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ch 21,2017 14:14

No.548 面對公共議題切勿捨本逐末 [米那娃之梟]

極光製圖

前言

在民主國家之中,公共議題的議論、爭辯乃至說服競爭,恆常為公共政治問題的主軸。蓋脫離神權政治與君主專制之後,政治不再刻意神秘難測,也不再由個人或少數人視為不可碰觸的禁臠。在當前人民主權的趨勢與意識型態下,涉及稀缺資源分配的權力與擘劃群體發展未來的決定,歸屬於彼此自我認同的共同體全體成員。因此,如何形成共同想望,形成共識,進而決策,有賴形成溝通,進而決策。
然則溝通並非漫無目的的清談與憑空想像,其實際上是有所目的,也有所期許、追求的意志形成過程中的意思表達活動。對紛亂而眾說紛紜的各種意思表示如何統攝最終為眾人可得接受的決策論斷,需要透過有效的溝通來加以達成。正因為基於這樣的目的,我們認為這些溝通需要透過一套程序來逐步形成共同的認知與意見,進而形成決策。這是我們之所以需要「程序」的理由:確保溝通的有效性與有助於決策的形成。

從而,程序基本上是作為一種輔助性的技術,目的在於確保溝通有效而易於形成共識,產生決策。但真正的價值評判,還在於問題本身。而問題的是否有意義,並不會因為進入這個程序或通過這個程序就得以決定。事實上,無效、無意義、錯誤意識的問題都不會通過這個程序而得到治癒。對於問題與事物的了解,還是在於追索依循脈絡,作出充分與詳實的基礎調查與分析、反覆辯證推敲而來。並不可能因為有了看似合乎某種程序的外型,就取代了事實的調查研究而取得正當。

台灣當前,無論是政治經濟,抑或是整體社會既有與未來問題,都面臨著嚴峻的挑戰與亟待分析求解。過去的沉痾未有根治而持續積累、甚至惡化。未來的可持續發展與願景路徑的描繪勾勒,乃至確立,仍然晦暗未明。當前的問題,並非是修修補補的調較糾正,而是需要擘劃更新與改造。需要有清晰願景與宏觀視野,並經過縝密分析後詳實推演,逐步佈局實踐。更重要的,與此同時,更應該有洞見問題本質,面對過去的偏差錯誤有清理決斷的勇氣與魄力,這考驗著智慧,也考驗著決心。

政治經濟亟待轉型改變

台灣過去在的歷史中有著威權殖民的長久統治的歷史。在遷佔者政權本其內戰史觀遺緒,置台灣於國共鬥爭的歷史脈絡之中糾葛不清。台灣長期被視為該政權反攻的基地與屯駐地。在此脈絡下,台灣不過是其虛妄帝國敘事中佔領的暫居之所在。因此,所有的管治,初期在於動員體制的確立與動員潛能的開發與掌控。在設定的戰時狀態下,政治進行高壓獨裁統治,經濟進行戰時管制動員。隨後又因為置身於兩極對抗的冷戰對峙前緣,在美國的扶持、指導與單方面開放市場的助成之下,經濟的建設成為強制遷佔政權在欠缺統治的民主正當性瑕疵下替代的正當性補充。於是,單方地利用美國扶持、投資、技術移轉並開放市場之下,賺取外匯的出口貿易活動成為其統治實績的表現與實踐。即令這樣的結構與內涵,仍然欠缺細緻且深刻的長遠發展思維與明確的基於在地根基持續發展的想望。但拜資源集中及偏斜發展策略之賜,中後期的高增長表現,確實讓失去母國的殖民政權重建打造起過往從未能實現的現代國家建構與實踐,並引為誇耀瓜代民主正當性欠缺的替代物。

影響所及,這一增長模式,在高壓統治與欠缺比較與批判下,蔚為國民對於政治經濟的想像與態度。並進而形成一種去脈絡、去政治的「政經分離」的虛偽論述。而這一虛偽論事甚至以偽科學的面目,充斥於台灣的社會。「政治歸政治、經濟歸經濟」、「拼經濟」等等話語以「中立理性客觀」的面目,成為人人朗朗上口的口頭禪。不假思索接受的結果,實際上是接受了去脈絡與去政治偏差論述與價值。更使我們離真實更遠,而深陷口號、偏見與片面的直觀之中而無法自拔。

