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bruary 21,2017 14:21

No.544 那個冰冷、殘破而不公平競爭體制的文化分析 --以李敖所處的時代為例 [南嘉生]

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 Yongxinge , CC By 3.0

前幾天,有個關於李敖生病的消息傳出,這在網路上也有很多人討論。陳芳明教授以尊敬、謙卑的態度,高度讚賞李敖在戒嚴時代的重大貢獻。陳教授展現他的溫厚與敬重之意,但若從解析殖民地的政經體制,殖民民族與被殖民民族的文化發展相對意義來說,我認為若僅只這樣在討論李敖現象,實在相當不夠。

身為被壓迫民族的一員,看著戒嚴體制的運作及其後來崩潰,實在有必要對此做更深入的反省。
國民黨治台的定性

台灣以往對國民黨統治台灣的描述,以事實、民族與政治體制來解釋。我們認為必須更精準的描述。他是殖民統治兼後進國家式的法西斯化。這種方式就「「外省人」」與「「本省人」」,有不同的意涵。

就「「外省人」」來說,他們在中國固然被蔣介石以法西斯化的思考在統治,但因為統治權不穩,挑戰者很多,國民黨的組織也不是很嚴密,以致於這樣的統治是有法西斯之名,卻少有真實的法西斯統治的真實壓迫性與壓迫感。然而他們到台灣後,國民黨一方面鎮壓「本省」各種勢力,一方面藉由龐大的軍隊到台灣,建構他以「外省」軍事統治為主體,又對所有人嚴密監控的特務統治。這就是全面法西斯化的政權。

然而國民黨雖然全面法西斯化,但其基本體制骨幹的思考卻是傳統的封建想法。這可以從他對國民黨內的控制、軍隊的掌握等,表面上是西方法西斯政權的手法,但強調的卻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傳統封建想法。軍隊內部雖然已經掃除部曲私人上下關係,但取而代之的是蔣介石與軍官、士兵的關係。換言之,這是更封建化的軍事體制。

對當時的「本省人」來說,這是再殖民地化、在法西斯化的過程。因為台灣在二戰期間,已經因日本政府推動軍國主義而法西斯化,因此對國民黨的軍事化體制,其實不陌生。然而,日本的法西斯有日本傳統文化與近代國家的法西斯精神。這點固然與西方法西斯政權不同,但也與中國迥異。即令都是法西斯,日本背後的精神依舊含有法治,也就是軍事權雖然擴大,但是要經過法律處理。

所謂再殖民地化,可以用日式、中式殖民解釋之。日本統治台灣,基本上是日本民族對台灣人(或者說從閩南移民到台灣的這些人及高砂族)所進行的統治。這是殖民統治無異。但統治後期,隨著日本內部認為必須將台灣內地化及法治統治呼聲中,台灣也逐漸進入法治國家。這樣的法治,讓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具有轉型為近代國家、近代化的特質,也具有被殖民民族與殖民民族的同化現象。至少文化與政經體制是這樣。

當國民黨來台灣時,國民黨宣稱是「光復」,但他所實施的各個制度,乃是要將在台灣的人,轉化為他們認定的中國人。這可以從陳儀來台灣時所講的話做依據。

蔣介石到台灣來時,已經不只是轉化,而且要改為國民黨所統治的中國領土。就來台灣的人口及其統治的手法,那不是與在地人和平共處,而是全面掌控。此時的台灣人必須從之前已被日本化的殖民體制與文化中,轉變為中國化的殖民體制。

李敖在這邊,一方面他被國民黨法西斯化統治,一方面他卻又同時不需要被再殖民地。所以同時期的「外省人」,乃是被法西斯統治的中國人。同時期的台灣人,卻是既被人從現代法西斯體制,轉化統治為傳統封建法西斯。又同時被殖民地化。這樣的差異可以從葉石濤、鍾肇政的中文化學習困境,所磨出來的文筆風格,和同時期的「外省人」不需經過這樣的轉換,所呈現的風格相比較,就清楚了。

李敖成就的雙重分析

李敖的成就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看。一個是他個人的特質,一個是被國民黨扭曲的台灣結構性問題。

瞭解蔣介石戒嚴時代前期的肅殺氣氛與文化發展,應該很少人會懷疑文星時代的李敖,及其對當時文化的貢獻。沒有那種見識與凶悍的個性、勇氣,應該無法創造出那樣的文星時代!李敖對當時文化的貢獻,必須記上一筆。

