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cember 19,2017 15:06

No.587 國際法自由主義與原住民族主權

極光攝影

整理:朱乃瑩

【編按:本文是根據台灣教授協會《左岸沙龍》於2017年3月26日舉辦的「原獨系列」第二場座談錄音整理而成。】

(一)少數族群的權利

Namoh (主持人):

臺灣的原住民族青年其實一直在談論主權跟國家的關係,一直到現在慢慢發展,和經過很多次修正,那個修正可能是經過內部的自我挑戰,才去慢慢的把理論建構起來。現在不一定是最後的終點,在過程中勢必還會做很多的調整。今天談論自由主權的原因,是因為我們看到國際上很多主權國家,他的法理基礎都源自於傳統的理論的概念,但是原住民要在這其中找到一點縫隙是非常的困難。聯合國這個沒有法權的平臺,其實是強權在做磋商和折衷、在做交換利益的場所。在這交換的過程中,原住民權利其實就被忽視掉了,即便有比較親原住民族權益的學者,透過自由主義的概念,希望在國家內部發展原住民族的權益,但是並沒有辦法完全去解決它在歷史上的傷害跟不公義的事情。所以今天請到Tunkan老師來談他過去對於這套理論的研究,或是他個人的分享。
Tunkan tansikaian(講者):

剛剛Namoh特別提到,其實在大部分的民主國家裡面,當然會有各種不同的意識形態所架構的價值觀,會形成這個國家的憲法,以及你這個國家的所有其他的法律、政治制度。

可是在我們這個社會裡面,自由主義大概是一個可以接受的最基本的意識形態,原則上尊重每個人選擇的自由。有些是包括你可能在政治上面的、言論上面的;有些可能是包括你在社會、經濟上面的一些權利。我們基本上讓每個人都有一個這種選擇的自由和機會。所以在政治、在言論上面,我基本上我只要沒有誹謗任何一個人,我要提出任何一個批評,都是我的自由;我要提出什麼政治主張也是我的自由。在社會經濟上面,我們必須要有一些基本的生存條件,如果沒有這些基本的生存條件,其實談不上所謂個人選擇的問題。你說,我對某一個人類的知識很有興趣,可是這個社會假設讓我一學期要繳一千萬才能念大學,實際上我並沒有這種自由選擇的能力。所以我們會發展出很多社會經濟層面的權利,所以,比如說我們會保障國民受教的機會,從基本的國民教育到現在的大學教育,都要有某種程度的保障。所以國家必須想辦法幫你出獎學金,甚至你家裡狀況差到一定程度的話,或許可以給你一些學雜費的減免。甚至包括為甚麼會有健保,基本上也是國家想利用健保的手段,讓每個國民都可以享受到他最基本的受到健康照顧的權利。所以這些社會、經濟、教育上的一些權利我們為什麼會做一些差異處理,有些人我們給他某些特殊的權利,那個不是給他特權,而是他缺少這些東西,他就沒辦法在社會上至少和大部分人擁有平等的選擇的權利。

這大概是架構我們這個社會能夠運作,我們去設立各種權利項目,最基本意識形態的自由主義。

可是在以往,包含原住民族在內的少數族群──我先比較粗略的講少數族群,因為其實少數族群的類型很多。以我們臺灣來講,除了原住民族之外,還有新移民;那客家族群相對於閩南族群……客家族群相對於原住民族,他雖然是漢人族群、他是占多數的,可是他相對於閩南族群,他又是少數。那……對剛要講新移民、新住民,他是後來的移民。

其實在很多的國家,我們會給少數族群一些權利賦予的設計,可是通常在社會上面,這些權利的賦予到底有沒有正當性,其實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滿具爭議性的東西。譬如說在美國,大家可能會比較耳熟能詳的,對主要是黑人的Affirmative Action(積極賦權行動),其實就像臺灣原住民的加分優待。在美國社會,動不動還會因為積極賦權行動打官司的,都還要搞到美國大法官要去做這個解釋、做這個釋憲的。