當前的台灣的政治經濟情勢是,在民主化的過程之後,雖擺脫威權統治的格局,然而,當年黨國所建構的政治經濟結構並未真正予以去除匡正。隨其統治所建構起的綿密政治經濟社會結構雖在崩解,卻並未完全除去。甚且利用「自由化」取代民主化的方式,藉此透過產權轉移,反形成更加不易察覺,盤根錯節的支配機制。而原本遷佔者揚言打倒的母國競爭政權,在訴諸共同歷史情感的媒介與鞏固下,兩造詮釋政商集團彼此勾結,進行利益結盟。失去政權與支配力流失的過往的統治集團以獻祭與爭取買辦地位之姿,服務於擴張主義的想望而試圖從中漁利分肥。曾經一度模塑的現代國家自主政治經濟發展與路徑成為其出賣的標的。

這一表現實踐,特別在長期威權統治的中國國民黨一度失去政權後再取得政權時期表現得益加猖狂明顯。這些行動往往都以「自由貿易」、「發展經繼」、「爭奪中國旁大市場」等名義或理由予以正當化並積極推動。其以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為名,積極推動與中國的框架性經濟協定簽署。這個以「ECFA」廣為人知的所謂框架性經濟協定遠非其所宣稱的「經濟性」,實際上該內容牽涉影響甚廣,更充滿著政治的算計與政治意識形態的主張與考量。所影響者,不僅僅是往來貿易的產值,更加重要也更為關鍵的,則是產業的消亡與產業結構的空洞、崩解。影響所及的是就業、社會結構甚至是國家經濟自主性流失與崩潰。這是2014年319政治運動的根本性原因。而根源於這一系列持續的失政,導致經濟社會議題的爭執與矛盾,更形成利益集團與多數人民尖銳對立的形勢。從而衝突中所體現、衍生的是這些觀念與價值的對決,終而匯聚集結成反抗,成為其再次失去政權的契機。

爭端在價值體系衝突,在政治經濟結構與路徑,而非程序問題

因此,以2014年的318政治運動為例,其衝突的根本是政治經濟衝突,是涉及台灣整體產業、經濟、社會與政治結構都面臨衝擊、影響,甚至轉變的重大爭議問題。絕非僅係立法程序或制定政策程序問題。這一系列框架性協議,更不僅僅是經濟性協議。其後果是終將導致「質變」,並危及根本存利的問題。對此問題的爭執本身是,我們須對於這一政策決定的拒否問題,而不是如何通過的問題。是實質問題的的抉擇問題,而非程序是否瑕疵的問題。

誠然,一國的經濟,特別是以對外貿易導向為主要經濟生產活動的國家,必然會對境外他國進行貿易活動。而基於風險分散與確保經濟的自主獨立,政策的理性選擇必然是分散而避免集中。且對於有過度集中的狀態必然必須調整改變。過渡的集中,將形成依賴而處於被動甚至備受支配。台灣對中國的投資與經濟活動,在各種過渡宣傳與中國大力引誘下,早已過熱偏斜,對中國經貿的依存度早已超過危險的水準。根據經濟部國貿局的統計數據,已超過42%(尚不計入隱藏性數據),這樣的依賴程度經濟自主已經危如累卵。合理的政策導向自然是分散風險,降低依賴。但當時的執政者卻違反理性的分析與常識以逆反的邏輯強推更進一步的對中經貿「合作」。完全無視這一危及經濟自主,衝擊既有產業結構,勢將危及眾多民眾就業生技的政策。加上本已十分不健康卻大受鼓勵默許的「台灣接單,海外生產」模式的推進,台灣資本快速外移,海外直接投資卻幾近枯竭。而這些統計數字計入台灣國民生產總值卻未曾匯回的企業海外所得,在租稅協定進展消極遲緩而有限的狀態之下,政府的稅收成長緩慢停滯,公共負擔卻日益增高。這些都不利台灣整體國民經濟的發展。這些都引起包括勞工、學生、自營商、中小企業主,甚至企業主的危機感與憂心。然而,當時的政府,無視此呼籲,緊緊擁抱權貴集團的政治經濟利益,拒絕實質問題與內容的討論,更不願溝通。強硬的想要利用當時的執政與國會優勢,企圖強推其未經檢驗批判的政策。因而引發民眾的抗議反抗。

