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遊者文化

台灣，進入英國榮光中
撰文=詹偉雄 (學學文創志業副董事長．﹤數位時代﹥雜誌總主筆)

第一次造訪倫敦的設計博物館（Design Museum）是在一九九二年，這棟白色、不起眼的建築位於泰晤士河的南岸，棲身在灰撲撲的廢棄工業建築區塊裡，隱而不顯，但印象中，德國包浩斯（Bauhaus）現代主義的風格還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從 “ Design Museum” 這兩個字的英文字型（尤其是“U”這個字的圓角，讓人直覺上就覺得是“Bauhaus”的那個“U”）、建築立面窗架的分隔，到不及六百坪展場裡那修長而綿延著的鑄鐵欄杆，看起來就像是從德國搬來一樣。

上樓後，在那可以遠眺倫敦塔的展間，有四台骨董級的Austin Mini Cooper汽車躺在那裏，整個空間沒有多少參觀者，孤伶的地板上，落日冷冷斜照著，這四輛車此刻彷彿象徵著失去競爭力的英國工業，有了這樣的念頭，我便舉著一只內含馬達的碩重Nikon F3相機，拍了好幾張以汽車弧型引擎蓋為前景，隱隱反射著對岸倫敦舊城天際線的正片。

二○○六年初再次來到設計博物館，是與它的館長蘿松女士（Alice Rawsthorn）有約。跳上大鋼琴般的計程車，由旅館到博物館的路上，可看到當年黑暗、猥褻、不安、困頓著大批失業者的南岸，已有了巨大的變化，工黨的布萊爾政府以首都倫敦為試點，推動著獨樹一幟的創意城市計畫，而其中最大的工程，就是將破敗的南岸重建，改造成具有魅力的徒步區，包括成立以超越紐約現代美術館（MoMA）為職志的泰德現代美術館（Tate Modern）、遷移到南岸的市政府、「倫敦眼」摩天輪以及將舊廠房或歷史遺址（包括監獄、船塢）改建成容納包括「Wagamama」等新式餐廳的創意市集。在這冷冽的二月天裡，由泰晤士河北岸看去，四點多即將天黑的南城，卻是燈火通明。

圍著一條紅色絲質圍巾的蘿松女士親自等候著我們，「同事們都急著下班了，」她解釋道，聲音帶著一絲絲顫抖：這個博物館只有不到十二位的同事，一旦前後展覽要交接時，便會出現人手不夠的情形，因而，她連一個專任的秘書都沒有。此行的目的，原本是我們要向蘿松女士請教與台北的合作可能，但卻成了她向我們訴說經營苦水的尷尬會面，原來，英國博物館的運作所需，除了靠自己本事（門票、開發商品、募款）取得的營收外，其餘大部份必須靠國家博弈彩金的分配來支援，而政府要決定撥多少金額給這家博物館，得先靠這家博物館提出各項證據來證明自己對社會產生了多少影響力而定，倫敦設計博物館的窘境就在於「入場觀眾愈來愈少」，但在蘿松女士看來，這似乎是「蛋生雞或雞生蛋」的永恆難題：沒有經費，如何做行銷來吸引更多的英國人理解「工業設計」這曾經是英國榮光的百年國粹呢？

二○○六年和一九九二年比起來，倫敦整個換了門面，告別蘿松女士後，我們和一位藝術插畫家約好在城中聖約翰街上一家就叫「聖約翰」（St. John）的餐廳晚餐，這是家標榜「把一頭豬從鼻吃到尾」的新派食店，廚房是開放式的，身著白色制服的侍者滿場飛，結帳後，把畫著一頭曼妙橫陳的豬的菜單帶回家做紀念，心頭嘀咕著：城市發達的結果，連素來單調生冷的英國菜都有了張力。

回到台北，回信給蘿松女士，沒想到她說：與我們見面的隔天，她就離職了（後來才知：設計博物館的創辦人，以Habitat、Conran Shop家具連鎖事業而大名鼎鼎的Terence Conran對她的經營路線有意見），接替她的是一位名叫德耶．薩德奇（Deyan Sudjic）的先生，她提醒：如果要有後續的合作商談，就得找這位新館長了。

