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ne 21,2016 14:37

No.510 空服員罷工,公民相挺 [新一]

圖片來源:Pixabay ,CC0 Public Domain

6月8號起,以華航空服員為主要會員的「桃園空服員職業工會」發起罷工投票,若能成功取得罷工資格並進行罷工鬥爭的話,那這將是台灣戰後工運史上重要的一頁。事實上,由於台灣媒體水平低落,對以華航空服員為主要組成的桃園空服員職業工會之勞資爭議新聞幾乎無感,足見一線媒體從業勞工的勞動條件日趨惡化,是可預期的;畢竟,縱連媒體業勞工都欠缺勞工意識,不僅對「空服員」的勞資爭議新聞興趣缺缺,怎有可能起身捍衛日漸崩壞的媒體就業與勞動環境呢?
事實上,此次空服員罷工投票,有兩個重要的意義,值得公民認真關注與「相挺」。首先,此次華航空服員勞資爭議的主要爭執點在勞基法84-1條。勞基法84-1條可說是台灣勞動崩壞與過勞的元兇條款之一,若空服員能夠抵擋華航資方強逼勞工吞下的勞基法84-1條的責任制協議書,絕對對深受「上班打卡制,下班責任制」所苦的其它行業勞工,有無比的鼓舞。

勞基法—公民造法?

觀諸誕生於1984年的《勞動基準法》歷史身世,便可勞基法如何從看得見但吃不到的「月亮」,變成看得見也吃得到的「月餅」之過程。勞基法的誕生,起因於1980年代的美國深為貿易與財政雙赤字所苦,不僅將原因歸諸於其它國家,尤其東亞國家的「不公平貿易」,並推出「貿易三零一」等制裁手段,逼迫東亞國家的市場開放。彼時,美國認為台灣暢旺的出口競爭力,建基於一種「勞工零保護」的基礎上,產生所謂「社會傾銷」(social dumping)。

於是,「山姆大叔」壓力下,蔣經國政權便推出《勞動基準法》以為搪塞跟回應美國的不公平貿易壓力。反正滯台中國人總是擅長「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制訂一部勞基法給美國看,但執不執法、如何執法,就是國民黨家的事了,反正歷經長期戒嚴威權,國民黨自是對仙島土產順民品質有高度信心哩。迨至,解嚴前夕的工人騷動,到解嚴後的全面性社會騷動,此起彼落的勞工抗議也加入了彼時解嚴後的社會抗議風潮中,經過年終獎金與加班費的各種勞動爭議,終讓「勞基法」普遍為國人所知,更知道勞基法是一部保障勞動條件的法律。

換言之,經由勞工抗議與騷動,終讓勞基法從單純的法律文字,開始有了現實實施之可能,因而產生類似「公民造法」的意義。然而,不幸的是,觀諸勞基法之誕生歷史,始知此一以「勞動基準」為命名的勞工保護法律,其內建概念乃是:凡我台灣勞動受僱上班之國民,皆以「勞動基準」保護為基礎起跳。但是,由於台灣工會與勞工集體力量之薄弱,卻讓「勞基法」從地板基準保護,成為天花板的最高標準,更讓許多公司以「本公司遵照勞基法」為優良公司之認證,實是令人難過。

但由於,「勞基法」乃普遍適用我國勞動上班受僱之國民的內建概念,於是,便有許多資方想在勞基法開設「後門條款」,以免除勞基法的相關保護規定。當然,此些資方的理據並非完全無理,其說詞無非各行行業工種有其特殊狀況情形,一體適用勞基法為免太過缺乏「彈性」,例如總不能叫一趟飛行時數超過12小時的空姐,在機上實踐正常八小時工時,加班頂多四小時的規範吧。因此,勞基法「84-1條」此一後門例外條款,有其理據,但由於台灣受僱者集體力量太過虛弱,便導致原本欲照顧到不同行業勞動特殊性的條款,成了資方擺脫勞基法規範的惡質條款,並成了台灣過勞血汗的「元兇條款」之一。

此次,華航空服員勞資爭議的核心之一,便是資方逼迫空服員簽署「84-1條」此一責任制協議而導致勞資雙方的爭執點。是故,桃園空服員職業工會此次對抗「84-1條」,即成了一次絕佳的勞工教育之展演(註一)

跳脫「勞保工會」,變身為以職業工種「集體議價」的想像?

