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la' Blog

最近這幾年媒體被視為社會亂源，記者的社會地位日漸低落，許多人看著媒體亂象，批評記者專業不足，缺乏道德良知、社會責任，但記者真的如此不堪？

因為傳播政策的失當，短短幾年，媒體快速增長也急速萎縮，經營者為節省成本，大量裁掉資深工作者，也大量起用新人，除了高流動率導致的專業不易養成，媒體老闆為了省錢也不願進行在職訓練，沒有一套完整的培訓過程，急就章匆匆上陣，使得媒體工作者即使有心，也很難有專業表現。

不過，或許種種因素導致記者專業不足，但道德良知與社會責任是否也同樣缺乏？

其實，自從「鴻妃戀」的新聞報導受社會批評以來，一旦觸及媒體荒腔走板的報導，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就經常接到媒體工作者不滿的聲音，有些不滿是針對批評者的反彈，不過，大多數卻是對媒體老闆的不滿。記者朋友表示，其實他們很不想作這種沒營養又侵犯人權的爛新聞，但老闆叫我往東又不敢往西，心裡有千百個不願意，但又有什麼辦法呢？

媒體工作者的窘境就像是電影「無間道」裡的「壞人」不斷告訴自己「我要作個好人」，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老闆壓力無法擋。的確，有誰願意被批評為社會亂源？麻煩製造者？破壞社會秩序的敗德者呢？但在這種勞資關係與權利結構下，又有誰有能力或意願開第一槍反對老闆的不當要求呢？

就如同「媒觀」、「媒改社」等團體甚少批評記者，因為他們很清楚這是個結構性問題，媒體問題也不是指責任何一位媒體工作者就能解決的，反倒是背後的結構性力量更是改革的重點。

但即使如此，結構性問題也不該成為記者無法變革的理由，媒體工作者及媒體改革者若有心解決媒體困境，也許應該進一步思考在結構限制下有何作為與如何作為的問題。

事實上，現今商人當道的媒體經營者已不像過去的報老闆有著禮賢文人，惜才愛才的可能，對媒體老闆而言，媒體勞動者不過是獲利的工具，可以用來交換或遺棄的商品。若是如此，要期待專業發揮、實踐社會責任之前，何不先面對不對等的勞資關係。

事實上，台灣記者總想著自己是個專業者，就算是會反叛的記者，努力的方向也大多著眼於如何在惡劣的環境中恢復其專業職能，但執著於「專業者」結果，有時卻反倒忽略自己另一個身分—勞工。其實，不管是好萊塢的演藝工會，或者日本、韓國的記者協會與工會，他們除了追求專業價值與技能，也不會忘記自己的勞工身分，透過集體的力量爭取工作權與保障專業，因為他們很清楚，如果沒有透過集體的力量，就像一支容易被折斷的筷子，再怎麼優秀的記者也很容易被媒體資本家給個個擊破的，他們也更清楚，經由集體力量爭取到的工作權更是專業自主的最基本保障，更何況兩者根本無法劃分。如果沒有集體力量作為後盾，一個有心保有專業、實踐理想的記者，他的上司卻不斷在耳邊嘀嘀咕咕「要專業？還是要飯碗？」「收視率重要？還是良心重要？」「你不想『演』新聞，還有一堆人排隊要這份工作」，你說，生殺大權、一家幸福掌握媒體老闆手中的記者，怎麼反叛的起來呢？

沒有工作權，如何能有專業自主權？媒體工作者的專業自主，甚至社會責任實踐是不會從天而降，結構性問題很難以個人力量進行對抗，但如果沒有進一步透過集體的力量面對，那麼，即使有再多理想也容易讓自己身陷無奈之中，也只能不斷面對閱聽眾的批評與指責。

雖然有些媒體工作者會透過各種不同的方式向閱聽眾表達自己工作上的無奈，甚至期待批評者能多予以體諒，然而，站在純粹消費者的立場，閱聽眾並沒有義務對媒體工作者的處境給予太多的理解與同情。就好比你到店裡吃到了一碗難吃或沒熟的牛肉麵，心裡感到不爽，但是，店裡的廚師卻向你解釋是因為昨天和老婆吵架，或者老闆的壓力太大所以才沒煮熟。好心一點的客人會體諒廚師的無奈，但大多數的客人或許會認為是推託之辭，實在無須辯解。

其實，不論是對消費者或觀眾而言，在意的是對產品的感受與好惡，而非生產過程，或者生產者所受的委屈。當然，這樣的想法並無法有效的解決問題，反而使得彼此間的對立與不信任日漸加深，重要的是有沒有可能把兩種力量結合起來，讓媒體改革有新的可能？

事實上，媒體工作有時候可以把外界的批評視為是內在改革的助力，一方面，即使外界的批評未必能精確、未必公允，但卻真實地反映了部分閱聽眾對你作品的意見，以及對你的期待，如果閱聽人對媒體工作者或其作品不抱任何希望，大可關機，完全置之不理。

觀眾的批評其實可以進一步成為自己和老闆「談判」的籌碼，明確地將觀眾不滿的情緒告訴老闆，並化為內在改革的助力，除了透過媒體工作者集體的團結力量，還可以藉由「理應外合」、「內外夾擊」，或許可以為自己專業實踐與媒體改革打造另一種可能。

（這篇登在2006年7月出刊的目擊者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