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gust 13,2013 00:30

No.364-旅行意義的「再現」與「誤現」:談吳濁流的《東南亞漫遊記》 [鄭清鴻]

 
        ◎ 發現「旅人」吳濁流

        「鐵血詩人」吳濁流在台灣文學研究中,以其小說作品與日治時期「中國之旅」中的孤兒意識、殖民經驗的探討為多,其他也有如漢詩研究以及客籍作家研究,豐富了我們對這位作家的認識。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吳濁流其實也稱得上是一位閱歷豐富的旅行家,在日治時期,吳濁流有兩次出國的經驗,一次是就讀國語師範學校四年級時前往日本的畢業旅行,在東京高沙寮與本島留學生同歡,也在此時接觸到民族主義的思潮,另一次則是在教員時期,因為得罪關西公學校校長而被調往馬武督,卻又因郡視學毆打本島男教員,決定以辭職抗議到底。出於對祖國的好奇與失業的現實,吳濁流選擇前往中國謀職,也因為這次中國經驗而完成〈南京雜感〉以及《亞細亞的孤兒》、《無花果》、《台灣連翹》等大作。相較之下,吳濁流戰後的旅行抱持著「無可無不可,不是一定要去的,去也沒有目的」,顯然比較沒有現實層面的考量。其晚年豐富的旅行經驗始於1957年旅日,以詩記遊吟成〈東遊吟草〉102首,1965年再遊香港、日本,作成〈再東遊吟草〉120首與〈東遊雜感〉,此後約三年出國一次,72歲(1972-1973)遊琉球、日本寫成〈東遊雅趣〉,遊東南亞寫成〈東南亞漫遊記〉,75歲後更是年年出國,直至77歲因感冒逝世。可見吳濁流的生命隨著世局的遷移與政治的動盪,不但跨越了日治來到戰後,其晚年遊歷之廣是同期作家之冠,在1970年代戒嚴時期頻繁出國觀光的背景也相當特殊。
        ◎ 公會的旅外考察如何變成「抵殖民」之旅?

        吳濁流此行遊東南亞,原本也只是與友人交情,受邀擔任代理日本軸承的企業董事有所投資而有機會隨著機器工業業者出國考察,應該是一場純粹的旅外觀光,但何以在《東南亞漫遊記》當中,我們不但看見在戰後1970年代中國民族主義發酵,以及一連串外交挫敗、國際動盪的情境之下,吳濁流放棄戰前較貼近日本的世界觀與現代感,轉而批判日本殖民行徑,而後又再現以中國為中心的歷史敘事,與海外華僑的「抗日」經驗接合?顯然吳濁流以古典詩夾雜散文書寫的行旅見聞,不見得只是排遣人生寂寞而已。

        如John Urry在《觀光客的凝視》一書提到:「旅遊時能夠看見特定的符號……這樣的「觀」光方式意味著,所有的觀光客都稱得上是符號學家(semiotictians)。他們不斷地解讀,把地標、風景全當作各種預設想法的意符,或者來自於各類旅行廣告或旅遊報導裡的種種符號。」吳濁流的目的地像是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等地,都有被異民族殖民的歷史經驗,在旅行過程中也碰到許多日本旅遊團,勾起了對殖民經驗的討論;二來是這些地方有許多華僑與漢文化的痕跡,語言的親近似乎壯大了吳濁流的共同體想像。因此旅程之中,吳濁流時常會主動提及台灣的被殖民歷史與自己的經驗,同時將日本侵略東南亞的歷史,結合華僑對日本民族性的負面觀察,開始無意識地梳理、連結自己與這些異地共有的歷史經驗,在自己的中國意識之下透過中國/中華民族的血緣關係召喚彼此的抗日記憶,讓「東南亞之旅」儼然成為「殖民地之旅」。

        吳濁流的遊記因為上述原因充滿濃厚的抵殖民意味,然而他對殖民經驗的再現,卻也有可能因此成為加油添醋、過度移情的誤現。舉例來說,吳濁流於極樂寺想起曾經於抗日時期來到檳城、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等地從事抗日運動的中國作家郁達夫亦曾遊歷此地,為感懷郁達夫的抗日事蹟與精神,遂作詩一首:

        極樂寺前弔達夫,檳城雖好旅情孤;

        千山萬水魂何在,抗日君知勝利無?

        但是參閱郁達夫與報社編輯、友人同遊升旗山的遊記,郁達夫自言遊憩之情尚稱「快哉」,吳濁流卻謂其「旅情孤」(也有可能是吳濁流自身之孤情)。又郁達夫於日軍請降之後才失蹤,吳濁流一句「抗日君知勝利無」是誤解或有其他意指,不得而知。總而言之,吳濁流在旅程中頻繁接觸日本觀光客,在關鍵性的極樂寺一遊與弔懷郁達夫之後,他的東南亞視域自此逐漸浮現中國抗日的歷史觀點,對東南亞的被殖民空間進行反殖民的解讀,卻不一定符合史實。

        又當吳濁流抵達新加坡時,遇矢吹先生與阪本先生來訪,同遊戰爭紀念公園(War Memorial Park)並參觀日本佔領時期死難人民紀念碑。作詩兩首:

        讀罷碑文皺兩眉,箇中淚史幾人知;

        而今四柱豐碑下,談情說愛對對癡。

        又在星洲會故知,霓虹燈下讀殘碑;

        人生何處逢知己,話到更深月落時。

        吳濁流在紀念碑之下開始思考「日華兩大民族的將來問題」,但是該碑四大支柱表現馬、華、印以及其他民族為新加坡建國精神之意,吳濁流的思考卻聚焦在「華」。由此可見,「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作為當地的歷史主體,在吳濁流的思維中似乎較為扁平,缺乏了華僑與其他民族的接觸與互動過程。

        ◎旅行、認同與台灣文學

        從吳濁流的遊記當中可以發現,「古典詩」對他而言不但是一種重要的文化認同標誌,同時也是台灣與東南亞在文學脈絡之下的重要交集。當台灣島人跨越了島嶼及海洋的邊界,開啟了雙向的觀看之後,在旅途的比較過程中,無不呈現對台灣經驗的反身思索。但是,在台灣複雜的歷史過程中,要從他者的位置重新認識「我們」自己,或「我們」是誰,卻也沒有那麼容易。就如同吳濁流遊記當中那個曖昧的「我國」一般:

        印尼是個好地方,現在列強都在此爭霸,例如在雅加達,美援一條大路,蘇俄馬上跟進,日本也插上一脚,猶似三四十年前列強在我國一樣。

        戰後的東南亞行旅,與吳濁流自身的漢詩改革相互結合,不但為其古典詩作注入現代的新意,古典詩也已然成為吳濁流生命經驗的重要參照。但是透過古典詩或漢文傳統再/誤現的抗日主體,我們看見的是吳濁流戰前與戰後錯位而模糊的認同,一如當時仍在迷霧中尋找自我定位的台灣文壇,而至今未必靠上了岸。

        (作者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文系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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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2008 發表於樂多回應(0)引用(0)民主論壇 >> 台灣文學ing編輯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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