在臺灣也是一樣,各位不管是什麼年齡層,大概在開始求學的時候,就知道原住民有特殊權利、在升學上面有很多的保障。保障方式有很多種,有的就直接保送、公費生,或者像以往毫無差別的就直接給你加分。

可是我們知道這種升學保障的政策,在臺灣並沒有被整個社會好好地進行討論。這個政策本身反而變成原住民被歧視的源頭。比如說像我現在在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任教,有時候會有些同學跑來跟我講,某些老師,他們總覺得說,我看到原住民學生,就說什麼「你要好好用功,要不然……你不是有加分的話,你不可能念的,所以你要好好用功。」都會先給原住民學生貼一個標籤:「沒有加分你是考不上大學的。」可是這樣講又太誇張了吧,很多我們的年輕小孩子,不靠加分他也可以考得上啊。

可是現在的氛圍是,「你是靠加分才考得上的」。這個背後代表的是:「你是不行的。」

所以據我所知很多國立大學的熱門系,不太喜歡開原住民的外加名額,因為他就先認為你是不行的,你來了會製造我的麻煩。他不會從另外一個角度:幫原住民──不管是幫個人創造機會,或者是幫這個族群創造一個機會。

什麼機會呢?中華民國至少從憲法到《原住民族基本法》,是承諾要給原住民族自治的,是自決權。雖然法律裡面沒有用自決權,可是很多相關條文,比如說我們的憲法增修條文就直接寫啦,「國家應依原住民族意願」,然後你要興辦一些事情,要幹嘛幹嘛。那前提是「依原住民族意願」。所以他即使沒有明確使用「自決權」,只要看中華民國憲法裡面完全沒有「國家應依客家族群意願」、「依什麼族群意願」,沒有。那為甚麼偏偏在原住民族這塊,要特別強調說,國家在任何的施政、任何的政策上面,「應依原住民族意願」,其實那就是變相承諾自決權,甚至在《原住民族基本法》裡面還承諾原住民族要自治。

可是對於現在的原住民族而言,不管我們是未來去形成我們所謂自治區的政府、或者部落自治,或者是我們要去實踐我們的所謂的自決權,很多項目我們都必須要去實踐我們的自決權。

比如說,花蓮鳳林的開發案,那個牽涉到《原住民族基本法》二十一條,「政府或私人於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及其周邊一定範圍內之公有土地從事土地開發、資源利用、生態保育及學術研究,應諮商並取得原住民族或部落同意或參與。

「應諮詢並取得原住民族同意。」其實就是自決權的實踐。那甚至《原住民族基本法》第31條,「政府不得違反原住民族意願,在原住民族地區內存放有害物質。」就是核廢料。

很多的其他的一些權利項目都會特別去表述,可是問題是,對於現在的原住民族而言,對,我們有我們自己的文化傳統,可是我們也一腳踏入現代社會。如果我們要在現代社會去實現我們的自治、我們的自決,如果國家就說好,我讓你自治、讓你自決,可是放手不管,隨便你幹什麼。可是我們不用國家的資源,幫原住民族培養自決、自治的人才,那這種自決、自治的承諾只是空言一句。

我們現在去看原住民的升學保障政策,我們可能要換另一個角度去想,尤其是國立大學。國立大學基本上就是要促進階級流動、促進族群平等,所以更該開比較多的原住民族的外加名額,幫原住民族培養人才,充實我們的人才庫。 以往大家會去比較個人的條件,可是我們應該要往前去思考說,其實這個政策是要幫原住民族培養人才。而它的附帶效益是,讓原住民族學生的受教機會受到保障。

可是問題是我們的社會並沒有好好的討論這個問題,以於任何跟原住民族相關的一些權利設計,很容易在社會上,因為不進行比較深入的討論,然後因為原住民有權利,可是這塊土地上的其他族群沒有這樣的權利項目,那人家就會說你原住民族特權。

