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tober 18,2016 17:29

No.527 勞動權益建構下的治理—從一例一休爭議談起 [米那娃之梟]

極光製圖
圖片來源:Pixabay ,CC0 Public Domain

前言

現代政府與過去最大的不同之一,是政府職能的擴大。特別在文明社會日益發達之下,社會經濟安全的情勢也日益隨著技術與科學的進步而日益複雜。從而,人類社會面臨著更為險峻與風險高漲的社會生活狀態。個人對於這種複雜社會中的各類風險單憑個人的經驗知識日益難以應付,因此,透過主權體的授權與要求,對於國家職能的擴充,給予民意基礎的授權,希冀透過政府職能的擴大發揮,分擔與承擔風險社會下的不確定定與複雜所帶來的無力感。
然而,給予虛設法人格的國家如此大權,仍然讓人深感不安。這其中包括人們對於高度集中權力、技術、能力、資源與暴力獨佔的國家,在一方面希望能力提升擴充,多方涵蓋人民需求的同時,卻也對這個手握技術資源與暴力的國家體制有所困惑與疑慮。因此,在授權的同時,人們開始要求對其有所監督,甚至積極介入決策與措施選擇的方方面面。並以問責、公開透明、可資徵信、責任追究甚至制度性安設決策介入或審議鑲嵌入國家機制運作之中。凡此種種,也看到了現代人群,面對風險管控無力失能時,仰賴國家機制的能力擴充與轉趨主動積極的角色扮演;卻也同時,基於更大的疑慮與不信任的兩難。希望透過對政府治理的積極性要求,甚至審議與決策參與的積極,是現代國之治理權衡,也是面對的新挑戰。

這不但是現代國家的形貌與運作實態,也是當前政治體制發展的挑戰。蓋過去基於對於權力擁有者的戒慎恐懼,「無所不能」、「積極主動」的國家機器運作飽受批評疑慮。古典民主法治所描繪的國家機制,理想狀態,猶如守夜人的存在,保持低度的治安維持卻低調至不露蹤跡,宛若巡夜的警察一般,是為「夜警國」的理念。但這個古典自由主義的想像與期許,面對當前技術科學高速進步,社會經濟問題日益快速變遷,保守謙抑的國家運作機制,勢難加以面對,必然顯得左支右絀。因此國家擔當更多、更積極、更主動的運作成了人們的呼籲。但又要避免國家權力過度快速擴張,消極的事後監督已經不能滿足。得為主動且以主體的地位運作役使國家機關妥善圓滿完成任務,需要的是間度與治理能力的相應積極提升。而為了避免過度授權反噬主體,因此,作為國家主體地位的人民,就理當必須更為扮演積極參與與介入的角色,以持續維持民主政治的積極性發展。這或許是當前也是未來最值得探索與深思的問題。

勞動權益爭論的治理問題

而最近頗受關注卻也爭議輩出的有關「一例一休」的爭議,沸沸揚揚,讓人眼花撩亂。爭議尖銳的多方,究竟在爭執什麼?往往也讓人一頭霧水。

事實上,當前不少對於勞動權益的爭論之中,缺乏溝通的根源,來自於雙方對於資訊乃至知識的不對稱。也正因為這樣的不對稱,造成行政機關墨守常規,缺乏對未來勞動環境的想像。而將這些重要且基本的權益建構與處理上,任由本位主義的心態面對質疑並拒絕更近一步的有效溝通。相對的,民眾或權益爭取團體,則一方面對於政府機構持續以深刻的不信任與質疑加以檢視應對,因而,對於與政府的對話,先基於對立的假設,缺乏對於相關爭議的全方面理解意願,特別是視角高度的缺乏,與思維深度的淺薄,使得雙方往往墮入細節爭執,但弔詭的是,不信任國家機制的人們與團體,卻又深深寄望政府能成為所有問題的介入與承擔。這種互相不信任卻又積極要求對方作為的判斷,根本的原因,或可能來自於未能建構彼此可資信賴的基礎,以利彼此的對話與說服。

此次爭議,源於勞動團體希望新政府在競選期間的許諾,並希望一次到位地完成勞動權益的改善。相對於此,獲得執政權的新政府,在追求勞動權益改善的同時,也必須同時回應相對立場方對於價值判斷選擇的疑慮。而未能充分溝通,廣泛衡量卻急於求成的心態下,斷然以折衝時簡便的不完全改善,希冀爭執的雙方可以「不滿意,但還可以接受」,卻反而均得罪立場對立且利益不同的雙方。這是溝通的不足所肇致的後果,同時,也是政府機關本位主義下的困境之一。

