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ptember 27,2016 14:29

No.524 知識權力、專業自制與意識型態 —談輔大心理系事件 [老皮蛋]


圖片來源:Pixabay ,CC0 Public Domain

Knowledge is power.
哪裡有權力,哪裡就有反抗。

多數讀者看到“Knowledge is power.”,應該都會想到小時候曾經讀過的,培根(Francis Bacon)說的:「知識讓我們有力量。」(註一) ;某些讀者會同時想到傅柯(Michel Foucault)所論證的「權力影響知識的生產、傳播、真偽價值認定;擁有(被認可的)知識、也可能在相關場域擁有較大權力。」而M. Foucault更在「性史」中提到「哪裡有權力,哪裡就有反抗。」(註二)
M. Foucault的論證,許多來自於他的批判檢視:「(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萌芽以來,西方社會中性政治/身體政治的發展演進,例如醫學知識(特別是精神醫學)如何介入政治、進而對人的身體/心靈擁有權力。」

部分是因為M. Foucault等學者的批判、更多是因為醜聞事件的發生(註三) 或自我反省,精神醫學(與其他心理健康專業)有了相當的檢討,開始反省自身能力的限制、濫用權力的危險,於是發展出種種倫理與技術規範,例如:精神科醫師不再能片面剝奪患者人身自由權;雖然,搖搖哥事件時,有精神科醫師主張簡化強制住院的程序、或擴大適用範圍,但他們也願意接受外部監督,不會輕易視為「來自國家機器的打擊鎮壓」。

輔大心理系事件與夏系心輔專業

筆者接觸過不少社工師、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也擔任實習心理師的督導,但看到輔大心理系夏林清教授的言行,卻感覺很陌生,心想那應該是一個筆者不認識的專業。但他們自稱「教育輔導工作小組」、也有高中輔導老師出面為夏教授辯解,我猜:這專業還是與助人工作相關,畢竟「校園輔導」是許多諮商心理師的日常工作。因此,筆者不揣綿薄,僅在此提出一些所知的倫理與技術原則,供參考對照之用;筆者所言或有錯誤疏漏,而既然夏系心輔是筆者不了解的專業,當然可以有不同的作法(註四)

首先,助人工作者會盡量避免多重關係與角色衝突,尤其是涉及性/權力的多重關係、或是要處理與性/權力有關的事件議題,多重關係都是禁忌。校園輔導可能較難完全避免多重關係,但如果是嚴重受傷的個案、系/院/校方可能會因事件被究責、或是案主對原先的輔導機制有疑慮,都應該即時轉介、並停止原先的輔導機制。此外,特殊重大事件的輔導(治療)與調查必須是分開的,最好也都由外部人士執行。

以上倫理守則之所以形成,主要是基於實務經驗「如果有多重關係,心理治療往往有害無益」。而根據M. Foucault,我們也可以理解:關於案主的心理世界,治療者擁有(他人難以企及的)深入知識(案主卻對治療者一無所知)、也因此擁有特殊權力(對案主人生的影響力);這樣的權力最好與現實世界(診療室外)的權力分開,否則權力可能被濫用、犯錯而不自知、或是壓縮當事人自主思考行動的空間,或者,「哪裡有強大的權力,哪裡就會有強大的反抗。」(註五)

基於上述的教訓思考,近年來,許多精神科醫師主張「將強制住院裁量權回歸法院」,也主張「司法精神鑑定只描述個案精神病理、不判斷責任能力」。而精神分析師在更早前就自知「分析的知識僅及於當事人的心理事實(psychic truth)、難以掌握歷史事實(historical truth)」,S. Freud因此被指為「缺乏道德勇氣」,但有此自知之明的助人工作者,應該不會自認能代替性平會調查真相,不會輕易否定案主本身的陳述、作相反的事實認定,也不會身陷某些醜聞事件中(註六)

