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ch 7,2017 15:14

No.546 Ungovernability: 小英政府面對的「不可治理性」危機?! [新一]

極光製圖

人神共憤的「馬邦伯」下台之後,望治心切的台灣人民,寄高度希望於小英政府,這廂才讓小英政府得以大贏國民黨三百萬票,沒多久,那廂即刻讓小英政府在社會過度期待下,因過於失望而受困於雪崩般的民調泥沼中。
事實上,針對小英政府上台後即陷入左支右絀的窘境,已有許多評論針對小英的性格,進行剖析針砭。本文則想從台灣社會結構的變遷角度,嘗試提出不同的結構性思考,並指出小英政府面臨一種「不可治理性」(ungovernability)的危機之中。

根據對資本主義國家危機素有研究的德國社會學家歐斐(Claus Offe)的定義,所謂「不可治理性」是描述一種制度上的不足以解決潛在的政治危機,及踵接其後的制度性轉變的狀況。儘管,當「不可治理性」作為一種概念之時描述捕捉問題根源時,常會容易陷入所謂「正確與正常」的可治理狀態,應該是處於「一種優質且有序的治理狀態」,導致許多更為保守跟反動的「治理」手段被引入,例如以福利超載導致財政問題為名,進行公共支出之削減;又如以過多的民主參與導致制度超載而讓效率不彰,而引進各項市場機制等等。

然而,若撇開此種消極應對,而是用一種積極的態度面對新的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衝擊,並用一種進步的胃消化並主動迎戰,加入型塑未來「新的治理」(一種新的政策作成與決策之遊戲規則)的可能時,其實用「不可治理性」來理解捕捉台灣當前的處境,或許也是一種找到突破「現狀」方法的叩問。

基於此,台灣當前政治與社會各項爭議與難題中,目前似乎可以歸納出三種「不可治理性」的問題狀態(註一) 。歸納當前卡住小英政府幾項社會爭議,而陷入一種「不可治理性」狀態的議題,分別可以歸納成三類:第一:「黨國威權」殘餘;第二:經濟分配問題;第三:道德爭議。

首先,所謂「道德爭議」的議題,常會因為道德性主張的兩造對立,導致難以形成共識「不可治理性」的狀態。誠如,台南大學行政管理學教授吳宗憲的研究,道德爭議比較會陷入「不可治理性」的狀態,並指出「落實博弈產業合法化,甚或在學校開設課程,究竟是『拼經濟』的民生政策,抑或使社會墮落的『不道德』政策?允許宗教團體『放生』,究竟是仁慈的『道德』政策?抑或是破壞生態的『不道德』政策?」(註二) 換言之,此類基於對立道德基礎出發的主張,容易陷入各執一詞的狀態中,若按照很會溝通的小英政府,要透由社會對話與共識以求共識跟令致各界滿意,實難短期達致。

撇開此種較常陷入「不可治理性」的「道德爭議」類型之議題,其他兩類導致小英政府僵局的議題,其實是相較容易解決的。以第一類型的威權殘餘而言,這類型的爭議,根本只要在決心上痛定思痛地大刀闊斧的斬斷以為告別,問題即可解決。以十八趴、軍公教年金改革,上街騷亂之人,幾乎可說是過往既得利益的反動一族(註三) 。面對這類從來就站在台灣民主進展對立面之人,只要拿出金剛霹靂的魄力跟手段,切忌優柔寡斷,以及想尋求跟威權殘餘共生之可能。再者,針對處理威權殘餘議題而不滿之人,幾乎是國民黨的鐵票群,只有經由大刀闊斧的切割處理,才能讓此群長期被國民黨綁架之人,恢復正常心智,更能讓他們透由切斷國民黨的奶頭乳汁之心理仰賴,而重獲新生。

至於,第二類型的經濟分配的問題,某種程度上也是「黨國威權」治理的殘餘歷史所導致,並引發「不可治理性」的狀態。例如,小英政府推出相較進步的「一例一休」,最後並沒有得分,反而引發各界的不諒解,也算是小英政府令人「刮目相看」的本事。事實上,台灣勞資與經濟分配難以處理,有其歷史因素。

中國國民黨的威權治理,並非鐵板一塊。面對軍公教族群,乃是以「封建家臣」制度進行政治豢養,形成「黨國威權」統治的鐵桿骨幹。至於,面對民間私營部門,則委交給「市場」放任的治理方式,讓非我族類者,在市場中以「日頭赤焰焰,隨人顧性命」的心情,尋求各自的安生立命之可能。此種演變成沒有國民黨政治關係絭護的中小企業,無法經由「尋租」得到政府資源挹注,只能憑本事倚賴著國際訂單而活。此外,在民間私營部門就業者,則倚賴著工作與精瘦單薄的公司福利而活,並期待有一天能夠「黑手變頭家」。

