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gust 18,2015 13:31

No.467 當威權之翼贊參與民主選舉—也談宋楚瑜參選 [米那娃之梟]


圖片來源:flickr@  тǝмч ˛❤¸ ɑl ɑlı ,CC BY 2.0

早已開打的2016台灣總統大選,隨著親民黨主席宋楚瑜的宣布參選,使得未曾預期這個狀況的台灣政壇開始吹皺一池春水,甚至興起一定的波瀾。打亂了某些人的佈局,也促成了某些變化。這在民主的社會中,無疑是個常態之事,卻也透露出台灣民主發展過程的跌跌撞撞、進二退一,蹣跚難行的未竟全功的尷尬。
實際上,宋楚瑜的參選,與其他國家,特別是先進自由民主國家的政治人物屢次參選並不相同。誠然,在正常的民主社會裡,當然有政治人物屢敗屢戰,始終積極參選;更有可能,其人總是改換黨派門庭,卻仍然叱吒政壇(不過此種例子已屬少數)。但若說到這個政治人物本身不但踏入政壇的時機乃在民主法治尚未建立,甚至在威權統治下,於打擊民主自由政治價值主張時,擔當威權體制運作之重要成員,卻於終結威權統治後,仍於民主自由體制建立後,又搖身成為自由民主體制的參與者與被付託者。這種情形,恐怕就錯謬得無以復加。而這樣的存在必為成熟正常的民主社會所否定不容。這類政治人物或公職者往往被嚴厲追究其於威權體制下的種種反於民主自由的行止。嚴重者不但被追奪其公職所獲利益榮典,甚至必須逐出公共場域。這是恢復與確立自由民主價值秩序所必須,也是捍衛鞏固促成民主價值秩序體制化與鞏固深化所必須。

因此,我們不會也不曾看過,如德國等經過轉型正義的正常民主化國家內會有納粹黨的高官或積極執行納粹政權打壓、侵害人權政策之公職人員卻能在經過去納粹化(Entnazifizierung)後的德國仍能積極活躍、屢次參選。即使如中堅的執行官員,如艾希曼(Adolf Eichmann)之流,乃至僅係維持集中營運作,造成屠殺得以進行的基層官員,迄至今日,仍然成為唾棄、譴責甚至偵緝追究的對象。相對於此,於國民黨仍以戒嚴威權統治期間及側身於黨國體系核心位置,甚至參與黨內宮廷鬥爭,人稱「大內高手」的宋楚瑜,在威權戒嚴已經過去,台灣民主化進行已逾20年的今日,其仍能四度參選,對其個人,或可稱為「政壇奇蹟」,但對於台灣的民主與歷史,無疑是最深沈的反諷與嘲弄。

當然,這樣的四度參選台灣的總統選舉,除了個人的主觀意願之外,外部的環境與現實,其實才是其欲遂其志的真正必備條件。也是其可以成為台灣政治發展運行上可資關注與矚目的理由。或許,這也多方面地反應了台灣這蹣跚的民主前行路上的種種病灶。

然而,這些民主病灶,並非台灣主流媒體所一再宣稱的幾項問題。當然若以此作為宋楚瑜參選的正當性或可資抉擇的脈絡,也當然更是荒謬無稽。這些主流媒體或耳語傳播所言說的「藍綠惡鬥」、「政府效能不彰」、「建設發展停滯」等等。實際上,解析深究後,反而顯現出台灣民主政治發展上的偏廢、不足與缺漏之處。或許,也可以說,宋楚瑜現象,即是反映台灣迄今發展的上所體現的幾個主要問題:民主價值確信不足、台灣主體價值未確立、建設發展迷思、現代治理建構缺漏遲緩等諸多問題。

事實上,宋楚瑜參與之後,過去宋楚瑜的從政經驗自然地成為檢視的對象。而其早年及側身威權體系的核心關鍵位置,出任過新聞局局長與國民黨文工會主任是其重要從政經歷。而這個工作,實際上在戒嚴時期,乃是對於言論自由施加限制與為威權政府化妝、統一言論的核心關鍵機構。而其任內,關於出版物的查禁與新聞、言論自由的打壓限制仍然層出不窮。而透過新聞局對民主運動、政治異議者乃至新聞報導的壓制也並未停止。宋楚瑜或其支持者,或者以延續政策執行之理由,或者以當時的時空背景所限,作為其事涉其中的種種開脫抗辯。尤有甚者,更以其任內與過往相比略見寬鬆或相對和緩的解除,作為妝點其進步寬容的象徵。然而,不容否認的事實是,威權打壓民主,任令台灣深陷恐懼與壓抑的威權宰制,其運作邏輯並無不同。改嚴厲鎮壓而變懷柔,往往不過是內外壓力日增下不得不然的趨緩與統治方法的進化,從而手段多端的表現而已。對於錯誤的過去,作為威權統治參與者或輔翼者,他們永遠只有辯解,沒有反省與道歉,當然更談不上對民主的擁抱與堅持。而這樣的人與價值的團隊,今日卻大談民主,這實在是對民主莫大的挑釁與嘲諷!