所以包括臺灣在內的許多國家,其實我們都必須要處理一件事情。在所謂多元族群的國家,或多或少都有這些族群差異權利。從最具體的、剛才所講的原住民族升學保障,乃至於一些比較特殊的語言權,甚至在北美許多部落早已在實施他們自治的權利。這些權利,我們把它統稱為「少數族群權利」。

可是在1990年代之前,「少數族群權利」或者是「族群差異權利」的正當性,討論其實相當的少。任何一個自由民主社會,我們去處理人民的權利保障的時候,大概都從比較基本的政治、言論自由先處理完,再過渡到去處理社會、經濟上的權利。所以差不多到1990年代左右,我們對於權利正當性的討論,開始過渡到族群差異權利的討論。

這些權利的正當性,我們到底怎麼去找到它的根據的時候,一開始的時候,大部分的西方學者,都是從自由主義的基礎,來去挖理論資源。那一樣回到我剛才所提到的,很多學者就會講,我個人所屬的族群、我所屬的文化,其實對我而言、對我的自我認同而言,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的族群、我所屬的文化,如果在社會上是屬於被歧視的地位、被歧視的角色;或者我的族群、我的文化在社會上、在國家裡頭是處於逐漸走向滅亡的狀態,其實這對於一個社會成員,尤其是少數族群成員,對他的個人自我認同是一個傷害。我們臺灣為例──比如說你是閩客族群,是這個社會主導的文化,基本上我們說閩客族群是漢人文化,所以不必特別去保障他,因為漢人文化自然而然會在這塊土地上不斷地延續下去。

所以,對於漢人族群而言,這種文化或族群的根源消亡的焦慮,可能沒有那麼嚴重,可是對原住民而言就不一樣了。只要我們離開部落之後、離開了我們的家裡到其他地方,我們很難去使用我們的語言。比如說,去年在跟教育部討論一件事情,現在各學校不是有本土語言課程嗎,本土語言課程的鐘點費,不管你是教閩南語、客語還是原住民語,鐘點費都一模一樣。我就說這個好像不太對勁:你要找閩南語的老師比較簡單,可是你要找原住民族語的老師,很難啦。理論上不是物以稀為貴嗎?可是在教育部國教署那邊討論這個政策的時候就說,不行!族群平等。所以大家都拿一模一樣的鐘點費。

這設計、這想法到底正確不正確?我那時候在跟教育部討論這個政策的時候,我就開玩笑說:你去菜市場買菜的時候,那個賣菜的你叫他來教臺語,其實他都可以教,他只要學會教育的方法就好;可是我們哪有在什麼地方、什麼市場,看到人家賣菜是用原住民族的族語在賣? 

所以你看一個語言,在菜市場都很少被用到,你就知道這個語言在社會上消亡的速度其實會很快,那相對的我們應該有更多的資源挹注下去,而不是給原住民族語言的保存、給閩南語的保存、給客家話的保存一模一樣的經費才叫做平等。

所以,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得出來,為什麼要有一些少數民族的特殊權利,包括原住民族,或者其他的──像我們現在也慢慢擴展到新住民,尤其是新住民的第二代,我們給他們一些特殊的權利設計,協助他們可以跟大社會整合。那無非是我們想要透過一些差異的權利設計,去幫助在這個社會上的少數族群,他所屬的族群、文化,至少能夠有機會傳承。當然,少數族群的文化會不會有滅亡的一天?當然有可能。可是問題在於,如果一個社會的做法是,反正你少數族群的文化總會消亡,所以我不必給你一些特殊的權利設計,讓你去維持你的火花。或者換另外一種場景,你的文化雖然會滅亡,可是我們國家想辦法挪一些資源,投注在你的身上,讓你有機會去延續你的文化,讓你曾經努力過。曾經努力過之後,即使最後消亡了,OK啊,我認帳。而不是反正你會滅亡,我就不用國家的力量去協助你。那這樣子反而是一種變相的同化。