然而若將李敖放置在殖民體制,就會出現另一種理解。

蕭孟能建構李敖發揮空間,李敖創造文星書店。李敖的成就背景必須與文星書店放在一起。因為沒有文星就沒有文化的李敖。當然沒有李敖,也沒有文星的輝煌歲月。但為何要提文星呢?文星書店的老闆蕭孟能是很值得重視的人物。蕭孟能的氣勢與縱容李敖奔放,才有那樣的文星。但蕭孟能在當時的文化結構中,並不是重點。因為當時有很多人也想要有所成就,但蕭孟能成功,主要原因是:蕭孟能的父親蕭同茲是有份量的新聞界前輩及資深立法委員。這樣的政治條件讓蕭孟能的出版社可以有較大的發揮空間。

李敖崛起也與前述有關。李敖如果在其他出版社工作,我相信老闆也不敢用他,而若用他,該出版社也很快就被查封。我們也同意李敖這樣的講法,沒有李敖,文星書店的時代是不可能出現。畢竟在李敖投入文星書店之前,文星書店並不是一個很有特色的出版社。

扭曲的台灣社會經濟體制

李敖興起與國民黨扭曲台灣的社會結構有關。台灣在政治與文化等兩個因素被扭曲。

從1870年開始,推動明治維新的日本,就比中國更早近代化與更強的文化發展動能。這可以從清末民初的中國文人,不管是文學、藝術、科學各方面,許多人都想要取經日本,改革中國。創造現代白話文語詞及文學方面,日本的成就也在中國之上。因此受到日式文化完整訓練的台灣人民,當時的文學與文化水準在中國之上。即令是留學日本,台灣人民是從小接受日式文化,跟那種在中國學日語、到日本去留學的中國留日學生相比,台灣人的水準是比較高。

二二八事件的政治影響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將日本在台灣所培養的高階菁英,幾乎全面剷除。不管是王育霖、吳鴻麒、李瑞漢、宋斐如等等精通日文的社會菁英,甚至還包含除日文外,還留學美國的林茂生、陳炘等,都相當傑出。這些人被屠殺,等於將日本在台灣深植五十年的努力,屠殺殆盡。所剩者,固依舊有菁英如戴炎輝、杜聰明、李鎮源等,但已經驚若寒蟬了。

這些人雖然活著,但他們卻無法在這個社會上,發揮他們如日治時代所展現的社會力量,更不要說民主時代的國民、社會菁英所應該出現的風格、風範與社會影響力。

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的威力,讓台灣社會的日本文化影響,相當程度被壓制,以致於日式文化僅留存在受日本教育的那群人身上,卻無法傳承下來,對其後代減少很多影響力,甚至不敢教育。

文化與文學:「日治時代菁英缺席的時代」

在近代文明發展,日本是比中國更進步的文化。在1945年時,台灣已經產生全部接受日本文化、能以洗鍊的日文寫作的新一代青年。劉榮宗(筆名龍瑛宗)、張文環、楊逵、呂赫若等都是。這些人寫作日文的功力不差,否則不能在日本得獎。同時,當時日文的白話文發展又在中國之上,因此若大家都同時使用自己熟練的文字來比賽文學創作。一如日治時代有漢學與日本文學的比較競爭。最後到底誰會勝出?其實很難講。

我們固然不應該從台灣人得到日本大獎,推論台灣人的日文文學有多麼傑出,但當這些人都不能寫作,或者以他們熟練的文字工具,表達他們的(文學)感受,投身在文化、出版界時,那時、那樣的文化界、文學界,應該說是:「日治時代菁英缺席的時代」。實際上,這些得獎或被肯定的文學家,在戰後的確紛紛停筆不寫,卻是不爭的事實。不僅如此,連他們所寫的文章,也某種程度不允許在社會上翻譯流通。我們要精準的說:那是一個斷絕的時代。

這個事實反映在台灣戰後的文壇現象,就是受中國文化影響的「外省籍」文人,全面掌握文壇。更深入的說,二二八事件等於讓台灣人噤聲,這也造就「外省人」可以全面各項政經資源的條件,掌控文壇僅是其中之一。而李敖則是在那樣的空間,出現的人物。

二二八事件發生及其影響,就是日治時代五十一年的人文文化訓練,成效終結為零。

歷史經驗的重新想像

我們設想當時若是台灣的文人也可以撰寫文章,也享有現在一樣的自由,最後的結果可能不是李敖在那邊傲笑,而僅是一般文壇的出版家、作家而已。要想像這個問題,可以看現在的文化界。現在文化、文學界是百家齊鳴、百花齊放的時代,甚至資訊流通工具從文學、廣播,發展到用電腦、YouTube。這些不僅一般人可以用,李敖也可以用。也就是說李敖與其他人處在相同的條件下競爭,不僅在文學創作與出版都一樣,但他並沒有比較傑出的表面。他在戒嚴時代的千秋評論、萬歲評論停刊,他的李敖出版社並沒有受社會上很重視,他所寫的文章也不是社會主流。