其次,在理論上, empowerment(賦權、賦能、培力)並非各學派理論都會強調的治療因子、但也是多數學派或助人專業不會反對的理想。例如:復健精神醫學過去強調的deficit/strength 就隱含empowerment的思考,近年更直接標舉這一理念;精神分析雖少談這一字詞,但S. Freud提出的repetition compulsion也有「(避免讓)個案重複處於受害者位置」的意義。然而,這一理想應該是透過「修通讓案主深陷受害(失能)位置的病理因素」或「提供協助、讓案主有力量改變處境」來達成,而非一開始就斥責個案「不要踩上受害者的位置」;此外,如果治療者本身與案主有利益衝突或權力宰制關係、或案主可能要對抗治療者在內的權力機構,「賦權」此一概念更顯矛盾——被賦權的個案要對抗治療者嗎?治療者能面對此挑戰嗎?或者說:(根據 M. Foucault作推論)被當權者賦權/培力,其能量只能被用來對抗該當權者以外的他者。

除了帶著專業知識的「不要亂踩上受害者的位置」,夏教授可能還說了比較接近常民用語的「成為壓垮這個系的最後一根稻草」「偷吃也要把嘴巴擦乾淨」「妳、酒後、亂了性」「作為一個女人在這件事裡面經驗到什麼」,這些話被當事人公開、成為外界指責的焦點;但夏教授否認說過「酒後亂性」,甚至公開說兩位當事人「會捏造事實、無中生有」。因此,這部分的歷史真實已經成為羅生門,除非向Doraemon借時光機器,否則無法確定;筆者也只能以事後各方發文來猜測。

因為有親夏的學生說:「大家都知道,有事去找夏,就是會被教訓。」再加上夏教授多次嚴厲公開指責兩位當事人(如前述的「會捏造事實、無中生有」),筆者傾向認為:「夏教授很可能真的說過那些話,或許自己忘了、學生貼文也有略有誤記,因此夏教授否認。」雖然筆者難以想像心理系老師會對被性侵性侵學生講這些話,但對照其後夏教授貼文的狠勁,又似乎不那麼難想像了。

即使面對的不是性侵受害者,一般治療者也不會強逼案主談「沒準備好要談的內容」,即使案主對某些重要內容語焉不詳,治療者也會溫和探詢、或是以後再說,絕不會說:「我不要聽…,我要聽…。」即使不是在諮商情境,面對求助的學生,有相關專長的老師應該也是這樣。此所以筆者難以想像夏教授會有該文描述的言詞。

我們也可以學習苗博雅「退一萬步說」,假設夏教授完全沒講過那些話,都是當事人的記憶扭曲(註七) 。對這種「當事人在外放話、詆毀治療關係」的狀況,理想的處理方式仍然是「在治療架構下處理案主的情緒感受或移情關係」;不得已必須回應外界質疑時,也止於澄清事實、表達對案主負面感受的同情理解,而不會公開雙方互動的內容、或是以攻擊回應攻擊。

就學理而言:剛經歷過重大創傷的當事人,很可能會不信任外界、將他人的善意誤以為是惡意、導致對他人言行有扭曲的記憶,Melanie Klein稱之為 paranoid-schizoid position(妄想-分裂形勢),這是常見的療癒過程(註八) ;此時,治療者必須能涵容(contain)案主的焦慮恐懼與攻擊,以溫和堅定的陪伴、適時的詮釋…協助案主修通創傷、獲得洞見(insight);如若不然,治療者陷入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投射性認同)的漩渦中,可能就再現/扮演了案主潛意識中的加害者、讓案主想像的惡意外界成為真實。也就是說:如果案主以扭曲的方式攻擊治療,那正是其精神病理的表現、正說明了治療的必要、也正是對治療者的考驗;如果治療者無法撐過,就應該尋求督導或同道協助(是協助檢視治療者盲點、而非協助公審案主),不得已則結束雙方關係,決不會攻擊當事人。不過,以上只是筆者略知的精神分析思考,不一定適用於夏系心輔。

正如前述,即使撇開羅生門般的爭議言語(酒後亂性…)不談;在記憶不同引發爭議時,夏教授的處理方式,包括公開核對貼文真偽、公開討論案主言行對團體的負面影響、將私下對話的內容公諸於世、要求當事人道歉(在不平等權力關係中的自願道歉?),乃至事後要求當事人感謝「工作小組給予的幫助」、要記者去採訪性侵受害者…,別說是助人工作者對案主,就算是理工科教師對學生、甚至一般人際互動,這些作法都是超過筆者想像所及~讀者能想像自己的心理治療師(社工、內科醫師、學校老師)這樣對你/這樣要求你嗎?~也難怪張娟芬女士會引以為奇觀。