所以總的說來,各種的少數族群權利,對於自由主義哲學家、思想家的架構裡面,就是用我們剛才所講的這一套模式,去找到正當性的基礎。

因為我們每個個人所屬的族群和文化對於你個人的自我認同相當重要,對主流族群的成員而言,他大概不需要花多少的心力,自然而然他的族群、他的文化就能獲得延續。所以多數族群的成員,在這個社會上要去實現他的自由權利的時候,不太會因為他的族群或文化的因素,而處於不利的處境;可是少數族群的成員會,會遇到這種狀況、會遇到這樣的不利處境。所以針對少數族群成員面對的不利處境,對於一個自由民主社會而言,我們的確有正當性的理由,賦予他某些差異權利的設計,好去讓他的族群和文化獲得維持的機會,也就間接的讓少數族群的個人去實現他的自由權利的時候,尤其是實現他的文化權利的時候,跟主流族群的成員處於平等的地位。

(二)原住民族的自治權

對於原住民族相關的權利而言呢,我們也可以從這個角度去進行論述。包括我們現在很喜歡談的原住民族自治,比如說最有名的,一位從自由主義角度去論證少數族群權利正當性的加拿大哲學家,Will Kymlicka(勤里克;金里卡)就特別指出,包括原住民在內的少數民族,擁有自治權。為什麼他可以擁有自治權?很簡單,他舉的例子,比如說加拿大的魁北克、或者是北美印地安的一些部落,你自己在你的領域當中,你自己本身就是多數。像魁北克講法語就是多數,然後在印地安的保留區裡面,印地安的人口本來就是多數。所以在你自己的土地裡面,我就讓你擁有自治權,你自己決定一些事情就好了,而不是完全外在社會作決定。那自然而然的他們就自己決定一些特殊的規範,比如說各位有去魁北克的話就會發現,招牌基本上要用法語、很多文件都是法語優先。我有一次去魁北克作調查的時候,開車經過印地安保留區之前,看到路名的標示牌,字體最大的是法文,再來同樣大小的是當地的印地安語言,然後英文小小的讓你看不到,這是他們故意的。所以對於魁北克省而言,因為他們擁有比較高度的自治權,所以他們可以自己決定那個省要怎麼樣去運作,自然而然就比較容易讓法語的文化能夠在那個地方延續下去。那在印地安部落也是一樣,比如說美國有一些印第安部落,其實規模滿大的。他們學校或許還是要接受聯邦政府的資助,但不是聯邦政府決定我學校怎麼辦,聯邦政府只是資助而已,但是我學校裡面要教什麼東西,基本上還是由我部落決定。我的傳統文化我會教,當然部落成員、年輕人未來還是要出社會,還是會讓他們上現代社會需要的東西,而不是像台灣。我常常開玩笑,台灣的國小,某個程度上還是「蕃童教育所」的延續版。像我們的國小──至少在我唸書的那個時代──在學校裡面不可能去教原住民的東西,連族語都不能講。在我這個年紀或比我更資深的,都經歷過禁止講方言的年代。禁止方言的政策其實對原住民的傷害遠大於閩客族群(就像我剛才開的玩笑,閩客族群在菜市場買賣都能講,可是對我們原住民而言不是這樣。一旦在學校裡面都不能講,而且幾乎是堅壁清野,以我這個部落為例,老師會進到部落裡,叫大人不要跟小孩子講方言。而最諷刺的是,進行家訪的老師本身就是布農族的,他在執行國家的政策、執行自我毀滅的政策。回過頭來看,為什麼我們會讓很多少數族群擁有差異的權利?他其實有一定的道理、一定的基礎。比如升學保障,以往大家都從這些角度來看:原住民比較貧窮,所以我想辦法給你創造升學的機會。但我們考試的科目是考什麼東西?或許考英文、數學沒有什麼差別,可是我們的語言類呢?所謂的國語、歷史呢?當然我們很多人對現在的歷史教育並不滿意,可是即使未來這幾年有機會讓我們的歷史課本完全本土化,但基本上還是考漢人的歷史,漢人移民、墾殖族群的歷史,到最後還是會這個樣子。從某個角度來講,布農族就是一國,相對於漢人族群,其實你們對我而言都是外國人,但來考試的時候卻是考你這個國家的東西,這對我到底公不公平?