而其任內除了針對出版物、新聞、言論與民主價值的管制壓迫,另外更針對語言文化持續予以抑壓。誠然,其與其支持者必然會說,關於語言文化,或者其所為者,不過是過去政策的持續。甚至,更進一步則反駁,稱其任內或個人私領域或行動上,對於本土語言文化並未敵視,甚且有所放寬。但若從當時民主運動日益昂揚,台灣人心逐步覺醒,且國際友邦(美國等)也對其統治方式多所關注批判的當下,這樣的放寬,根本與個人的理念、善意淵源甚淺,不過為「時代所趨」。況且,主體文化的論述與維護,無論如何,都不是其所思所為,更非其行動作為的根源。要說其非打壓反是保障維護有功,不但顯得矯情做作,更是違心之論,反於事實!

宋楚瑜最被人「稱道」者,其自身也屢屢引為政治資本的,就是關於其於台灣省政府執政(包含省府主席與省長時期)時,其「大力建設」這一事蹟。這些作為,也成為其與地方友善,跟各類不分黨派地方頭人、政治人物交好的資本。或者,也可視為其「政聲」的主要來源。我們姑且不論其建設的背後是金錢大量的耗費,累積巨額的政府債務,觀察其所「開發建設」者,多大量集中於土木基礎建設的領域,以及為數眾多卻利用效率地下的各類場館設施。但從這一系列的建設作為,我們都可以發覺,係植基於一種開發建設引導推助經濟增長發展的開發思維。從刺激與活絡經濟、金融的增長增速,有其短期的速效。然而,這些建設更大的「速效」,往往是政治與利益的分配鞏固,更是打造與深化地方籠絡與動員的根本實踐。因此,基礎建設、設施的施作,不見效能與長遠宏觀的估算檢整,卻總是見到為了滿足平衡地方勢力而屢屢浮濫無度。現今所人人抨擊的「蚊子館」、「煙火式行政」,甚至導致地方財政惡化的欠缺財政紀律作為,於宋楚瑜任內,其實早已種下種種隱患弊端,已為上述惡政的預演與先例。而台灣當前所欠缺並所需的,其實是更為宏觀且能永續的發展模式,過去的所謂開發建設模式,於今早已處處遺患,無以為繼。拿過去錯誤的一時炫目,作為勢需永續的解方,不但可笑,且為極其危險的抉擇,豈可不慎?

最重要的,在現今宋楚瑜宣布參選後,之所成為政壇論述針鋒相對的話題,主要還來自於許多人對其治理能力的高度推崇與信賴。然而,這種「能吏」的形象,並非來自於制度化的完善與運作順暢,而是關注在個人魅力與關係綿密的信賴與推崇。但現代社會的運作,特別是政府治理上,善政(good governance)作為政府管治的要求下,個人關係深厚與利益分配中獨斷卻巧妙和諧,實際上不但不值得鼓勵,更與所追求的制度性與體制化的要求相距遠甚! 蓋「善政」的要求下,合法性(legitimacy)、透明性(transparency)、 可責性(accountability)、法治(rule of law)、 回應(responsiveness)、有效(effectiveness)均須透過制度體制的確立與持續運作而予以實踐。這些細緻的要求下,相符合的治理,才能對台灣未來的民主與發展確立起可供憑恃的體系基礎。「人存政舉,人亡政興」的過去常態,畢竟是前現代社會的政治治理現象與特徵,我們必須脫離依賴各別個人的私人關係與個人特質,更應該構建起更加可依靠持續的健全體制。

因此,宋楚瑜參選四次總統選舉的背後,實際上是台灣特殊民主環境仍未竟成熟穩健的特徵與顯現。而某種程度來說,更是一種警訊。亦即,人們對於政治的選擇與判斷,仍主要依靠各別政治人物刻板印象。而這些刻板印象卻往往不來自於理念、價值抉擇的判斷,更非現實政治間的實態。相反的,卻來自於媒體公關形象的累積建構。此種流於個人直觀好惡的判斷傾向,一再地拖延台灣整體價值、體制與發產路徑檢討的提升與進步。更等而下之者,是一種對於價值抉擇與公共事務理解、認識與分析的怠惰與自命清高。而這樣的情緒,卻又往往來自於對於事物現實去脈絡的直覺反應。宋楚瑜的參政,也透露出國人對於現今社會的徬徨與無奈。沒有對於新社會環境與現實的理解,仍期待指導與依賴的人生價值慣性,都是民主建構未穩,價值仍然匱乏錯亂的顯現。宋楚瑜的再度參選,對於國人,與其說是選項,不如說是缺乏想像與依賴過去被指導、被領導模式的焦慮所致。這也意味著,台灣的民主法治仍有一條艱辛漫長的路要走。因此,宋楚瑜的參選,在思考是否列入選擇的同時,應該更深刻的理解檢視,台灣社會在其參選背後的種種問題的脈絡追索,並加分析批判,或許才是宋楚瑜參選一事真正應該理解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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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2008 發表於樂多回應(0)引用(0)歐羅巴 vs. 歐羅肥編輯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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