息息相關，樹的方向，風來決定，媒體的好壞，由你決定！ 

批A司萬：

主辦單位說，發言稿只要2000字，看來我寫太多了，真失禮。

批A司萬：

這是發言稿，各位千萬別以「論文」的角度來看哦。

參考書目

參考書目

李金銓（2004）。《超越西方霸權—傳媒與文化中國的現代性》，香港：牛津出版

社。

新聞局（1998）。《有線電視法修正草案總說明》，台北：行政院新聞局。

  --2000。《八十九年廣播電視白皮書》，台北：行政院新聞局。

媒體改造學社（2003）《媒體改造學社成立宣言：為台灣帶來真正的民主--從改造媒體開始》，http://twmedia.org/archives/000056.html。

管中祥（2003）。《全球資本下地方文化的衰退與再生產--以新店地區有限電視地方頻道為例》世新大學傳播所博士論文

--〈媒體公共化考驗文化立國決心--公共廣電集團不是媒體改造萬靈丹〉《目擊

者雜誌》第41期。

Chomsky, N..(1999).《新自由主義和全球秩序》，徐海銘、季海宏中譯（2001），江蘇人民出版社。

McChesney, R.(1994).〈從傳播觀點看學會裡的激進學術〉，周奕成中譯（1994），《當代》102:28-34。

--(1999).Rich media, poor democracy :/communication politics in dubious time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