我去年到馬來西亞的沙巴去做訪問,當地大概1/3的人口是當地的原住民族(其實就跟我們台灣的排灣族、魯凱族,還有我們布農族長得很像)1/3是華人混血,另外1/3才是當地的華人移民、馬來人之類的。我到那個地方有個感受,對台灣的原住民族而言,只是因為太貼近整個中國,所以漢人來的比較多。而東南亞那幾個國家、地區,因為離中國比較遠,雖然很多漢人去,但終究沒有超過半數,頂多只有新加坡。所以當地的國語不會是華語,而是馬來語、印尼語、泰語之類的。可是在台灣,當然漢人族群佔絕大多數,所以整個國家、社會的運作,基本上是按照漢人而不是原住民的規則去跑,包括升學。如果語言都是平等的,為什麼是以漢語為決定能否升學的條件呢?為什麼不是以我布農族語言?如果語言是平等的。

所以對於一個原住民而言,在社會上即使要去實踐……想要唸書、透過考大學,透過考大學求取更高深的知識,藉由這個知識最為基礎去經營我未來的人生,這本來就是自由主義給每一個社會成員的。但我因為是原住民,所以考試的科目不是我的語言,也不是我的歷史。說實話,從某個角度來看,他就矮一截了。

我記得阿美族很多跑到南非去,他們在南非的時候,其他的漢人也有一些移到那邊去,其實他們在那邊反而是平等的。因為在南非社會,不管阿美族或閩南人,都是外來者,都必須要按照南非的規則去跑。但在台灣不是這樣子,連我剛才所講的,能不能獲得比較公平的機會,按照我剛才的分析,是不公平的:為什麼呢?因為考試制度的設計。

從某種程度去講,我們拉出一條比較特殊的升學管道是有道理的,因為原住民其實是另外一個國家、另外一個文化,可是我們整個升學制度的設計是根據主流族群的文化去設計的,那其實非常不公平。

當然我們可以繼續往下一步……就像我剛才一開始所講的,或許可以從另外一個面向:民族自決、自治的面向來論述其正當性。所以總的來說,對於自由主義者而言,他可以從個人自由以及平等權利的保障等最核心的原則,推導而出我們賦予少數族群的很多特殊權力、差異權利,包括原住民的一些權利,尤其是自治權、自決權。

但問題是,如果很單純以自由主義為理論資源,論述原住民族權利的正當性,恐怕會有一些問題。為甚麼?大家想想看,現在不是在爭取原住民族自治嗎,各位可以稍微粗略地去思考一下,在1895年清政府把臺灣交給日本統治時,其實清政府實際統治的範圍大概只有台灣的一半。整個中央山脈,以及東部的大部分地方,都還不在清政府的統治裡面,其實很奇怪,我們也沒有說要被割給日本,怎麼我們也一起被賣了。

我們現在原住民族要求自治,最理想的狀態其實是一個族一個自治區,但可能有個問題:會有人說,你們原住民憑什麼?你們的人口只佔百分之二,憑什麼臺灣一半的土地變成你們的自治區?那就算原住民你必須要有一些差異權利,去保障你實現你的自由、你的平等,這我接受;但憑什麼臺灣一半的土地要給你成立自治區?你只有百分之二的人口。