實際上,在本次勞動權益爭議中,對於「例假」、「休假」、「年休假」、「特休假」等等名詞交錯其間,然而,仔細閱讀卻發現,爭議的多方中,對於這些名詞的理解甚至定義都存在這爭議。對政府機關,特別是主管機關來說,這些都有既定的定義與內涵。然而,其內涵與規範,卻顯然沒有很好的先讓民眾理解其意義,進而,在這一次的修正案中,其對於民眾權益的影響,特別是正面影響究竟有何深刻的意義?而加以表述的不明與未能凸顯修正後對於過往制度間改善差異性的有利描述,於是乎,本當至少是所有進步的方案,卻變成了讓人感到倒退、犧牲勞動權益。勞政管理機關固然覺得委屈,而民眾與勞權團體卻更覺得新政府違背競選承諾而感到被背叛、犧牲。這種結果,真可謂最失敗的狀況。

事實上,本次爭執的所謂休假與例假的問題,在當前台灣的勞資關係與問題的爭議上,本質上,根源的問題恐怕還是是工資問題。而討論此問題更不可不將工時修正後的狀態一併納入考量,其主要理由還是在於加班費用所呈現出的所得問題之上。如此,無論在理解法體系規範與實際計算假期、乃至加班費時,綜合整體的實際狀況,加以理解討論,才能有比較明晰的理路釐清。

進一步地說,勞基法其實畢竟是個體的勞資關係規範,而且還是個基礎的規範(這是法律何以叫做『勞動基準法』的根本理由,基準者,最低之下限也,俗稱「地板」規範)。至若勞工在基於合意為基礎的勞雇關係之間,如欲爭取比「基準」更高的待遇與勞動條件,就必須另行議定。而又因為勞資之間的實力差距,為了使弱勢的勞動者獲得可以與強勢的資方取得可以對等談判議定的機會,集體權利的賦予便顯得更為重要。這部分對勞動者三權與對應的勞動三法,我們習稱為集體的勞資關係規範。要論述與討論建構勞動者權利的制度性保障,實際上個體與集體權利不可偏廢,法規範的制定有其必要。而事實上,考究現實個案的差異,與實踐可能,更為關鍵的,則是集體權利的實踐,畢竟,強大的集體權利賦予與制度設計,若能妥善地實踐,勞動者的權利才能完善保障,也才有持續改善與增益的可能。也唯有集體權利能讓勞動者回到主體的地位,積極地創造其在社會中的自身權益保障、提升與建構其社會參與與地位。個體基準性的保障,只是最低的下限,是消極性的保障,不具有主動性,多數這類權利的落實,還要依賴國家強力的介入與綿密的監管,這又使得若將重心置於此處,國之治理成本勢必更加龐大而趨於遲緩癱瘓,因此更具有一定的難度與風險。

民眾集體參與是現代國家治理的必要成分

從而,在理解勞動權利的基礎與實踐上,理解勞動權利的個體權力與集體權利在勞動權益的追求關係與設計上的差異,兩個不同領域自有實踐方法,與法規範目的不同意義。台灣對於勞動者集體權利的陌生、排斥甚至負面印象,有其歷史脈絡,很大部分跟過去威權體制下國家害怕人民結社團結的理由有關。而這也是過去政權欠缺民主正當性的反射性反應。試想,勞動經濟場域的民主實踐,必然會對於政治權力的運作民主欠缺產生批判性的質疑,這樣的矛盾與挑戰,對於以軍事戒嚴作為權力與力量鞏固的國家權力,威脅何其巨大!

而推移至今,現代國家治理,民眾透過集體權利對於權利實踐的直接介入與爭取,而非期待政府以家父長式的介入,在民眾匯聚集體力量與政府立於制度保障與基本權益保證的雙重機制運作下,現代治理才有可能是增益而不是僅僅守護最低的下限。這或許不但是政府機關必須要思考的,同時也是當代民主政治下,公民必須重新 檢視自身的的主體地位,並積極實踐其作為權利主體的根本身分角色。

結語

台灣社會熱議於此的狀態,或許,我們又看到了勞動權利意識似乎開始萌芽勃發,這從權利意識的覺醒與發展來說,毋寧仍是正面的發展。勞動權利,早已成了人們在社會經濟層面關係至深,且不可或缺的基本權利。而從基本權利,如何更進一步的躍升至權益的擴充與增益,創造更為友善,更為積極的社會利益,增進整體社會的發展與強化社會連帶的發展,不但是治理的深刻問題,也是公民權益增長的必須思考之處。


  • pl2008 發表於樂多回應(0)引用(0)歐羅巴 vs. 歐羅肥編輯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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