此外,此次由「桃園空服員職業工會」帶頭罷工投票,若順利取得罷工資格而進行罷工的話,這可能是台灣戰後工會運動史上頭一遭。

過去,台灣工會一般區分為「產業工會」(industry union)與「職業工會」(craft union)兩種。後來,工會法修法後納入所謂「企業工會」,讓工會形式增加一種以企業公司為籌組範圍尺度的工會形式。原本的產業工會,雖名為「產業」,其實比較類似「廠場」為範圍的工會類型。

至於,職業工會一般則被簡單地認定是勞工保險的掛保單位所組成,因而在現實運作上成為無甚實質意義的工會。這乃源於1950年代中末期,台灣農村破產,正值宣告工業化前夕之際,工廠尚未大規模設立而足以吸納農村無以為繼而流動至都市的農民;因此,此些農民遂委身於都市邊緣,成為打零工的都市散工,過著「有一日、無一日」逐工作而居的打工生涯 (註二) 。十多年前由葉全真與伊正所主演的電影<黃袍加身>,即是寫實地描繪出,這群蝸居於台北橋下的都市散工,生活的困頓樣態與故事。

基於此,當年為解決工業化胎動前期,各式勞工現身都市各角落,隨時得因工作傷害或各式原因所造成的勞動力終身或短暫報廢後生計中斷,而捲惹成社會治安的問題,遂於1958年由中央制訂通過《勞工保險條例》。此外,台灣工業化的起飛,在新國際分工地圖上乃以「代工基地」面目出現,於是碎裂、分散的小格局工廠,1970年代被西方所謂「後福特主義」(post-Fordism )的外包系統(out- sourcing)給含括時,台灣進一步納編入西方跨國公司委外的生產單位,並四散在台灣農村到都市各地,形成中、小企業,及其背後綿密繁衍的層層外包體系中 (註三) 。於是,1979年<勞工保險條例>再次修正,讓許多層層外包供應鍊上,無法成為公司或工廠正式受雇者的勞工可以透由「無一定之雇主」和「自營作業者」名義,再經由加入職業工會,而享受基本的社會保障(勞保條例第六條第七項),讓勞保人數隨之攀升1.1倍。是故,「有/無一定之雇主」的判準,鑲嵌置放回工會法中的產職業工會分類時,就形成了台灣受雇勞工普遍上對職業工會認識和運作上的扭曲(註四)

事實上,台灣的「職業工會」模式,是比較親近於西方意義下的工會運動(trade unionism)的邏輯。西方工會運動中,深知若放任個別勞工在「市場」中喊價,將處於絕對弱勢。因此,若能有效干預勞動力市場,制訂出某個職業工種類別的勞動條件與起價,勞工處境將獲得大幅度提升跟改善。「職業工會」是伏貼著某個職業工種,若能將大多數相同職業工種進行團結,以集體議價方式,則屬於此一職業工種的受僱者將不會單面受制於市場價格,而讓勞動條件日趨惡化。

儘管工會法依舊將職業工會組成幅圓限縮在「縣市」格局,而無法產生將所有同一類型職業工種者皆納入,但此次桃園空服員職業工會的罷工,依舊開啟了得以用「職業工種」進行集體議價的想像空間,避免個別勞工在市場上零售式的絕對不利。例如,荷蘭的翻譯員行業,儘管其工作場所屬於個別性,但向工會登記的翻譯員,不論受僱於誰,其起薪皆有行業內的集體規範作為基礎保護。

不論如何,以華航空服員為主要組成的桃園空服員職業工會之勞資爭議,對深陷勞動崩壞慘狀的台灣受僱者而言,皆有其重要意義,並且值得關注台灣社會正義的公民大力相挺啊!

※ 註釋:

◎ 
註一:
關於華航空服員勞資爭議跟「84-1條」的問題,可參見《焦點事件》網站的〈「風雨中追尋自由」 華航勞工的抗爭〉(連結),〈說到做到 華航空服員啟動罷工程序〉(連結)。回到內文

◎ 
註二:
其實,農民變成工人並非一蹴可幾。英國十八世紀中末期的工業革命發生,並據此產生工廠制度而大規模吸納新生勞工階級前,破產的農民成為都市流民已有一、兩百年來回流離的歷史。台灣農民變工人的時間,幾乎在一、二十年內完成,亦因此博得「經濟奇蹟」之稱譽。但事實上,此種轉換的壓縮不良,就以台灣工廠勞工的高流動率、轉進非正式部門(譬如,寧願擺地攤、小吃攤等等,而形成台灣『喜歡做頭家』的現象),作為適應不良併發症的表現。回到內文

◎ 
註三:
外包體系層層外包至最底層的「家庭代工」(homeworker),因此家庭成為勞動場所的景象,幾乎是成年台灣人幼時的成長經驗之一。回到內文

◎ 
註四:
事實上,197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亦對台灣經濟造成一定的衝擊。同時,亦使得原本可以在農村務農,農餘時間兼作打工副業的農村居民,再次面臨被擠壓至新興的勞工城市中。台北縣三重就幾乎聚集了’70年大量從彰化和雲林等農業縣移流而至的工人,而這些因素意亦是造成《勞工保險條例》修改,讓「無一定之雇主」或「自營作業者」等等委身「非正式部門」的就業者,可以透由職業工會來獲得勞工保險的傷病、退休保障。這亦說明,台灣的「非正式部門」(informal sector)在台灣經濟起伏的緩衝調節的角色。回到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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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2008 發表於樂多回應(0)引用(0)歐羅巴 vs. 歐羅肥編輯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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