對我們原住民族而言,我們的想法很簡單,這一半的土地,或者是領域,本來就是我們的啊。我們也沒有說要脫離現在這個國家,我們只是說在現有的國家裡面成立我們的自治區,但還是會回到我剛才所講的,就會有人質疑:「百分之二的人口,你憑什麼擁有接近一半的土地領域?不公平啊。那你就算自治好了,勉強好啦,我把臺灣的百分之十畫出來,比如說你的部落、以及部落的……比如說方圓兩公里,那就是你的自治區,如果我們是以──因為自治區的概念有很多種,有的是像中國那種大的自治區,但也有的是以部落為單位的自治,像北美基本上是以一個部落為一個自治單位;對臺灣而言,其實過去長久以來我們追求的是一族一個自治區。但現在因為公法人化,台灣現在經過清查認定的部落有743個,大小差很多。像他們太巴塱、馬太鞍是最大的,可是像我們布農族有的部落只有十幾、而十幾個人,非常的少。可是不管大或小,我們國家前陣子修了個法律,部落變成公法人。或許我們可以以部落為單位來成立民族自治制度,但自治的範圍就停留在你的部落,以及你部落的方圓……可能比如說一、兩公里。那七百多個部落算下來,可能只要臺灣百分之十的土地。搞不好對於漢人族群而言,他們會說,我已經很慷慨了,因為你只有百分之二的人口,可是我給你百分之十的土地進行自治──因為對於自由主義者而言,他或許會承諾自治,但他沒有辦法解釋一個事情:為什麼百分之二的人口如果要實施自治,他可以用這國家百分之十的土地?對於自由主義者而言,以我剛才的論述,他只承諾讓你擁有自治,尤其像原住民族,讓你擁有自治,讓你在部落裡面可以遵照你的想法,比如說學校裡面的課程設計、教師延聘──比如說像最近台灣在推實驗教育,有好幾個原住民重點學校也要改成「原住民族實驗學校」。我有機會碰到那幾個學校的校長的時候,我都會特別講說:雖然我們還沒有自治區,但趁這個機會,我們做一些教育上的自治、自決,想辦法在法規容許的範圍之內,搞不好……像這種原住民族實驗學校,你連校長的延聘、老師的延聘,甚至課程內容的設計都要經過部落、部落會議的同意,變相的形成原住民族在教育上的自治。

對於自由主義的理論而言呢,我容許啊。你自治,在你自治區的範圍裏面,基本上你佔有主導的決策權,自然而然你在你的自治區裡的整個運作,會比較符合你自己民族的想望、你自己的需求。可是自由主義頂多只能承諾到這個程度而已,可是你的自治需要多少的領域、空間,對自由主義者而言他沒有辦法去回應,為什麼百分之二的人口理當使用臺灣一半的土地進行自治。這就是自由主義在處理少數族群權益的時候,或許某些類型的少數民族權利它可以處理得很好,可是遇到原住民的時候呢,他就沒辦法很好地進行處理。原因在哪邊呢?

原住民族所擁有的權利,與一般少數族群擁有的權利的性質不同,原住民族……至少在我的研究當中,我認為原住民族擁有的各項權利,尤其是集體權利:土地領域、自治權這些權利,基本上他是一個由主權體所衍生出來的權利。我們首先必須要承認原住民族是一個主權體,才能夠架構出後來為什麼能擁有這些權利。這邊我必須要澄清「主權體」的意涵,在傳統國際法的概念裡,主權體當然是一個國家,可是各位要是稍微在美國有待過,美國政府在論述印地安的部落,就是一個Sovereignty,當然那個Sovereignty並不是像美國(USA)那樣一個國家的主權體,而是一種「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我甚至有時候會開玩笑,美國的印地安保留區他們有自治區政府,它其實有點像中國傳統的藩屬國的意味在那邊,你現在好像也不可能說完整的獨立出去為什麼呢?我從以前在研究原住民族運動的時候,絕少成員會提出原住民族獨立這件事情絕少。因為其實實務上也不是那麼簡單。有些在臺灣也滿頭痛的,到時候有衝突的不一定是原漢之間,而搞不好是原住民族之間。比如以前我常常開玩笑,以前每次還我土地運動的時候,我們布農族講話都很小聲,因為我們布農族是遷徙最廣的民族,這代表我們也是搶其他族的土地。十六個族都要搞獨立、變成一個一個國家的話,我們布農族跟其他族群的歷史恩怨也很多。