二○○九年的二月，我又來到倫敦設計博物館，這次是陪著妻子進行一趟兩周的歐洲建築之旅，順便好好地徒步走一趟泰晤士河南岸，洗禮一下英國改造都市的智慧。設計博物館是這條路線最東邊的一個點，沉甸甸的一個下午裡，館裡居然依舊沒甚麼人（和稍晚我們拜訪的泰德現代美術館之人山人海，對比有如天壤），我們在美術館賣店裡逛著，一本紅色的小書立刻吸引了我：The Language of Things，作者：Deyan Sudjic（沒想到半年多後，這本書以繁體中文版出現在眼前。）。

翻閱這本書，覺得薩德奇館長和蘿松女士一樣，他（她）們都對當代的「設計社會」懷抱悲觀看法：「設計」愈來愈不需要人文理念、長期琢磨，而只是要盡快的生產出「不同」（difference）就好，因為每一個產品生命週期不過六個月，時間一到，即便商品沒壞，消費者也覺得膩了、舊了、該換新了。設計不再是為追求更好的生活方式而服務，設計只是為了在喜新厭舊的大時代裡賺錢而已，從某個角度而言：十九世紀下半葉由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領導「工藝美術運動」所揭櫫的設計改良理想（讓工業製品能做到和手工作品一樣美好），或者包浩斯學院創造的技術淑世運動，還有二戰之間老設計師們跟在典範原型作品之後、精益求精的美善動機，都在當代社會的商品化浪潮裡全軍覆沒了。
兩位前後任館長都是典型英國知識份子，長期擔任文化評論者多年──蘿松女士是《國際前鋒論壇報》和《紐約時報雜誌》的設計專欄作家，薩德奇曾創辦《藍圖》(Blueprint)雜誌，當過建築雜誌《Domus》長期的編者──因而，懷抱這樣的悲觀主義並不意外，但如果作為東方讀者的我們，率而地認為「設計」真的只是成為「異化」的工具，那也可真是「誤讀」或「錯讀」了這本書。


讓我們從另一個脈絡來讀這本有意思的書。

我私下的看法是：在英國，要談論「工業設計」，已必然成為一件尷尬的事情，這個發明「工業革命」（當然也發明了「工業設計」）的祖國，如今已幾乎沒有了工業，從亞當．史密斯《國富論》裡倡導「分工」生產力好處的別針工廠，到設計博物館裡只堪憑弔的Austin Mini Cooper（或者你要再加上勞斯萊斯與賓利Bentley也可以），英國在世界經濟市場裡幾乎已失去了每一項工業的主導權，連帶地，「工業設計」也失去了它的槓桿力量，蘋果電腦副總裁喬納森．埃維（Jonathan Ive）如果沒有在一九九二年離開他的故鄉英國，是不可能設計出iMac、iBook、iPod和iPhone的。但是布萊爾重整過後的英國，經濟實力仍然持續長進，只是如今它的競爭力表現在各種象徵符號的設計與創造（從衍生性金融商品、Rolling Stones與ColdPlay的音樂、Norman Foster的玻璃建築到St. John餐廳裡的用餐氣氛）之上，社會熱切從精緻藝術（fine arts）裡開發出新型式與新意義，因而，作為「工業設計」知識與論述傳統的傳承者，流連忘返於工業遺址間、對著某種昔日光輝油生些許傷感，是可以理解的。而這本小書對東方讀者的最大價值，即在於由作者一頁頁緬懷英國（與歐陸）歷來經典設計作品的關節理路之時，你得以在那種傷感裡，更露骨地「明白」了那件設計作品的精華──譬如在第二章裡，當我讀到了一九三二年「Anglepoise」這盞桌燈誕生的故事後，便在網上開始尋找起買它的方法來。

在全球化的變局裡，英國正點滴地失去工業，「工業設計」泛黃成知識史上一頁溫暖的記憶，但台灣不同，台灣正站在工業的制高點上，「工業設計」正是可發揮槓桿倍數的時候，如果我們補充了那些消逝中的英國知識，洞悉了設計如何操作意義和形式的技法，那大英帝國曾經有過的榮光，不也正是我們冒險犯難、即將登陸的彼岸嗎？

這是這本小書的另一種讀法，比較侵略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