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cember 13,2016 14:15

No.535 彈劾馬前總統 終結特偵濫權 [黃帝穎]

極光製圖

日前台北地檢及台北地院以洩密罪被告身分傳喚前總統馬英九,但對於馬前總統「毀憲亂政」之責任追究,尚非僅是刑事責任而且。亦即,如何確立憲法秘密通訊自由及權力分立原則之憲政價值,國會仍有依據憲法對馬前總統發動彈劾的法律實益。
實則,彈劾馬前總統,亦具有終結特偵(檢察官)濫權的法治意義,回顧2013年九月政爭,馬前總統對於立法院長王金平質疑特偵組洩密、違反偵查不公開,當時檢察總長黃世銘解釋,經過2個月調查發現本案完全只是關說行政問題;監聽譯文也跟高院法官貪汙案、柯建銘涉嫌關說假釋案完全無關,是行政違法證據資料並非偵查中資料,也沒有王所稱違反偵查不公開規定。

但事實上,特偵組濫權以刑案轉行政,掩護違法越權。依據法院組織法第63條之1規定,特偵組職掌「重大貪瀆案件」的刑事偵查與訴追,而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對於刑事偵查中案件,只能為起訴或不起訴處分,但荒謬的是,特偵組在曾勇夫案,居然作了一個移送監察院的處分,特偵組淪為人事政風單位,違反法院組織法和刑事訴訟法的明文規定。

再者,依據公務員懲戒法與行政倫理規範,移送監察院調查,是長官對下屬之權責,而特偵組為法務部所屬之下級單位,其移送部長,形成下級移送上級的違法狀態,嚴重破壞「行政倫理」。況且,通保法是特別法,應優先適用,但特偵組卻認為監聽內容從刑案轉為行政不法後,就不需保密,對於「特別法優先於普通法」嚴重無知,顯見其違法後企圖規避違反通保法之刑事責任。

相對於刑事訴訟法或行政法規,通保法為處理「監聽」的特別法,所以在監聽問題上,應優先適用「特別法」通保法,非普通法刑事訴訟法或行政法規,又通保法第18條明文,「依本法監察通訊所得資料,不得提供與其他機關(構)、團體或個人。」,即應優先適用,不因事後刑案起訴或追究行政不法而有不同。

馬政府的違法監聽,等於直接侵犯憲法第12條「人民有秘密通訊之自由」的基本人權,「九月政爭」凸顯的是,連國會議長、國會議員和國會總機都可以監聽,則一般人民何以保障自己的「秘密通訊自由」。

另外,特偵組無限擴張100年特他字第61號的監聽對象與範圍,違反通保法第5條「重罪原則」、大法官釋字第631號解釋「具體、明確」意旨及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633號刑事判決「關聯性原則」,亦即,特偵組違法監聽行為明確,嚴重侵犯憲法保障人民之「秘密通訊自由」。

基此,特偵組檢察官的「濫權監聽」,致憲法第12條「秘密通訊自由」幾近淪為具文,所幸2016年政黨輪替後,已修法廢除特偵組,但檢察官仍存在濫權監聽、介入政爭的風險,是故,彈劾馬前總統,仍具有終結特偵(檢察官)濫權的法治意義。

(作者為律師、台灣教授協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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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2008 發表於樂多回應(0)引用(0)民主論壇 >> 法律觀點編輯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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