從而,我們回顧這段離我們不遠的歷史,可以發現,本質性、實質性的危及台灣生存發展的決策與行動,是民眾真正反對的目的與原因。因為這些將會涉及經濟產業結構的改變,也會造成整體社會國家無可回復的重大政治經濟利益損害。粗暴輕率而欠缺程序正義的「半分鐘」立法過程,是最終引爆民眾怒火的導火線,但終究不是引爆人民怒火的真實目的與原因。

程序正義之外的實質問題不可忘卻

今日已經可以朗朗上口的「程序正義」在程序上有其重要性與必要性。這也確實有助於確立溝通的有效性與適正性。然而,對於社會問題,特別是公共議題的叩問,始終不應該、也不可僅止於此。因為,問題的病灶的研析,透過脈絡的追索與調查研究,經過縝密的抽絲剝繭,我們才有可能逼近問題的根源與本質。然後經過批判分析,我們方能找到求解的可能,並進而擘劃願景,然後制定達成的策略。

而實質問題的究問,需要通盤全面而宏觀的多方檢證,需要透過科學性的分析論證,我們才能明晰問題。這些透過調查、研究、分析、驗證後的成果,才能讓我們庶幾理解問題的全貌與真實。而也在真實的基礎之上,我們才能共同討論、規劃從真實基礎上的未來策略與執行方式。

形式性的名稱與檢驗常常有其侷限性。而這一侷限性更因為成見的認知偏誤,往往讓我們錯誤解讀,限我們於錯誤意識之中而不自覺。就以長期一再被美化成經濟發展萬靈丹的「自由貿易協定」,鼓吹者往往過度樂觀簡化,而認為「自由貿易」無論名稱若何,都是正面積極而有利的。卻忽略了經濟活動畢竟仍然是人類有意識的組織性活動。而支配組織活動背後的動機、目的,與該主體的本身意識形態,往往才是問題的根源。正如有識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的警言:錯誤的自由貿易傷害公共利益。而經濟政策的本質目的,正是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若然,執拗且一廂情願地簽屬自由貿易協定,無視所將可能造成的傷害與衝擊,不但是荒謬的,也是不智的。

而中國作為一個極權專制的國家,雖然積極參與國際經濟貿易活動,但其目的、本質與結構而言,並非是一個健全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國家。政府仍然深深且積極的介入中國各種政治經濟活動領域並扮演著主要的支配地位。獎助、優惠、補貼、特許甚至操縱匯率,基本上是中國政府在國民經濟角色中的主要表現特徵。這也是包括美國、日本、歐盟等主要自由市場經濟國家迄今不願授與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根本原因。面對這個「並非自由經濟」的龐大經濟體,卻妄想透過簽屬「自由貿易協定」來獲取自由貿易利益,實在是充滿荒謬的反諷意味。

結語

公共議題涉及整體的社會群體,內中有複雜的脈絡成因。因此,與探求其成因,尋求根本解決之道,非從本源、本質難以企及。而求解政治經濟問題也沒有捷徑與簡便的速成路線。必須從成因、結構、影響等多方調查研究、分析才有可能掌握,進而尋求解決之道與策定相關的策略。箇中的過程當然重要。而程序的適正正是監督管控的必要方法。但也正因為如此,我們必須理解其目的性與局限性,更不可能以此作為公共議題探問的滿足。如果囿於程序的追求,因此偏廢乃至忽略了根本的問題解析與探求努力,則顯然是捨本逐末的荒謬行為,必須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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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2008 發表於樂多回應(0)引用(0)歐羅巴 vs. 歐羅肥編輯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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