因此,在「黨國威權」年代中,由於台灣得力於新國際分工,從六零年代歐美日因為戰後黃金十五年帶出的高工資,導致歐美公司利潤率下降,開始轉進四小龍等低工資地區,再加上七零年代,西方國家乾脆將生產鏈的製造端整個斬斷取消,以OEM代工訂單形式轉進台灣等地,給台灣私部門勞動者有「黑手變頭家」的階級翻身的想像。再者,在威權年代底下,台灣受雇者無法進行團結行動;於是,便只能用離開換工作的方式,開除老闆表達不滿,導致台灣勞動者的結社長期處於薄弱化狀態。

職是之故,中小企業型態為台灣經濟體的主要表現,也間接讓「小頭家」意識取代「勞工」意識,競爭意識切割了本該形成的「團結(階級)」意識,造成台灣的勞工組織或工會組織化的工作相當大的麻煩困擾。再加上網路所帶出的新興媒體,於是,利用「輿論聲量」,比起組織更容易,也就讓台灣處於一種相當怪異的狀態,即有著為數眾多、生猛活力、眾聲喧嘩的「勞團運動」(Labour NGOs’ Campaign),但卻難尋具備動員能力的「勞工運動」(labour movement),抑或勞工代表性的「工會運動」(trade unionism)。

於是,台灣政府便在經濟利益跟資源分配等敏感議題上,難以找到具備代表性的團體得以對口,如此,便陷入一種「不可治理性」的狀態中。回過頭,為了保障台灣長期過勞血汗的受雇勞動者,便只能希冀透由一部「勞基法」來解決性質天差地別的不工種行業的受雇勞工的勞動條件。忘卻,在西方社會中,受雇國民一體性的勞動標準,只是地板標準,並利用勞資雙方的代表性團體進行該業別的「團體協約」將勞動地板標準往上拉,以及保持該行業的特殊彈性。然後,在行業中,不同公司的受雇者為了進一步拉昇以該業別中「團體協約」為起跳的標準,還可以「產業民主」的努力方向,從工作現場(shop floor )為基礎,從現場工作決策參與開始,往上則以勞工身分進入董事會云云。

如果上述分析有理,則面對散沙般的勞工跟多元紛陳的勞團,或許在「一例一休」的工時分配爭議上,則應該配套「工會法」中職業工會不得跨越縣市之規定。政府無法幫忙工人組織,但其必須鬆綁制約跟阻礙工人組織的不合理限制,讓工人得以組織化,一方面是讓工人有鬥爭的武器,另一方面,則是有助於政府在未來找尋到適合且具備代表性的工會團體,進行拉扯協商,逐步帶出合理的勞動條件之改善。

有趣的是,歐斐(Claus Offe)曾指出,「不可治理性」在德國政黨競爭中最早出現的時刻,是德國北萊茵-西發利亞邦(德語:Nordrhein-Westfalen)的社民黨籍總理海因茨·庫恩(Heinz Kühn, 1966年- 1978年)在1975年的競選活動中指摘,若由右派的基督教民主黨當選的話,那麼將讓工會尋求制度外激越的抗爭,這將讓我們的政府與政治陷入「不可治理」(ungovernable)的狀態中。連德國此種勞資對抗高度制度化的社會中,都會陷入「不可治理」的恐懼中時,我們這種連具備代表性的勞工團體都不可得,而面對「十喙九尻川」(人多嘴雜)的狀態時,還可以治理的話,那就是奇蹟了呀。

唯有鼓勵具備代表性的勞動者結社的出現,才能在未來進行一種可治理的政策規劃與協商。換言之,在制度的設計規劃上,讓勞工團結性可以提升的方向,以及讓勞工代表性可以強化的制度設計,其實是我們在面臨數十年「黨國威權」治理之後,民主轉型過程裏頭,在重新黏合我們高度裂解以及原子化社會所要努力的方向吧?!

註解:

儘管,所有的社會爭議背後,勢必有其文化為底的道德根源,縱連牽涉到勞資間「經濟分配」的衝突爭議,各自立場與主張背後,也分別有一定程度的道德基礎。端看美國知名的哲學教授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在《錢買不到的東西》一書中,便是為了更美好的生活,力主市場機制不能脫離各種道德而存在云云。縱使如此,根據不同的議題爭議背後,依舊可以按該爭議的特質成分,區分出其本質趨近於分配問題或道德爭議等等。回到內文

請參見吳宗憲,〈如何緩解道德爭議的不可治理性?--Q 方法分析同伴動物保護政策爭議之經驗〉,《中國行政評論》,Vol.20 No.1 March 2014, pp.211~252. 回到內文

台灣當前軍公教體制,實乃外來「黨國威權」政權過往為統治異地台灣而為的一種體制不義的殘餘。關於此論述,可以參見筆者舊文〈「軍公教」體制再造之真義與方向叩問?〉。回到內文


  • 您可能有興趣:

    pl2008 發表於樂多回應(0)引用(0)歐羅巴 vs. 歐羅肥編輯本文
    樂多分類:新聞評論切換閱讀版型 │昨日人次:0 │累計人次:137
    贊助商廣告
     

    引用URL

    http://cgi.blog.roodo.com/trackback/609198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