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ly 30,2013 23:05

No.362-「蕃薯仔」的誕生 ──從《蕃薯人的故事》看戰後初期的台灣社會縮影 [藍士博]


        蕃薯與水牛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成為了極具代表性的圖騰,過去也與象徵外省人、中國人的芋頭、飛龍對應成為彼此對立、衝突的緊張關係。然而,透過張光直(1931-2001)的回憶錄《蕃薯人的故事》,我們不僅可以藉此回顧這個「二元結構」之所以形成的原因與過程,同時,更可以從個人生命史的微薄線索中,尋找人之所以為人的理由與價值。
        如果認同代表人類精神意識對於它者的投射,時間與空間的移動往往便成為了改變個人認同傾向的重大變因之一。儘管台灣作為漢人移民16世紀以降持續進駐/侵略的場域,台灣海峽的險惡海象卻一定程度阻隔了一般民眾的移動往返。所謂「十去六死三留一回頭」的俗諺,不僅刻畫了先民移動的風險與危機,更透露了中國、台灣兩地隔閡、交通不便的歷史實況。

        18世紀以降,交通工具的進步縮短了空間的阻隔;東亞各國政權轉型的發展趨勢,也逐漸地讓國家與國家的力量彼此衝突、接攘。台灣自乙未割台以降雖然成為了日本的殖民地,但是,台灣人卻越愈頻繁地往返於島內外的其他地域,從而在與「它者」的對比之下,形成了自己作為「番薯仔」的認同。

蕃薯仔的誕生


         「因為台灣島的形狀很像一個白薯,所以島上數百萬的漢人常常叫他們自己為『蕃薯人』」(頁2),張光直在書的一開頭便提到,居住在台灣的漢人原本因為地理形狀的關係,自視為蕃薯人。台灣作家鍾理和也曾經在散文〈白薯的悲哀〉中,闡述戰爭時期在北京居住的台灣人的認同困境。

        相較於在中國旅居的台灣人,戰前亦有部分中國東南沿海一帶的居民於日治時期來到台灣,他們大多是福州、廈門一帶的住民,來台從事的行業也大多是以剪刀、菜刀、剃頭刀(裁逢師、廚師、理髮師)為主。所謂「福州伯身背三隻刀」,一般泛指當時台灣社會除了內地人(日本人)以外的中國國民。

        不管是「蕃薯人」或者「福州伯」,戰前的台灣社會原則上還是比戰後穩定,移民只是少數的個案,矛盾也多半來自於個人與群體、社會之間的磨合。然而,戰後至國共內戰,大批前來接收、逃難的官僚、軍人、特務與民眾,讓台灣社會產生了共同體(community)層級的社會衝突。我們從戰後初期的報刊內容當中可以得知:「本省人」與「外省人」在當時是迅速成型與沿用的群體概念,不管二者的差異如何被表徵化,橫亙其中的都是不同歷史記憶、文化想像的認知傾向。

        對於戰前便住在北京、往返兩地的張光直來說,蕃薯人與唐山人之間可能未必存在著強烈的差別(頁3)。然而,正因為認同的界線與身份往往因人而異,同時又有可能因為客觀條件的變換而調整,所以就在我們意識到蕃薯與芋頭之間的差異之際,更應該思考:這個界線並非永久既存的,亦可能因為客觀環境的變化而調整、消失。

(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博士生)

傷痕見證、恐怖證言

這本書228、46 監獄見聞
短、卻真切

人之所以為人?
張光直後來棄文從史
回來擔任中研院副院長
特殊身份
〈後記〉

參考資料
張光直,《蕃薯人的故事》(台北:聯經,1999)。
鍾理和
曾士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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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2008 發表於樂多回應(0)引用(0)民主論壇 >> 台灣文學ing編輯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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