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gust 16,2016 16:13

No.518 「一例一休vs.兩例」的爭議:不讓「國家」在「公民社會」缺席的弔詭? [新一]

圖片來源:Pixabay ,CC0 Public Domain

「公民運動」在這幾年相當「潮」,參與公運在年輕世代間也挺「夯」。尤其,馬哀帝邦伯末四年,此起彼落的「公運」,更讓馬英九從「馬騜」變「馬哀帝」;甚者,學者更認為,在馬哀帝狂飆惡搞之時,當年在野的民進黨基本上是沒有發揮該有的阻擋能力而呈現失能狀態,是「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填充了民進黨的位置,抵擋住馬哀帝所製造的悲劇之蔓延,因而對「公民社會」給予高度的期待肯定。
隨著在野變執政的政黨輪替之後,過往站在公民社會對立面的角色,似乎也換黨由民進黨政府充當;然而,考察民進黨上台後的一些議題爭議,相當程度也反應出台灣公民的對公民社會與國家在彼此角色、界限基準究竟該如何擺置、劃界的根本性問題。勞基法的「一例一休vs.兩例」的爭議,即是一個得以引領吾人深思公民社會與國家之間互動與界線的絕佳案例。

事實上,「公民社會」這個概念的含糊,其實就如同「民萃」(populist)此概念一樣,很難有公認且確鑿的操作性定義。但不論公民社會概念系譜的多番流變,抑或從早年把公民社會(市民社會)跟國家的二元對舉,到當前更多的學者把公民社會視為是相對獨立於國家與市場的並置領域,「公民社會」對於自身領域若受到國家跟市場的介入僭越,在某種程度上是保有疑慮跟戒心;畢竟,對「公民社會」的期待肯認者,通常是希冀公民社會能取得相對於現代主權國家和市場經濟邏輯的自主性狀態。

當然,現實上的國家與公民社會之間的互動,常會處於緊張關係。設若公民社會過度擴展,將會所造成的反政治與無政府狀態,如同Charles Taylor所言的「卸除政治的社會圖像」之狀況;若國家過度干預介入,則公民社會生活將處於官僚科層的統御之下。因此,正常發展下,社會生活領域誰屬,常會成為國家跟公民社會拉扯爭抝的標的。

然而,隨著新自由主義經濟邏輯的大行其道,國家進行職責拋卻的小政府狀態,成了國家追求的目標;是故,不讓國家缺席以便拋棄其職責,也常成了公民運動努力的目標。再加上,台灣長期欠缺西方意義下的有力工會,因此原本該讓位勞資兩造團體所鬥爭出的勞資關係,並據此所形成的社會生活規範(如西歐國家通常受雇者會有每年三十天左右特休假,形成可以放長假者似乎不單只侷限在學生身份者),變成尋求國家介入扮演「工會」(受雇公民結社自治)失能後跟資方抗衡的角色。

於是,當前勞基法「一例一休vs.兩例」的爭議,也就顯現出一種台灣社會特有的弔詭:公民要求國家更強力介入公民社會的詭異狀態,並據此產生彈性失卻的兩難狀況。事實上,勞基法屬於個別勞動法律,其條文規範,論理乃是台灣受雇者最低實質勞動標準。理論上是指凡我台灣受雇國民本該一體享有的基本普遍保障。基本上,由於勞動保護分成個別化的實質標準保障,以及集體化程序性權利。勞動者透由集體性的結社,進行鬥爭,將國家最低實質性保障進行上拉,可讓不同產業工種的工會結社,鬥爭出符合各自不同工種產業的勞動實情之勞動保護。此舉,將讓勞動標準保護可以符合不同產業的特殊實情狀況,同時,也是受雇上班族透由勞工結社的社團,跟資方的結社(台灣稱之為公會),經由雙方鬥爭、協調,打造出「社會自治」性格的規範保護。

其實,這頗為吻合公民社會原本該有的自治特徵。公民社會必須擁有各種活躍的公民結社(以階級眼光視之,此種公民結社即是所謂工會跟公會),勞資雙方的團體協約的規範,即表現出公民社會的自治特徵。儘管,台灣是個過勞的社會,凡是有正常理智之人,必定支持工時縮短、休假增多的措施。

但放在台灣脈絡之下,由於勞方結社體質長期虛弱不良,於是,便只是要求國家不斷強化個別性的實質勞動保障—勞動基準法。然而,一旦循此路徑,便產生一種國家介入到受雇公民的「假期」該怎麼定義、該怎麼休之細緻規範的可怕狀態;如此,等同於在邏輯軌道上鋪設了一條歡迎國家得以全面介入勞動生活展開樣態的可能。

因此,個人認為,除了強化實質性的勞動基準法,以改善台灣惡質崩壞的勞工處境之外,是否在政策上與治理方式上,可以有新的想像可能呢?換言之,在制度上進行程序性的強化,給予不同行業工種的勞工結社,在某產業或行業的治理過程中給予內建之角色,以此強化勞工結社之可能。例如,政府在推行某項產業的政策形成過程中,除了納入產業主之角色之外,也給予該產業代表性的勞工結社一定之位置,並將產業之市場與勞動秩序納入考量,以程序性民主的方式,帶出該產業的勞資團體協商之可能。

此外,由於「政府統禦主導」的治理模式,在新自由主義背景下開始讓位給各種公私協力的「治理」模式。但由於公民自主的社會結社過於薄弱,因此,公私協力的新治理,往往變成以營利為念的公司或市場邏輯接手。但吾人認為,是否有一種可能即是,公民社會中的非營利或非政府公民結社若能主動進擊,搶下政府在新治理模式中角色淡化後的空缺,用一種基進的胃納來消化往往變成委外給市場的營利角色的「新治理」,是否會讓新治理帶出真正新穎的民主深化或社群自治的可能呢?畢竟,傳統上以政府為統禦主導的制度性設計,其實在新治理的年代中,或許公民結社也可以主動爭取在新制度性的規則空間中,找到一種角色扮演的可能。

不論如何,上述期待透由新制度建構體現出新治理模式的可能想像,在現實上是否可行不得而知;但或許在新政府上台之後,對於當前公民所期待的政治與社會的改造共識基礎上,其實可以趁此難得的改革共識,擺脫原本貧乏與一元式的思考,在制度上創造出勞工結社的可能性,如同筆者曾經針對台灣媒體改造與新治理模式中所提出的想像中,透由制度來賦予電視台記者結社的新可能(註一),與新的媒體治理模式呢!

備註:
註一:關於台灣媒體社會化治理模式的改造想像,可參見《讓我們重新補課(上)》(連結:http://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61)、《讓我們重新補課(中)》(連結:http://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66)、《讓我們重新補課(下)》(連結:http://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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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2008 發表於樂多回應(0)引用(0)歐羅巴 vs. 歐羅肥編輯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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