如前述,助人工作者擁有對案主的深入知識,也因此對案主擁有抽象的權力(心理影響力);同樣的,對於學生,學校老師則同時擁有抽象權力和具體權力(成績升學事業…);通常治療師/教師也比案主/學生擁有更多資源。所以,治療師/教師可以輕易地傷害案主/學生、而且案主/學生可能難以承受,反方向則不然。試想:如果在529當事人貼文之後,夏教授的反應不是發文攻擊當事人、要他們道歉;而是發文自承「可能做得不夠妥善,造成誤會、讓當事人感到受傷,對此抱歉。」並靜待性平機制處理後續事宜。如果是這樣,怎可能有這麼多人關心這件事?系所名譽怎會受到如此重傷?系主任和院長怎會被停職?因為:你對當事人/學生尊重體貼,外界自然也會對你尊重體貼。

更神奇的是:在最近一篇道歉貼文中,受害當事人展現了常人難及的體貼與成熟,既沒有前述的 paranoid-schizoid position特徵、也沒有一絲受過嚴重創傷的跡象。筆者只能希望:這是因為校外求助管道確實發揮了療癒功能,而不是因為compliant false self的作用(註九) ;但要說這是因為工作小組幫助她走出創傷(而這工作小組還不像她那般成熟體貼、會顧及他人感受),就真的是天外奇蹟了。

人民民主專政在助人工作的實踐

當然,筆者孤陋寡聞,關於助人工作的知識,所知幾乎都來自西方~邪惡的老牌殖民帝國的世界;可能就是這樣,筆者才無法理解夏系心輔的工作方式。

而看著輔大心理系處理性侵案件與後續爭議的方式,筆者不禁想到包青天,那位品德高尚、眾多能人異士景仰跟從,會啟動並執行調查、會起訴會主持審判、能裁決是否有罪也能量刑,必要時會救濟被害人、生氣時也會怒斥麻煩製造者「大膽刁民」的青天大老爺。如果我們把前述「(筆者較熟悉的)強調專業自制的心理健康專業」比擬為「審檢調分離、有陪審團有上訴、來自西方的現代司法」,夏系心輔的處事方式就很可以與包青天相互輝映了。

包拯正是天朝儒官集團的理想型代表;這個儒官集團,成員的言行只可能由內部作道德檢視(儒家的道德論事),而不允許外界(工商庶民…)以其他標準(實效…、儒教以外的倫理標準)檢驗。對照夏系門生在事件中的表現:一再強調集團的榮辱聲譽、個人的社運良心,筆者不禁懷疑:在「人民民主陣線」(以下簡稱「民陣」)(註十) 的左派言說底下,隱藏的是儒家帝國神學的伏流。

不只如此,心理治療專業的發展,相當程度倚賴於「自由主義/自由人概念被社會廣泛接受」:只有在人被當成有價值的完整個體、個人幸福被重視…的前提下,心理治療才有可能(註十一) 。前述的「自由人」概念開始被歐洲社會接受,大概是在文藝復興時代,也正是資本主義萌芽的時代;因此,許多左派會認為它(自由主義/自由人概念)是特定社會條件的產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副產品,天朝主義左派更因而否定自由主義所有理念的價值、正如部分左派完全否定心理治療的價值(註十二)

再者,如前述,當代助人專業強調界線、強調自制,這固然來自慘痛經驗的教訓,但也與強調權力分立的自由民主傳統有關。天朝主義左派既然對「資產階級民主化」嗤之以鼻,當然也可能會對理念相通的專業界線/專業自制不屑一顧。

職是之故,筆者推論:夏系心輔這麼獨特的處遇方式,很可能與民陣的(天朝主義)左派思維有關。這樣的處遇模式,正是:「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權觀念被徹底揚棄,亞洲(中國)被當作反殖民的方法,並具體落實為人民民主專政」在助人工作與大學校園中的呈現。