那麼,回過頭來看,我們必須要先承認原住民族是一個主權體,但我們又不能在傳統國際法的概念之下去思考,當原住民族說:我是一個主權體,我擁有主權,因此我擁有自治權、我擁有我的土地領域的權利,甚至我擁有自主決定部落裡的學校到底該教那些內容的權利。這種從主權的觀念所導衍出來的原住民族權利的正當性,跟其他的少數族群是不一樣的。而且這樣的想法在以前1980年代原住民族運動的時候就有了。

我在這邊稍微帶大家讀一下這段〈原住民族權利宣言〉前言:

臺灣原住民族不是炎黃的子孫……臺灣原住民族屬於南島語系,與自認為是炎黃子孫,且均屬漢族的閩南人、客家人與外省人不同。臺灣原住民是臺灣島的主人,在1620外來勢力尚未入侵之前,原住民族是臺灣島唯一的主人。……(後面我省略啦,就去細數從荷西、明鄭以來到國民政府如何去剝奪原住民族的主人地位)……雖然已喪失主人的地位,但原住民族在意識上仍完全肯定自己是臺灣島的主人。(那後面就提到說臺灣原住民族正面臨種族滅絕的重大危機:經濟剝削、社會歧視、政治壓迫或文化的漠視)

像這樣的寫法,其實就在告訴我們一件事:第一點,原住民族和主流族群是不一樣的,所以不應該拿主流族群的那一套制度硬套在原住民族身上,所以應該要有一些差異權利。就這個程度而言,還是跟我剛才所講自由主義的立論基礎是一樣的。但最不一樣的是這邊的「主人地位」的聲明:我是這塊土地上原來的主人。更早之前的平埔族群的部分沒有辦法,因為都已經漢化了。可是至少清政府把台灣交給日本的時候,很明確的有一大半的土地清政府沒有實質的統治,各個原住民都是小國寡民、一個一個的小部落,或者是比較會通婚的血親部落的聯盟。我們就把它想像成──如果以現在的數目字的話──七百多個國家就對了。

那既然現在說要讓原住民族自治,就讓它恢復成原來它還是自己的主人時候的狀態嘛。所以我們從這個角度,才能取得正當性的基礎說,百分之二的人口,它有權擁有臺灣一半的土地去進行自治,因為那些土地領域本來就是它的,它本來就是那些土地領域的主人。1988年寫這個東西的時候……我後來才搞清楚是誰寫這一份1988年臺灣原住民權利促進會發布的東西是誰寫的:Iban Nokan(漢名林文正)寫的。