換言之,就是將他放置在現在的時空去看李敖。各位只要看李敖在現在出版界的位置,就可以研判1960年代的李敖,那是多麼特殊的狀況。

李敖的成就應該放置在特殊時空下去考量,以致於產生這樣的結論:他的成就是特殊條件下的特殊產物。他創造出來的局面,固然令人尊敬,但這也同時意謂著當時其他人的悲哀。

雷震、李敖

李敖「文星」及其捲起的旋風,可以和之前的雷震的「自由中國」、之後的龍應台旋風相比。所別者,僅是前兩者的主要影響力是出版,後者是作家。前兩者是從文化中心的台北,展現他們的文化與政治魅力,後者透過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發揮全國性的影響力。但他們擁有外省籍、特殊政經位置的狀況都一樣。

檢視這種狀況,最應該注意的,除上述的省籍及政經關係外,乃是在外省籍團內,仍舊有一群迥異於兩蔣統治集團的人,想要展現他們自己的想法。「自由中國」、「文星」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出口。中國時報的人間副刊,也肩負起這樣的位置。副刊的主編金恆煒則扮演這樣的角色。龍應台則是那個平台中的特殊份子。

李敖的民主,某種程度是相對於國民黨的獨裁而產生。要反國民黨,他拼命支持民主自由,以彰顯他的不一樣。然而當民主真正來臨時,卻相當程度的退卻。他將自己統派的特質展現出來。

統獨與民主自由是兩組不一樣的概念。統獨是領土涵蓋範圍的問題,民主自由是國家內政治與社會體制的問題。我們不清楚李敖是否支持民主自由?但他反國民黨所提倡的民主自由,恰與他的母國中國相反,是一個不民主自由的國家。因此他若支持統一,就與他強調的自由民主相反。這就是李敖的困境。

相類似的問題其實也可以討論雷震、金恆煒。他們與李敖都是「外省籍」,也都來自中國。在雷震身上,也出現統派、民主自由等兩組概念的問題。但雷震在經營自由中國時,不僅始終強調依照憲法應該執行的作法,也努力實踐他的政治理念,與在地的台灣人要組黨。這些都和民主自由相一致。而在他被國民黨關而後出來,他已從中華民國的民主自由,發展到可以更改國號、立地實踐民主自由。我們不知道金恆煒總編的統獨態度,但他支持民主自由,最後努力實踐,並支持台灣為一個獨立的國家。李敖沒有辦法從統派困境跑出來,致令他必須面對統派與他所宣稱「支持民主自由」的矛盾困境。

比較雷震的心路歷程,李敖的問題其實引出另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在統獨、專制對抗的過程中,在台灣的中國人能否找出一條民主又統一的路呢?如果不行,是否應該在「統一、專制」與「獨立、民主自由」中,選擇沒有矛盾的存活空間呢?

不僅從雷震的經驗來看,民主自由是不可能由兩蔣體制中興起。後來的實踐過程,也印證一個國家想要建立民主自由的體制,並不是那麼容易。在世界近代史的發展經驗,傳統體制與文化若沒有經過徹底破壞與覺悟,很難發展出民主自由。特別是有強烈封建文化的國家更是如此。以很接近民主自由,又有相似基督教文化、自文藝復興以來的啟蒙、理性主義陶冶的德國來說。他也是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重大衝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徹底改造,才有今天的民主自由。相同過程也適用在奧地利(他的前身是奧匈帝國)。即令這樣,他們依舊設定各種法律規定,防止專制文化(特別指的是納粹主義)的舊灰復燃。

被世人公認最能徹底改造的東方民族的日本,也需要經歷過二次世界大戰,才完成它自明治維新以來,企望「脫亞入歐」,完成的近代國家改造,成為民主自由的國家。

與日本鄰近的韓國,也有一場幾乎亡國又徹底改造的韓戰,才可能出現今天民主選舉這樣的局面。

相比於世界經驗,中國在近代雖有所謂八年抗戰的幾乎毀國的歷程,但最終勝利的,卻是獨裁者的政權,且又以迎來更獨裁的中國共產黨,作為他毀國之後的選擇。換言之,中國尚未在歷史衝突、調整的過程中,徹底覺悟要走自由民主的政治發展路徑。他們能平順的走出自己的民主自由嗎?從中國經驗所出現的困境,幾乎可以說:那是不可能的。特別是在最近的未來、有限的時間內。

