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的中心論點在於闡明在鼓吹彈性生產的後工業社會當下，比起中小企業，大企業在現今盛行的網絡式組織結構中仍佔有絕對的優勢，不管在技術創新與提供工作機會方面都是如此。雖然義大利北部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工業區曾在1970年代創造優異的生產績效與產出(see 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written by Michael Piore and Charles Sabel) ，但是Harrison認為從80年代開始，這種以中小企業主導的彈性生產方式已發生質變，許多跨國公司開始併購較具發展潛力的企業成為其分支，於是相互合作與競爭的平權式企業組織互動已被集中但不集權(concentration without centralization)的大企業控制模式所取代。
“集中而不集權”是整本書的一個核心概念，Harrison認為由於面臨1970年代的經濟危機與日益競爭的市場結構，如恐龍式的傳統的大企業紛紛開始進行組織瘦身的動作，只留下企業的核心部門，將不必要的生產活動全部外包給其他的公司(大部分為中小企業)以提升大企業本身的“彈性” ，進而回應小眾而多樣的市場需求，於是許多學者以此趨勢推斷屬於中小企業主導的彈性生產時代已經來臨。
不過Harrison可不這麼樂觀，他認為這只是大企業為了適應市場結構變遷所採取的一種策略性因應手法，雖然中小企業藉此得到許多承接大企業外包的生產工作，但是就整個產業商品鏈來說，行銷、財務與技術等高利潤環節仍是控制在大企業手裏，亦即權力與利益的分配仍是極不平等，中小企業並沒有因為生產接單的增加而使其權力與協商能力提升至與大企業相抗衡的地步，反而大企業因為政治、匯率風險的分散與管理工廠、勞工成本的減少而成為彈性生產時代最大的受益者。
相對地，勞工是彈性生產時代最大的受害者，尤其是中小企業的員工。這些受雇於中小企業的員工經常是低薪、長工時而且沒有享受到任何社會福利待遇與工作安全保障，而造成這種彈性生產黑暗面的原因在於這些中小企業員工通常沒有工會制度的保障，無法集結替自己爭取應有的福利，而政府通常採取袖手旁觀的態度，大企業之所以精簡組織而將工作外包也是基於此種考量，因此勞工，特別是身處第三世界的勞工，成為是政府與企業共謀下的犧牲品。
弔詭的是，即使大學也開始實施組織瘦身。以台灣為例，正式大學教職職位遇缺不補，學校反而雇用大量的兼職博士研究生以節省成本，而且還不用負擔各種社會福利與保險制度的費用；除此之外，最近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生與助教希望成立工會捍衛自己的權益，卻遭到校方的阻擾因而發起為期一週的罷教活動。
這些事件突顯了一個重要事實：彈性生產的黑暗面已入侵受雇員工的各個層面，不管是藍領或白領勞工，所以組織瘦身或者彈性生產只是企業為了應付資本主義生產危機而將成本轉嫁到勞工身上所採取的一種策略，絕不是如主流經濟學家所說中小企業的網絡組織已成為新時代工作的創造者與技術的創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