(三)原住民不只是要有當主人的感覺,更要真正做主的地位

我們回過頭來看,當我們跳脫……不能夠說從自由主義的角度去論述原住民族權利正當性完全不可行,但它有它的限制,因為它沒有辦法去解釋一些歷史的問題。你看我們現在都如火如荼地談轉型正義,可是我們原住民族社會,我必須講一些坦白話,很多原住民族社會的成員在那邊冷眼旁觀。因為對一些原住民族來說,現在要做的轉型正義,好像比較多思維的面向就是處理在1945年之後的問題。可是對原住民族而言,該還給原住民的公道,可能要從荷西、明鄭一路細數下來。那這種歷史正義、這種轉型正義在原住民族身上,有沒有可能發生?當然我們現在比較樂觀一點,準備新上任的小英總統,至少他口頭上有說過,未來要處理轉型正義的時候也會有原住民族這一塊。可是這一塊真的不太好處理,因為如果從我剛才所講,這種所謂原住民族主權的觀點,以這個為立論基礎去導出各種原住民族權利,其實是挑戰了我們這塊土地上敏感的族群關係的神經。以前可能是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間的問題,可是原住民族的訴求、1988年原運的訴求,它其實最後會挑動到……它所攻擊的其實不只是所謂的中華民國,它要挑戰的對象包括閩客族群。各位每隔一陣子就會聽到一些新聞,尤其在花東那邊,一些土地開發的案子,原住民族會出來說:怎麼沒有取得我們的同意?那有些不了解的社會成員就會說:那是國有地,你們原住民怎麼那麼囂張?那是國家的土地啊,縣政府要用就用啊,憑什麼要事先問你們原住民族、你這個部落?可是如果我們能夠了解原運的宣言裡面,透露出來的對於這種歷史上原來是主人地位、或者是主權的訴求,我們自然而然能夠聽得懂現有的原住民族為什麼會提出這種主張。甚至包括所謂的教育,我們現在有很多的族人提出,我們要有我們自己的教育制度──當然,這恐怕是一種策略──比如說我剛才所舉的例子,原住民族實驗學校,你會怎麼去推動它呢?我前陣子也是聽一些朋友轉述,他們在教育部開會,國教署那邊其實有點消極。因為大家要曉得,原來的實驗教育三法它其實是為了一些華德福、森林小學,是為了中產階級以上家庭的小孩子可以去的那種實驗教育。實驗教育三法在創立的時候,其實完全沒有想到原住民,只不過我們族人(我們也讀過書、也看過法律)發現裡面有空間,可以推動把一些原住民重點學校改成實驗學校。其實現在各個部落旁邊的一些國小,它基本上還是「蕃童教育所」的翻版,頂多好一點點。在我那個年代絕對是「蕃童教育所」的翻版,只不過是從日語教育變成所謂的國語教育。當然現在好一點,有些學校會利用所謂校本位課程的時間,一定的時數,它上屬於它自己部落文化的東西,是好一點。不過那個不是正式課程,是很邊緣的,而且有時候你那些學校的校長、老師,都不是原住民,對原住民也不關心,它也沒有義務要在校本位課程裡面教當地部落的文化,它也可以很單純的教小朋友小提琴。只要有一些企業家願意資助小朋友買小提琴,你的校本位課程就在拉小提琴,完全沒有利用校本位課程的時間去傳承部落的東西,當然國英數理化更不可能。可是問題是,很多人會說原住民的小孩、年輕人未來還是要進入大社會,你教那麼多傳統文化幹什麼?你應該要教一些國英數理化的東西啊。還是要回到我剛才所講的問題,對於主流社會而言,學校不教一些閩客文化的東西,講坦白話你還是可以在社會生活當中學到,可是對於原住民族而言是很難的,尤其現在部落被解構的很嚴重,大部分的人……其實有的時候見面的時候,比如我們在台北見面,整個部落人口掏空的狀況很嚴重,現在一半的原住民都住在都會區。所以我們滿期待有自己的教育體系,就算是折衷綜合也沒關係,但至少經過我們去思考、同意的,一般教育和民族教育都一起學習,而不是現在主流社會決定原住民該學什麼。

如果我們能夠了解這種主人地位的訴求、了解這種主權觀──我再說一次,這種主權觀不是非得要獨立成為一個國家──甚至搞不好原獨的訴求只不過是一個方法論,它是目的還是方法論,我們都可以討論──但是一旦可以理解這種主人地位的訴求,我們慢慢就能夠理解原住民族的各種權利訴求背後的本質。所以不管是那一個黨執政,對於原住民而言,我們也滿擔心只是淪於恩給式的福利政策,而沒有去思考到讓我們在這塊土地上面、讓我們在這個國家也有當主人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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