台灣角度下的李敖

如果日治時代的文化藝術工作者西川滿,他的創作被認定是台灣文學、文化的一部份。那麼李敖的努力與歷程也應如此觀。李敖問題及其現象,放置在台灣的時空檢討,我們可能要有結構性的定性與分析。

李敖的成就是特定時空、特殊身份下的產物。不僅要是靠權貴、省籍等特定條件下,才有的結果。沒有這種條件,就不可能。雷震的「自由中國」、蕭孟能、李敖的「文星書店」都屬於這類。許多人將李敖的個人條件與成就聯繫在一起,卻忽略他的特殊背景,這是錯誤的。在李敖的「文星書店」前後期,並不是所有的人,若有努力,就有那樣的機會與成就。

其次,李敖與當時「本省人」的子弟差別,在於李敖是「本國人」接受本國教育,書寫本族的文字與接受本國的文化。但當時的「本省人」,卻是在異國文化中接受訓練。他們所寫、所講的東西,與他們的父母教育不一樣,也不是他生活中的重點。所以從同時期的學生成就,李敖固一時翹楚,而台灣人的不如卻不能僅以能力看之。就如同台灣人在接受英文教育與書寫,不能和美國人相比一般。

從長期延續性的角度來看,若當時台灣與來台灣的那群中國人,處在相同政經條件去競爭,假定其他情況不變,分析李敖與同時代、同年齡的台灣人表現。或許台灣人的成就會比李敖等更高,至少不會差很大。因為若讓當時的日文文化可以自由流通,那台灣人可以透過日文,接受更近代化的文明訊息、較熟練、進步的日式白話文(這方面,日本比中國提倡的早,也早就比中國傑出),與當時的中國白話文比較。可能會更有看頭。我們可以從夏濟安、夏志清用英文訓練白先勇、陳若曦那一代的學子,並發展出很成功的近代文學,回過頭來看那些已經將日文生活化的台灣人日式家庭,以日文文化來表達他們的日式白話文。那樣的訓練應該比白先勇、陳若曦等更傑出,寫出來的文章會更洗鍊、成就更高。

結論

李敖的成就,我想應該誇獎他在戒嚴體制下的勇敢吧?其他的,則很難說有成就。實際上,他也是國民黨法西斯體制下的犧牲者。如果他能如他筆下譏笑的林毓生院士、張灝院士等人那樣去出國留學,他應該會有不一樣的成就。但他隨後在台灣所捲起的文化風潮,那個成就的確比林毓生、張灝為高。所謂學者是怪人,思想家才是重要的,確是精論!

其次,李敖的成就是不公平的競爭結果。他的成就是特定條件的產物,不是他能力比較強所造成的。

就環境來說,整個有活力的、較現代化的日語、日本文化環境全面摧毀。那種條件訓練出來的菁英,在這裡全部被犧牲或監控。二二八的菁英屠殺,以及後來的白色恐怖,身處被殖民處,那種動輒得咎的恐懼。

當時的台灣人是處於「驚弓鳥」,相當程度被封口、封筆。即令要參與文化活動,除了小心又小心之外,還必須在沒有政治保護、經濟奧援之下,慘澹活出自己。

後記

寫一篇文章,目的在為家兄那一代台灣青年對李敖印象,進行撥雲散霧的工作。也為後來李敖給人的要崇拜,所謂的李敖大師,的印象,進行解毒工作。沒有文星的李敖,所累積的聲譽資本,就沒有後來縱橫文壇數十年的文化頑童李敖,引發的旋風。然而那樣的迷失,卻是從一堆又一堆的迷失所堆疊出來。

看李敖在千秋評論時期的文章,可以看到他不斷提到他父兄輩的北大風範,並以此建構出他大中國小台灣的相對心靈。崇拜與欣賞他的人,會隨著他洗鍊的筆觸與描摩,想像五四北大自由、開放的學風。我就是千秋評論時代的李敖崇拜者。數十年後,再回想當時,只是不禁苦笑。要那個學風,出國就有,不需要去想像。林毓生、張灝出國,他不需要崇拜北大,就到北大生崇拜的北美學府。當時受過日文教育的高階知識份子,也不需要如何崇拜,他的東京大學、京都大學,比之北京大學更傑出。

李敖,在台灣做北大夢卻自以為強者的人。而更多的人卻在國民黨法西斯體制中被綁住雙眼。更可悲的台灣人,被後進國家法西斯化,又被人家在殖民地化。被國民黨從先進國家抓到後進國家,卻又認為後進國家的大學是精華中的精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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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2008 發表於樂多回應(0)引用(0)民主論壇編輯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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