在這裡還有一點值得注意:就是輔大心理系和民陣的高度重疊,甚至被形容成特定政黨的後院。雖然學生老師有一致政治信仰很常見,但如果是整個系都一致,那就是國家該介入的問題了(夏系表示:「不要引進國家機器作鬥爭」)。我們必須檢討:系所原作為學術之途的公共資源、是不是被特定政治派別所私用?比如只有他們政治立場的人才能被任用為講師?是否造成學生的視野受限、以為只有那一套才叫「進步」?果真如此,那就是知識權力的惡質結合與嚴重濫用了。

當然,民陣可以反擊說:「右派還不都這麼搞?」「M. Foucault的批判可是針對自由主義國家呢?」然而,國民黨和許多極右派政權是這麼搞沒錯,但左派不必學壞榜樣;而且,希望教師都有社會關懷(左派?)合理,但如果都是天朝主義左派就有點奇怪了。事實上,許多左翼學者都在英美大學任教,可見英美大學(右派國家?)並未完全排斥左派思想。

正如M. Foucault針對精神醫學的知識權力提出批判,但精神醫學界也有所反省,自知節制權力、願意接受外部監督(雖尚不完美);在所謂自由主義國家中,被Foucault批判的知識權力機構也並未窒息、仍然能生產具批判力的知識。相反的,中華帝國作為某些左派心中的反殖希望所在,它卻限縮言論自由、學術自由;排斥父權國家機器介入的輔大心理系,在這件事中卻讓許多人感受到家父長式的權威性格。所以,如果拒絕資產階級民主的權力分立原則、卻又不能發展出另一套權力制衡機制,其結果恐怕是更嚴酷的壓迫吧!

另外,管仁健先生和陳增芝女士都提到了夏教授的家庭背景:其父是國民黨情治高官,兩個兄弟也都曾是大學系主任院長…。筆者不知道夏家兄妹的教職是否與父親權勢有關,但可以確定的是:在國民黨殖民統治之下,不只父母權勢,連籍貫語言也可以造成不公平的競爭,家庭財富更是每個社會都會發生影響的變因。因為家庭背景而獲得競爭優勢,不一定可恥;但如果在取得知識與影響力後,不思回饋體制受體制壓迫者,甚至惡意打壓其既得利益的潛在威脅者(可能是解殖台獨論者、或是不乖乖閉嘴的女學生),這樣的自私行徑就很可恥了。

後記

有網友發現:性侵事件加害者是富二代,並猜測這是他被包庇的原因;筆者不願作次揣測,畢竟這不應該發生在左派身上。而且,本文的重點是:討論助人工作的倫理和技術規範,並思索「夏系心輔何以和筆者熟知的助人工作大相逕庭」。

不只夏教授夫妻建議記者採訪當事人,也有其他評論者建議多關心受害人。但是,無論是否專業助人工作者,貿然接觸受害人就是嚴重的冒犯,對當事人作過多揣測分析也不恰當;也就是這樣,筆者選擇少談當事人、多談專業工作。

本文告一段落後,筆者讀到一篇為夏教授辯護的評論,才發現以下事實(筆者真的孤陋寡聞):不只是輔大心理系,在校園中還有一些輔導老師,他們勇於承擔責任(夏教授語)、不那麼在意(本文中所提的)專業界線或角色衝突的,他們可能也不認為諮商心理師證照是必要的。但是筆者不知道:在校園中遇到類似狀況時,他們會不會有類似於夏教授的處遇方式?他們中又有多少人與夏教授一致認同中國?

既然有這樣一群輔導老師,他們又不見得與夏林清教授相關,那麼筆者文中使用的「夏系心輔」就不見得恰當;但因筆者想不出更好的詞,而這些老師雖然不那麼避諱多重關係(與夏教授同),卻也不見得其他部分也會類同夏教授,所以筆者暫不修改用詞。而筆者也要向這些勇於承擔責任的辛苦老師致敬,並建議:別把自己累壞了,碰到太難處理的案主、或多重關係真造成障礙、或是治療關係太惡劣時…,該轉介就轉介吧!

【附註】

F. Bacon 是否說過“Knowledge is power.”,這句話是否真是正文內所說的意思,其實很可疑。但此事與本文主旨無關,就不多討論了。 | 回到內文

M. Foucault的論著複雜艱深,不同讀者又有不同解讀,筆者只能作極簡化地引用討論。 | 回到內文

最重大的醜聞事件當屬「許多精神科醫師協助納粹的種族清洗」,其次可能是“recovered memory therapy and false memory syndrome”,還有未曾根絕的「與個案發生過分的治療外關係,或利用治療關係對個案作性/勞力/財務剝削」。幸好,這些醜聞被揭發後,相關專業社群大多會自我檢討、乃至修訂專業準則,而不是「攻擊揭發事件的當事人、把外界的批評視為抹黑」。 | 回到內文

因為筆者不認為夏教授等人的作法能代表輔大、也不能代表整個輔大心理系~筆者認識的輔大心理系/臨床心理系(不同的兩個科系)師生並不會這麼做,所以筆者暫時以夏系心輔來稱呼這專業。另外,夏系心輔既然不同於筆者所知的助人工作,所以可以有不同的倫理與技術規範~以下的任一點討論都適用,筆者也不再每一段重覆此聲明。筆者不想爭辯是非好壞,只想說明「其他助人工作者大概會怎麼做」。另外,為了行文方便,筆者在文中並不嚴格區分諮商、各學派的心理治療、精神分析…,可能以「諮商」或「心理治療」來統稱這些助人工作。 | 回到內文

哪裡有權力,哪裡就有反抗。所以心理治療中必定有反抗(圈內稱為 resistance),這是正常的治療反應、不應被視為病態,有經驗的治療師也可以作適當的處理。但是,如果治療結構有問題(多重關係etc.)、或是有倫理上或技術上的重大失誤,就可能會有(不應被視為常態resistance的)強大反抗;其責任很可能在治療者、而非案主。 | 回到內文

S. Freud 被指為「缺乏道德勇氣」,可參見關於「誘惑理論」的討論;正文中提到「可避免身陷於某些醜聞」,指的是 “recovered memory therapy and false memory syndrome” 。至於輔大事件是否是醜聞,就不是本文討論的範圍了。另外,夏系雖否認工作小組有進行調查,但這小組卻交出了調查報告。 | 回到內文

即使我們能確定案主的陳述與事實不符,筆者也只會說「因為某些心理因素,記憶被扭曲了」。無論就專業倫理、專業知識(對人的理解)、專業技術而言,筆者都不允許自己指責案主「會捏造事實、無中生有」,即使是其他治療師的當事人。 | 回到內文

筆者並未暗示:當時的兩位當事人正處於paranoid-schizoid position,因此當事人貼文內容不可信。相反的,筆者的意思是:即使退一萬步、認定該生貼文描述不實,那樣的描述不實也情有可原,不應被視為捏造事實;而且,面對這種狀況,治療者可以採取與夏教授不同的應對方式。| 回到內文

因為涉及當事人可能的心理狀態,恕筆者不解釋這個詞的意義,也請非相關專業人員不必檢索探詢。| 回到內文

關於民陣在事件中的角色,可參閱「民陣與輔大性侵事件相關者清單」 | 回到內文

「心理治療發展的前提之一,是社會接受自由主義。」這命題部分說明了「何以在台灣、心理治療發展困難」。此外,隨著存在主義、社群主義、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的出現,心理治療學說也有了更豐富的內容。 | 回到內文

部分左派之所以否定心理治療的價值,可能與其抱持機械唯物論有關;但並非所有左派都如此。筆者以左派自居,但理念與這些左派多有不同,可參見格瓦推「獨左——台獨作為一種左派」。此外,Yen-Yu Liu看到了:在事件中,夏系的左翼理念與唯物論是只做半套的(https://www.facebook.com/yenyu1114/posts/10201813585898004?pnref=story)。 | 回到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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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2008 發表於樂多回應(0)引用(0)歐羅巴 vs. 歐羅肥編輯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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